1937年，盐池县成立了产盐合作社，当年生产的食盐未出售完，1938年加强了运盐工作，组织全县大部分骆驼、毛驴都驮运合作社的盐。1939年，边区政府宣布，凡矿产皆为国有，盐户有使用权，群众可以自由打盐，政府不收任何代价。盐池县政府向三边分区银行贷款880多元，全部借给群众，在莲花池新筑盐坝子120个，在烂泥池筑盐坝子25个，两池当年产盐1200多驮，每驮价6毛（角），共计可得收入七八百元。
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委托军委后勤部组建三边盐务局，并制定了产盐方针：以军队生产为主，盐民生产为辅。打盐运盐也是部队带头。八路军三五九旅四支队在盐池的打盐生产，在盐池县的革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永久的佳话：
1939年春，国民党中央召开五中全会，制定了反共政策。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筑碉堡，增加驻军。8月份又拟调何文鼎部整编第二十六师由绥远（今内蒙）地区南下，进攻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切断延安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系。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阴谋，中共中央军委于1939年8月7日命令王震所部八路军三五九旅，由晋察冀返回陕北。10月初，三五九旅过河进驻绥德，赶走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控制起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等黄河沿岸五县，并在政治上公开揭露国民党的阴谋。
1939年初，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毛泽东主席向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40年初冬，三五九旅四支队（支队长苏鳌，政委贺文学）1200多人奉命来到盐池，准备开展打盐生产。为了解决住宿问题，他们首先向当地老百姓学习打窑洞的技术，挥动铁镢头，在盐池与定边之间的二龙口（今称“二楼”）明代古长城墙壁上挖掘了175孔土窑洞，以草为铺，住了下来。接着，他们就开始砍沙蒿柴，筑盐坝，为来年大规模进行打盐生产做好准备。当年，四支队战士与当地盐民在花马池、苟池共筑盐坝1094畦，打盐井108眼。
1941年春天，一场军民热火朝天的打盐运动打响了。虽然当时困难很大，打盐条件极差，但吓不倒三五九旅四支队的英雄战士。没有捞耙，就用手捞；没有车担，就用脸盆端，子弹箱子扛。许多人的腿和脚板被锋利的盐茬刺破了，再被盐水一蚀，钻心疼痛。但战士们仍然喜笑颜开，苦战不休。在他们手下，一堆堆雪白的食盐像小山丘一样，在盐湖畔上堆了起来。这些盐不但被运往陕甘宁边区各县，供应群众的食盐需要，而且还通过多种渠道，输入宁夏、甘肃、陕西关中等地，换回不少粮食、布匹、钢铁、药品、器械等边区急需物资。
当时，八路军战士们的生活极度艰苦。吃的小米饭，穿的粗布衣，而且还要时时注意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挑衅。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必胜的革命信念，给战士们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和无尽的欢乐。他们除了坚持经常性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外，还组织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一些文艺小节目，向群众演出，宣传抗日救国。下面记录他们每天都要唱的几支歌曲：第一支《起床歌》：“黑夜过去天拂晓，红日东升人起早，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飞起大步向前跑”。
第二支《开饭歌》：“这些饭菜人民给，我们应为民出力，救国救民靠吾辈，赶走东洋日本鬼”。
第三支《打盐歌》：“天是我们的天，地是我们的地，我们的同胞，岂容小日寇欺。生产支前线，参加打盐队，嘿！参加打盐队！”
