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2月17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正确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后的形势，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阶级矛盾退居于次要地位。在这种形势下，除了汉奸亲日派以外，国内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集团、各军各界各民族以及各个爱国人士，都会携起手来共同抗日，团结御侮，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因此，自“九一八”以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一系列政治宣言，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有了新的立足点，为建立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11月，共产国际派林育英（张浩）回国抵达瓦窑堡，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有关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当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统一苏维埃政权的领导，部分改变经济政策：不没收赞成抗日的地主土地，对富农不任意征发。政治上由于民族危机严重，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1935年的“八一宣言”及“十二月会议决议”等，更明确提出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制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6年2月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的说明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标志着党的策略路线已经完成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
1936年5月5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慎重向南京政府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理应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参见1936年5月16日《红色中华》第一版）。《通电》将过去“反蒋抗日”的策略转变为“逼蒋抗日”。从这个通电开始，中共中央着眼于处理国共两党两军和两个政府之间的关系。
1937年9月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讲话》。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讲话的发表，宣告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盐池县解放以后，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壮大了抗日力量，有力地巩固了本县“边区西北门户”的地位。
二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在盐池
团结一切少数民族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基本政策。
内蒙古鄂尔多斯地方，行政区称伊克昭盟，地处黄河中上游，三面河水环绕，东部与山西省为界，西部与宁夏省接壤，南部与宁夏盐池县，陕北定边、靖边、安边、横山等县为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连接大青山，沟通陕甘苏区与苏联的重要通道。1930年，宁夏省主席马鸿宾为了笼络蒙族势力，给伊克昭盟实力派、鄂托克旗旗务帮办兼保安大队长章文轩一个宁鄂边界巡防司令的名义，并赠送步枪100支。1938年抗战开始不久，经宁夏马鸿逵介绍，国民党西北行政长官朱绍良发表章文轩为“伊南游击司令”。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於12月20日发出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明确指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面前，蒙古民族灭亡或是民族解放的两条道路。号召蒙古民族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1936年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配合在一起。”
毛泽东报告之后不久，中央决定成立蒙古游击队，由高岗担任司令员，张爱萍任政委，带领着一支二三十人的游击队进入与盐池毗邻的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鄂托克旗、三段地、城川一带活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6年6月定边、盐池解放后，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和开展蒙古民族的工作，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蒙古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主任，曹动之、赵通儒等为委员。蒙古工委最初在盐池成立，后迁到定边（《采访刘晓同志纪实》）。中央给蒙古工委充实了一批干部，同时抽调田万生、赵通儒、白汉臣、郝登鸿、徐子猷、曹动之、曹布诚等一部分人员，充实蒙古工委的工作。
蒙古工委根据中央“在蒙古地区不进行土地革命，专做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精神，在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开展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当时与定边、盐池接壤的内蒙古伊克昭盟还是个空白点，各种势力都想极力插手。为了扩大根据地，防止反动势力进入蒙地，党中央对于开辟伊盟地区的工作十分重视。所以，蒙古工委在蒙民地方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接近上层，团结中层，争取下层”，着力发展民族武装。工委在定边和鄂托克旗三段地各开设了一个蒙民招待所，以便联络蒙民各阶层人士。又根据中央决定，将1935年秋在陕北横山、靖边成立的蒙古游击队（队长吴亚雄，后齐廷珍，政委杨勤生）拨给蒙古工委领导，高岗兼任司令。蒙古游击队100多人，1936年春天在内蒙乌审旗河南和鄂托克旗城川一带活动，定边、盐池解放后，游击队也随红军西进于鄂托克旗三段地、二道川一带，配合骑兵团战斗。有史料记载，1936年7月13日（农历5月25日），高岗司令员率领蒙古游击队，从盐池县城开到鄂托克旗西南部，解放了董家地（今盐池县苏步井一带）、二道川、三段地等地。那天，当地农牧民正聚集在马场井龙王庙上祈雨领牲。当炖在锅里的羊肉快熟的时候，红军来了。起初大家很恐惧，但看到这些军队纪律严明，对老百姓很和气，又经过齐队长的解释和高岗司令员的讲话，打消了大家的恐惧心理，很快把红军当作自家人一样，端上来香喷喷的羊肉招待红军，可是没有一个人去吃。高岗风趣地说：“还是谁求雨领牲给谁吃吧！我们没有求雨，如果把肉吃了，龙王爷不下雨，乡亲们恐怕要骂我们了。”从此，当地老百姓知道了红军是全心全意为穷苦百姓的队伍。
