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的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是很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重大变化，他所见到的新鲜事情和腐朽现象，一般都能在作品中给予及时地表现，使作品具有较强的现实感。如1936年6月，红军解放了盐池县城，他亲眼目睹了一些反动官吏和地主落荒而逃的狼狈景象，又见到红军领导穷人闹翻身，打土豪分田地，感到穷人的日子有盼头了，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于是就创作出了《红军打屈县长》一首民歌，很快在全县流传开来。
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盐池县出了个劳动英雄王科，到延安开会见到了毛主席，受到党中央的热烈欢迎和招待，回来后生产劲头更足了。于是，王有根据所见所闻编出了《劳动英雄王科》一首民歌，一方面赞美了劳动光荣的思想，热情歌颂了党和毛主席对劳动人民，特别是对劳动英雄的关怀和鼓励，一方面批评了不好好劳动的懒汉、二流子现象，很有教育意义。
王有是一位很有创作成绩的农民诗人。他创作的民歌《红军打屈县长》、《父子揽工》、《劳动英雄王科》等，后来被收入诗人何其芳主编的《陕北民歌选》一书中。
六革命文化活动
1936年11月，根据党中央关于大力开展苏维埃文化活动的指示，盐池县成立了人民剧社筹备会，培养大众人才。经过半个多月，发展了15名演员，正式成立了人民剧社分社。演员学会了儿童舞、劳动舞、大联合舞等舞蹈，群众第一次看到了生动活泼的新式节目。从此以后，每年的春节期间和慰问驻军的时候，盐池县党政机关都要组织群众开展扭秧歌、跑旱船等“社火”活动。这成为盐池县的一项文化传统。
1939年，在三边分区文教会议上决定，将原三边民教馆主办的民众业余剧团改为专业剧团。1940年，为纪念抗战三周年，将剧团命名为“七？七”剧团，1943年改为“三边文工团”。三边文工团成立后，每年都要到盐池的“七月会”（骡马大会）上演出助兴。由盐池县商会资助部分演出费，不用公家和群众负担，很受群众欢迎。
1940年，盐池县警卫队成立了“俱乐部”，经常排演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活跃了战士们的文化生活。
1943年8月18日，“七？七”剧团到盐池演出两天，慰问打盐的八路军战士和群众。同年，延安电影团摄制的无声电影《南泥湾》到盐池放映。盐池群众第一次看到了电影，大开眼界。
1944年12月，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文工团到盐池慰问演出。节目有《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夫妻逃难》等，还以盐池县劳动英雄王科开磨坊致富为题材，编演了文艺节目。
1948年10月，三边文工团深入到盐池南部山区唐平庄，慰问战斗在该地的回汉支队指战员。演出三天。
1949年9月，三边文工团奉命开往宁夏银川市。在庆祝宁夏解放的日子里，文工团在银川街头敲锣打鼓扭秧歌，十分活跃。同时深入各学校，排演新秧歌，教唱红色歌曲，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此期间，文工团负责人奉命接管了原马鸿逵的“觉民学社”和“庚辰俱乐部”，并在原马鸿逵的“云亭纪念堂”（后改为东方红剧院）首次演出了新编现代戏剧《人民城市》，反映了人民群众为迎接解放，英勇保护人民城市的故事。
七大众化的群众文化教育
边区时期，人民群众刚刚从漫长的封建社会走了过来，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对于民主与科学不易接受。共产党在培养教育人民提高文化水平的同时，也教育人民破除封建迷信，讲民主，讲科学，讲卫生，移风易俗，树立革命的新风尚，使边区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党组织和各群众团体利用各种机会与形式进行广泛地宣传教育，如纪念会、集会、戏剧、歌曲、化妆讲演、标语口号等等。并紧密联系群众的生活实际，如宣传加紧生产；宣传鸦片、赌博的危害；宣传破除迷信，男女平等，废止买卖婚姻；禁止妇女缠足；宣传改造“二流子”，教育不务正业者等等，收到了相当好的成效。
开展放足运动封建社会遗留下来妇女缠脚的习惯，像沉重的精神枷锁束缚着妇女同胞。按照那种落后的社会习惯，女孩子从四五岁开始就要缠脚，限制双脚的生长发育，使其筋断骨折，最终成为不能健步行走的“三寸金莲”。不但残害了妇女的身体，把健康的人致残，而且给妇女在思想上落下了终身无法解脱的伤痛。“五四”运动时期，在一些大城市里曾经掀起过提倡妇女放足的“天足”运动，但盐池县地处封闭落后的西北地区，妇女大众的缠足习惯并没有被触动。
1939年8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条例”规定：凡边区妇女在18岁以下者，一律禁止缠足；已缠足者，自条例公布之日起，须一律解放；凡违反者，一经查出，即科处其父母或其家长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凡边区妇女年满40者，劝令解放，不加强制。
“条例”公布后，全边区并突击6个月，督促检查各地对禁令的执行情况。此后，禁止女孩缠足成为各县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盐池县禁止女孩缠足的收效甚大。截至1939年，18岁以下的女子绝大多数已经不再缠足（但仍然有少数思想顽固者，还在偷偷地给女孩子缠足，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完全禁绝），18岁以上至40岁的妇女绝大多数都放了足，就是将已经缠了的足放开，使其逐渐恢复健康，称之为“解放脚”。40岁以上的妇女，因为被缠的足已经定型，不再严格要求其放足。禁止缠足，是党和政府解放妇女、保障妇女权利的一大功德，是妇女翻身解放的具体表现。
实行婚姻自主盐池解放前，长期实行封建的包办买卖婚姻，男女婚姻没有自由、自主可言，一律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高额财礼。男女结婚不经过政府部门审查登记，完全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有钱有势的人可以三妻四妾，穷苦人打光棍者比比皆是。民间多有童养媳、招女婿（俗称“站年汉”）、娃娃婚以及“大妇小男”（五六岁的男孩可以娶十五六岁以上的姑娘）等风俗习惯。封建礼教要求女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必须“从一而终”，男子有“休妻”的权力，女子则没有离婚的自由。寡妇不准公开改嫁，则允许男子“抢寡妇”，由此而引起的打架械斗到处发生。种种封建礼教和习惯势力把妇女压迫得抬不起头来。正如一首民歌唱道：“旧社会好比是黑格隆洞枯井万丈深，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妇女压在最底层”。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条例”规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男女结婚须双方自愿；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招女婿）；结婚年龄男子以满20岁、女子以满18岁为原则；结婚之双方得向当地乡政府或市政府请求结婚登记，发给结婚证；凡男女之一方（根据第十一条之理由）请求离婚，经乡或市政府考察属实准予离婚者，他方无异议表示，发给离婚证。他方有异议表示时，则由法院审查判定。