这些歌曲，雄壮豪迈，充分表现了八路军战士的高尚革命情操和宽阔胸怀，给人一种奋发有为的勇气和力量。
三五九旅四支队在打盐期间，和当地群众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战士们初来乍到没有住处，当地群众就帮助部队挖窑洞。战士们开始不懂得打盐技忆当地盐民就手把手地给教。同样，在秋收大忙季节，战士们组织起来，到盐湖附近农村帮助群众抢收。部队的医务人员，还经常深入到附近群众家里，为患病的大人、小孩治病。军民关系亲如一家。1941年10月，一年的打盐战斗结束了。四支队的全体战士再次开赴盐池县城休整。驻扎于县城东街。
1942年1月，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亲自来到盐池，检查四支队的工作。针对个别人违犯群众纪律的情况，进行了严肃教育，使该队的面貌大为改变。军民关系更为亲近。
1942年8月，四支队离开盐池，跟随三五九旅主力部队开赴延安南泥湾屯垦。留存在古长城上的一百多孔土窑洞，至今仍在彰显着八路军三五九旅指战员们的英雄业绩。
1941年7月20日《解放日报》以《盐池工人大队四天产盐五千驮》为题，报道了盐池工人参加打盐的情况：“盐池工人队于去秋成立。当时是压坝子（筑盐田），工人们的技术比较高明，所以坝子的修筑要比部队在行一些，完成了1114个盐坝。而去年冬天，为着解决西北的盐荒，他们曾在冰雪之中走下盐田进行突击，生产了15000驮食盐。今年组织加强之后，每人管理4个坝子（部队三人管一坝子），占老池产量百分之五十。且因技术高明，质量亦较优良。四月单产盐即有2162驮，五月12250驮，六月竞赛期中，四天内即产5000余驮。一般在生产中皆积极，如60多岁的老戴，在竞赛中与青工比赛，不愿落后；吴长生曾在一日之内担了160挑盐上盐台，而且督促了旁人的工作……”警备七团在苟池开辟了十几个盐坝子，年产盐一万多担。
三边地委、专署三次动员盐池、定边两县民众与机关、部队、学生共3000余人，由县委书记、县长及区乡干部亲自带领，打盐两个星期。专员罗成德亲自下湖打盐担盐，一直累得病下，对军队和人民群众鼓舞很大。1943年2月3日的《解放日报》报道了罗专员的模范事迹：一，积极帮助前年军队机关在盐池打盐的巨大工作，帮助解决了食粮、用具和盐场。二，前年组织三边群众运盐2万驮，去年三边设草店9处，境内运输草料不缺。三，强迫二流子百余人参加工厂和打盐。四，拥军积极，能掌握政策。在1943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不怕困难”的奖状，对罗成德进行表彰。
《解放日报》1943年8月22日报道：“由地委、专署等机关召集干部进行紧急动员，分头通知居民连夜准备工具，天明即由县府高科长带领1300余人，浩浩荡荡赶赴池上。盐池县亦星夜动员，由张科长领队紧急赶来”。“盐池驻军亦将动员二百余人，于日内赶往打盐。现集中在盐池上打盐的队伍已达2100余人。罗专员亲自领导，因而群众情绪极高。估计最少能打出新盐10万驮（每驮约150斤——编者注）。为鼓励打盐情绪，三边‘七七剧团’已于18日下午出发前往盐池，给打盐的大军演出二日，以慰劳在烈日下打盐的群众、战士和工作人员”。
在1938年以前，苟池有盐田461块（每块盐田面积不一，在2亩左右）。老池（盐场堡）连一块也没有，盐户在老湖内打盐。其它烂泥池、莲花池以及敖包池、湾湾池、娃娃池、旱滩池等，只有少数盐田，产盐很少，年产只数万驮（当时每驮按150斤计算，每斤按24两计算，相当于16两秤的1.5斤。这是三边食盐长期形成的特殊计量规定）。1941年，八路军部队数千人到盐池开展大生产，首先进行盐田建设。截止1944年3月，在苟池筑盐田882块，老池筑盐田801块，加上其它各池共计2834块，每块为1亩左右。据初步统计，在大生产的几年中，1940年三边共生产食盐约40万驮；1941年生产70.2513万驮，创造了空前记录，但因技术不高，一部分盐质较差；1942年因雨水不调，且上年积压较多，当年产盐27.1617万驮，占生产计划40万驮的67.9%；1943年又调动部队官兵4000多人参加打盐运动，当年产盐52万驮；1944年因上年“存盐较多，且雨水不适”，产盐29.85万驮。