回族也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少数民族。1936年5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指出：“陕甘两地有着占人口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的广大回民群众，争取与帮助回民到抗日反对国民党军阀卖国贼的战线上来，为回族的自治与解放是我党和红军极迫切的重要政治任务。”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又发出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
1936年9月22日，罗迈（李维汉）奉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之命，到三边组织定边工作委员会，筹备解放宁夏事宜。定边工委由李维汉任书记，高岗、宋任穷（红二十八军政委）、宋时轮（红二十八军军长）、贾拓夫为委员。宁夏是回族聚居比较集中的地区。中央认为，建立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个团结蒙古民族的问题，而且还有个团结回民的问题。为实现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大联合，加强蒙民和回民工作，都是党在西北的战略任务。因此，中央又决定撤销蒙古工委，成立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于10月份正式成立，直接受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由定边工委书记李维汉兼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赵通儒任秘书长。少工委下设回民和蒙民两个工作部。蒙民部驻定边，由高岗兼任部长；回民部驻盐池，由贾拓夫兼任部长。当年12月西安事变后，李维汉、贾拓夫离任回中央，由高岗接任少工委书记，秦力生、杨一木先后接任回民部部长，白坚、赵通儒先后接任蒙民部部长。
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在开展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工委主持下，盐池、定边两县主动将从马鸿逵手里夺过来的北大池、敖包池、苟池物归原主，归还给鄂托克旗。使广大蒙民同胞对共产党、红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扩大了政治影响。很多蒙古族同胞来到三边解放区，依照蒙民的传统习俗，找高岗等领导人设香案、拜把子，把共产党人当成他们最真诚的朋友。毛泽民在盐池期间，不仅跟商人接触频繁，而且还做少数民族的工作。为了工作需要，毛泽民、宋任穷、高岗、贾拓夫四人跟蒙人结拜为盟兄弟，人称他们为“四弟兄”。
对于和红军接近、有联系的人，蒙民们也亲切地称他们为“红军某某某”，可见共产党在这一地区影响之深。在蒙民中，工委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有鄂托克旗的巴雅尔、巴达玛（女）、索洛图，乌审旗的格日德和民族革命先驱奇国贤等。这些人经过党的培养和革命斗争锻炼，都成了革命的忠诚战士。
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领导的民族的游击武装，除了蒙古游击队以外，还组建了蒙汉支队，队长刘约三；回民游击队，司令马怀蔺，政委李静波。1937年6月，以骑兵团和曹动之带领的蒙汉游击队为基础，建立骑兵部队指挥部，以高岗为司令，曹动之副之。统一指挥三边、伊蒙各县旗的地方部队、游击队、赤卫军开展游击战争（张思铨《高岗在西北东北》）。其时，驻扎在盐池县井记沟（今属大水坑镇新泉井行政村谷山塘自然村）的豫旺县游击队，队长丁显荣在敌人策反下，准备叛变。少工委得到情报后，高岗指挥骑兵团从定边出发，黎明时分包围了井记沟，当场将豫旺县游击队缴械，带回定边改编。稳定了军心，消除了后方的一大隐患。（丁显荣后来在解送途中脱脱，解放后死于狱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占领了归绥（呼和浩特）和包头，并集中一批蒙奸到了包头，企图派往伊盟、阿拉善旗活动；同时也收买了一批回奸，派往宁夏、兰州一带活动。9月，中央经过分析后认为，必须同时加强伊盟和宁夏地区汉族人民的工作，只做蒙民和回民的工作不行，必须加强蒙、汉、回的团结，实现西北各民族的大联合，才能抗击日寇。因此，中央决定撤销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绥蒙工委和中共宁夏工委，进入绥蒙、宁夏开展工作。1937年10月，成立了一年之久的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撤销，高岗调回延安，所辖的蒙民和回民两个部，交归刚刚恢复的三边特委领导。
三团结哥老会
哥老会最初是“反清复明”的民间组织，其成员遍及全国。在西北，无论苏区或国民党统治区，哥老会多有存在。在哥老会“威、德、福、子、玄、松、柏、一、枝、梅”的十辈排序中，陕甘宁地区属于十字之首的“威”字西北堂。早在左宗棠的湘军镇压马化龙起义的金积堡战役结束后，湘军中有许多湘、皖、川、陕籍的军人退伍后在宁夏落户，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哥老会成员，哥老会随之在宁夏地区发展起来。辛亥革命前后，宁夏地区已是“无处不设香堂”，无人不晓“袍哥”。民国18年（1929年）西北大旱，赤地千里，寸草无收，灾民嗷嗷待哺，哀鸿遍野。国民党政府不施行赈灾救济，地主恶霸催租逼债不遗余力。灾民们携家外逃，卖儿鬻女，辗转沟壑，少数人被逼无奈，走上铤而走险、杀人越货的道路。于是，哥老会组织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有的地方甚至是“除了庙就没神啦，除了哥老会就没人啦”，可见哥老会人数之众多。在日本侵略中国的严重关头，团结哥老会共同抗日救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策略。
1936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了《对哥老会宣言》，调整对哥老会的政策。指出“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已经走上了新的阶段”，“不管我们过去互相间有过怎样的误会与不满，我们现在都应该忘却抛弃，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哥老会可以在苏维埃政府下公开存在，我们更设有哥老会招待处，以招待在白区立不住脚的英雄好汉、豪侠尚义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