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争取哥老会参加到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来，号召哥老会与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1936年8月26日，中共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在河连湾召开了盛况空前的哥老会大会。到会的哥老会“大爷”、“兄弟伙”共80余人，内有从西峰镇、三岔等白区来的代表20余人。会议首先由省苏维埃政府马锡五主席报告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次由省委代表报告目前形势与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及对哥老会的政策。受到与会代表热烈欢迎，掌声如雷。哥老会大爷李荣、徐大爷等讲话，表示今后在苏维埃领导下进行抗日工作，发扬过去参加辛亥革命之光荣传统等，言辞激昂。哥老会兄弟伙均摩拳擦掌，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一致抗日救国。并提出“十大问题”，在会上热烈讨论通过：一、打日本救中国；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三、铲除贪官污吏；四、反对汉奸卖国贼；五、团结四方英雄好汉，实行打富济贫；六、发扬过去革命精神，坚决打日本打卖国贼；七、同难同心多援助，协心抗日保人民；八、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抽丁派粮一概反对；九、收集各地流散枪支，作为抗日武装；十、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
会议期间，哥老会成员自主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筹备委员会，拟组织“抗日救国军”，并发出《通函》，通知“上下山堂人老五辈拜兄少弟”各处码头，“急速召集我们汉流弟兄，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时已迫矣，事已危矣！函到之日万勿迟延。望即派代表前来接洽为荷！”
会议最后由马主席宣布成立省哥老会招待所，招待积极参加抗日的龙头大爷和江湖好汉。会后，三边哥老会招待所在定边成立，同时在三段地成立了蒙古招待处。
1936年11月，驻军盐池的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西方野战军中路军司令员宋时轮将军，为争取灵武县新华桥乡哥老会大爷石万寿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亲笔给石万寿写信一封。信的原文如下：
史（应为“石”—编者）万寿仁兄英鉴：
经杨三哥介绍后，知兄有多年精炼之功夫，并有兄亲身所教练之数百血气的勇士。当今我国正遭受日寇压迫和耻辱，四万万同胞正处在生死关头，爱国的志士莫不愤而踊跃地起来，拥护和协助中华人民红军之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如兄之为人岂能置之不问乎？兄若不肯失此良机，起来共同救国救民，上为国家雪耻，下为百姓救生，兄不但立刻成为全国人民所敬爱之良民，而且同样列入我国著名之民族英雄矣。古人云，乱世出英雄。兄果有意为此，弟非常欢迎，并负责给以胜利的帮助。事急矣，请兄斟酌！
人民红军中路军司令员
宋时轮握手
十一月十三号
宋时轮将军的信，经杨三哥（红军地下工作者，当时以石匠为掩护，在新华桥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传给石万寿，石十分欣喜。他与杨三哥一同来到盐池，要求参加红军。但宋时轮让他在当地进行革命活动。石万寿接受了红军首长的安排，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他在新华桥一带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有志青年参加红军部队，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工作。
四与友区的初期关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旨在灭亡全中国的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标志着全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此爆发。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忠实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中国国民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民主党派，各民族人民，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万众一心，共同进行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这一时期开始时，党的方针和口号最初是争取和平、民主与抗战，后来是巩固和平和发展民主。当时的主要工作，第一是转变政策，进行普遍地教育干部；二是利用顺利的形势，向友区开展党的工作；第三是开始以生产为中心的建设边区工作。
争取逃亡的地主、绅士回来参加抗战。截止1938年末，有在土地革命时期被剥夺公民权的7户42人回到盐池，并且参加了普选。政府帮他们找地方住，找地种，和其他群众同样对待。回来的人大都参加了抗战动员工作，但未被选入政府机构中。