在打盐的同时，运盐也是一项重要而繁重的任务。1941年5月18日，中共西北局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决定》指出，运销食盐是党和边区人民迫切的中心任务。边区政府还成立了食盐督运委员会，实行“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委任了军队负责人为5路运盐司令。县、区、乡、村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督运委员会”，分别建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由党政正职干部亲自挂帅，实行带有军事化的半强制性的运盐政策。1940年，三边行署组织修筑了“定庆公路”（定边至庆阳）。1942年第二次整修定庆公路，其中盐池境内从莲花池到张新庄（今属麻黄山乡）100多里，由盐池县组织民工350人，8天完成任务。
1942年，三边盐务局采取了“民产官督，自由买卖”的办法，鼓励盐民提高质量，使食盐销路大增，由过去的数万驮突增至29.9万余驮。三边人民不但是群众参加运盐，部队也不甘落后。把生产的食盐运往陕北、延安、庆阳、关中甚至是国民党统治地区（白区），一方面解决那里人民的食盐困难，一方面要以食盐换回边区急需的粮食、棉花、布匹、医药等等，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运盐的最好畜力是骆驼。每头骆驼一次可驮运300斤左右，相当于2头毛驴，也相当于1头半骡子。把盐从盐场运到庆阳，每百斤可售价法币1050元。但骆驼和骡子的数量很少，为了解决运输畜力困难，在盐池驻军警备七团在团长黄罗斌倡导下，发明了利用耕牛驮盐的新办法。《解放日报》1943年8月29日、10月20日分别报道：“盐池驻军新创造，利用耕牛闲时驮盐，破除当地‘耕牛不能驮盐’的旧习”。警备七团组织了耕牛运输队。截止9月13日，他们已经走了两趟。第一次32头牛，驮盐5527斤，买了102400元（边币，下同），除去本钱24000元，12个人的费用17000元，净赚61400元；第二次32头牛，驮盐6530斤，净赚85063元。这样的事实，大大影响了三边军民。盐池一个合作社主任感慨地说：“耕牛放青驮盐，即不误农时又能赚钱，真是绝妙的算盘。就以运到张家畔来说，一年一头牛赚钱15000元，三边13000多头牛，如果都放青驮盐的话，要增加很大的财富。这对于生产建设、人民的丰衣足食，将是怎样的一个力量啊！”
在警备七团影响下，盐池干部群众也开始使用耕牛运盐。《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3日报道：盐池县“调剂畜力，挑选运输人员，解决鞍架困难，干部以身作则，县府贷款帮助”，使运盐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县委书记肖佐汉亲自下乡到农民中间，组织运输畜力。过去盐池人民习惯使用骆驼运输，这次发动农户家毛驴、耕牛、生牛（不会耕地的场牛）一起出动。共动员骟驴200多头，机关买牛53头，干部集资买牛7头，合作社买牛18头，农民出动耕牛18头，又贷款买牛20头，全部都用来驮盐运盐。
运盐的工作是很艰苦的。黄土道路崎岖不平，运盐人（俗称“脚户”）每天要走六七十里路，饱受风霜雨雪和饥渴劳累之苦。到了站口将盐驮子卸下来，首先喂牲畜放牲畜，然后人才能做饭吃。夏秋季运盐人多在露天过夜。有的人为了增加运量，除了用牲畜驮之外，人也要背一些。其辛苦可想而知。但运盐的脚户们还是一路辛苦一路高歌：“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赶上那毛驴走三边；三边地方有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
为了方便运盐队伍的吃住和休息，驻守三边的警备二团抽调人员在盐池、定边至驿马关的交通干线上选点开设骡马店，有大店5处，小店11处，既解决了运盐脚夫的吃住，又方便了来往客商。为了解决运盐牲口的饲草问题，三边分区拨款3000元，拨来公草6350斤，和群众合办草料店3处，其中设在打虎店（今属麻黄山乡）1处，山城堡2处。定价公平，便利脚夫，取缔了过去一些店户对脚夫的剥削。1942年，3处草站共卖出饲草8200多斤，为完成运盐发挥了很大作用。边区各地均设有盐业公司，按市价收购脚夫食盐，保证脚夫利益，并可记账驮盐，售盐后再归还资本，不取利息。据统计，1938年三边运销食盐只有7万余驮，1941年增加到30万驮（每驮150市斤）；1942年完成33万驮；1943年完成38万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