“条例”公布之后，盐池县即开始向群众宣传，说服群众改变旧的封建婚姻习惯，实行新的婚姻制度。边区民政厅印发了统一的结婚、离婚登记证。但是，由于封建的旧的婚姻习惯根深蒂固，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在农村自觉到政府登记结婚、离婚者很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府亦不强制执行。不过由于边区婚姻条例的普遍宣传，对于旧的封建势力和婚姻习惯冲击很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婚姻自由逐渐深入人心，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有些女子为了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不惜离家逃婚，有的如张银香等，还毅然逃婚参加了革命工作，在盐池的革命史上留下了佳话。
破除封建迷信解放前，盐池县由于经济文化落后，老百姓笃信神鬼。烧香拜佛，相信阴阳、巫神，卫生习惯也很差。盐池解放后，党和政府把教育人民破除封建迷信，提高人民的文化与卫生知识，当作一项经常性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宣传教育，人民的思想认识与科学知识大为提高，修庙求神、有病请巫神治疗等现象逐渐减少。唱戏、闹秧歌也换上了新的内容，使其成为宣传教育人民的一种形式。但在破除迷信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过激行为。例如，位于四区的灵应山寺，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千年古寺。每年农历三月初三的灵应山香烟庙会，会期3天，不但周边陕甘宁三省的群众来赶会，还有内蒙古伊克昭盟的蒙族牧民也来跟会，场面盛大热闹，对于促进周边人民的文化与物资交流有一定好处。1941年，驻当地的八路军警备一团某营不听群众劝阻，将灵应山寺庙拆毁，引起群众很大不满。
禁止烟毒赌娼在旧社会，鸦片烟、赌博、娼妓，是三边地区最大的毒害，被称为三边的“三害”。鸦片烟是一种危害极大的毒品。陕甘宁边区成立后，曾竭尽全力励行禁毒，使吸毒者大为减少。但盐池县紧靠宁夏地区，宁夏所产烟土很容易被输送进来，所以仍有偷吸现象。吸食者面黄肌瘦，浑身无力，丧失了劳动能力，被人们叫做“烟鬼”。赌博，被群众说成是“夜点明灯，活剥人皮”的勾当。玩赌者多半不事生产劳动，最后都落得个倾家荡产身无分文的下场，因之被人叫做“光棍”。赌徒在输急了的时候，就会非盗即抢，对社会危害很大。娼妓在进入边区时期以后，不敢公开活动了，多数变成了“暗娼”，群众叫做是“半开门”。“三害”在盐池毒害年久，病痛巨深。在大生产运动中，政府结合改造二流子，采取各种措施，发布禁令，深入宣传，做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使“三害”基本绝迹。许多光棍“金盆洗手”了，烟鬼自动向政府交了烟枪，暗娼们也彻底关了门。群众深有感触地说：“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改造“二流子”“二流子”是指社会上一些不从事生产劳动，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盐池解放前，乡村中的二流子很多，深为群众讨厌和不齿。他们没有什么生产资料，也不从事生产劳动，好吃懒做，专门依靠别人施舍、吃蹭饭（即毛泽东主席后来所说的“吃摩擦饭”，赖在别人家不肯走，等着吃饭）过日子，有的还抽大烟、耍赌博。这种人被群众称之为“二流子”。当时边区有一段顺口溜说：“二流子，怕动弹，不劳动，不生产。人家吃，他在看，人家穿新他穿烂。”大生产开始以后，边区政府号召改造二流子。在组织劳动力的同时，对二流子采用“官督民逼”的办法，使其参加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变成好人。“改造二流子”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各乡村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都负有对二流子的改造任务。如五区二乡党员范忠，负责转变二流子李占林的工作。他每天晚上都到李的家里去，以劳动模范作榜样，苦口婆心，开导劝说，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终于使李转变为好人。李自动将洋烟灯交给了区政府，参加了变工组，1943年种庄稼7垧（每垧5亩），种西瓜1.5垧。像李占林一样，很多人在政府的帮助下改邪归正，戒了烟臆，参加生产，成为自其食其力的劳动者。在加强教育，发展生产和人民群众的帮助斗争下，大部分二流子得以转变，自谋职业和参加生产劳动的逐年增多，社会风气大为改变。城区的二流子自动向政府交了烟枪。据统计，1942年全县有75个二流子参加了劳动生产；1943年前全县的135个二流子，有114个改造成为好人，参加生产。有的还当上了劳动模范。
毛泽东主席曾经高度评价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状况，他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18页）。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是人们心中的一片净土和圣地。美国人卡罗尔卡特在他所著的《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一书中说：共产党“最伟大的魅力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而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使他们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还说：“共产党……士气高昂，与国民党的状况截然不同。国民党士气低落……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