抗日战争开始，国共结成统一战线，自消灭了窜扰边区的土匪以后，盐池县与周边友区一度关系和谐，有事还可以互相商议解决。有这样两个事例：据《盐池县政府1939年上半年统战工作报告》中记述，盐池县西南部靠惠安堡，有宁夏盐池昔日之旧县政府驻此。1938年，该县县长蒲崇德对共产党态度较好，引起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猜忌，调换刘兆汉为县长。又将灵武县民团数十人调到惠安堡驻防。该部队系过去内战时成立的所谓“金灵剿匪游击队”。领头人黎维新（石沟驿人），人称“黎司令”。其人对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有一定认识，惠安堡方面如果与盐池县区乡或群众发生纠纷，他常出面予以调解平息。1939年3月22日，有惠安堡政警二人到边区盐池县五区三乡硝池子村，找村民李天润去惠安堡“开会”，被李拒绝。第二天，又来政警4人，持枪逮捕李天润。李以土枪在室内抵御不出。政警们无法可施，便将李家的6头毛驴拉走。当李天润到惠安堡要驴时，惠安堡政府的人说，李在以前雇的一名壮丁逃跑了，令李再交大洋一百元，否则就不给驴。此时，黎维新出面说话，让把毛驴归还予李，一百元大洋由他负责。但李将毛驴拉回来以后，从未见黎维新来要过钱。
另一件事是：1939年，驻盐池的八路军部队搞生产自救，开荒种地。5月10日，当部队到五区三乡二村（尚家圈）耕地时，邻村（雨墙）友区一个联保主任崔岐和保长李茅跑到惠安堡向刘兆汉报告，说共产党的村主任尚贞带领八路军开垦了惠安堡辖区的土地。刘兆汉要派人去抓尚贞。黎维新说，不用去抓，我带信让他来。尚贞去见了刘兆汉，说：“贵县所属人民均有门牌号码，而我们边区人民没有。我军现在所耕之地，均系无门牌号码人家的土地。请县长派人到实地查看。”刘兆汉听后，知道是保长诬告，遂发话说：“今后彼此地界，以人民有无门牌来别。”此事亦就此告结。
1937年12月，中央曾指示“一起服从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这一政策指导下，统战工作出现了右的倾向。据资料记载，从1938年至1939年夏，三边分区为帮助友军巩固，共捉获、送归友军逃跑、叛离的官兵达数十名以上，“解决了友军很大困难”。这实际上是将一部分有倾向于革命阵营的国民党官兵拒之门外。直到1938年下半年，经过边区党委的指示，对国民党不仅要有团结，而且要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才纠正过来。
五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
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虽然将大部分兵力调往正面战场，但仍将嫡系胡宗南30万装备精良的部队留在西北，与马步芳部队从南面虎视眈眈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于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设立专门机构“防共委员会”，秘密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不久又散发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制定了“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一系列活动，标志着国民党的政策已由抗战初期的比较积极的国共合作抗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发生了曲折性的变化。从此，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愈演愈烈，不停地在全国各地挑起反共摩擦。陕甘宁边区是这次反共高潮中武装进攻的重点地区。1939年12月，国民党军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部等，及地方部队共30余万人的兵力，从南、北、西三面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武装袭击驻宁县、镇原、合水的八路军，杀害八路军指战员300多人，侵占了宁县、镇原两城，制造了第二次陇东事件。与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遥相呼应，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从1939年到1943年，顽固派前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对边区采取各种手段，肆意制造摩擦事件。派遣和纵容土匪抢劫骚扰边区，攻城掠地，捕杀共产党地方干部和群众，收买边区内部人员刺探军情，阻挠八路军在募补区募兵征粮，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欺骗群众，蛊惑人心，等等。
盐池县的边境问题盐池县位于陕甘宁边区的西北角，是边区的西北门户。边境线北、西、西南三面均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由东北之敖包湾（城区四乡）到西北之宝塔（二区二乡）东西约一百六七十里、从宝塔（原名倒塔，下同）到县西南之西掌（属五区五乡）南北约一百六七十里，共计有12个乡、21个行政村、42个自然村（庄头）与国民党统治区（白区）交界，并有国民党部队驻扎。
伊盟方面盐池县北部边境与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接壤。距县城东北约百里处之阿拉庙，是国民党军伊克昭盟伊南游击司令部所在地，平时驻军一二百人。蒙兵实行义务兵役制，有了紧急情况，可以从蒙民中随时调集军队，自备枪马。县东北之苟池驻有蒙兵一个连；北部之北大池驻蒙兵一个营。1938年初，日本人曾派特务到阿拉庙活动，并修了一个简易机场。由于被共产党发现，国民党三边驻军蒋云台旅也派一个连进驻阿拉庙，才平毁了机场。国民党制造的反共高潮开始后，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受国民党顽固派挑拨离间，积极和陕甘宁边区闹摩擦，要赶走中共三段地工委工作人员。国民党军统特务褚大光曾到鄂托克旗活动过一个时期，收买了章文轩的亲信奇恩成、杨森扎布、刘宝才等人。1939年初，宁夏马鸿逵派遣一名叫陈杰的顽固分子到伊克昭盟，担任章文轩的秘书，专门制造摩擦。在陈杰的活动下，章文轩指使其部下蒙兵多次公开越界到盐池二区二、四、五乡和定边县一区八乡，组织保、甲，破坏抗日民众团体，强征税收，勒索粮、草和现金。还在一区五乡麻花塘建立区公所，驻兵苟池、北大池，并招募壮丁，威吓群众，抢劫群众财物，进行反共宣传等。1939年2月间，驻盐池八路军警备二团部队到盐湖拉盐时，蒙兵竟开枪射击，打伤二团战士一人、拉盐牛1头。二团战士为避免事态扩大，只好牵牛及车而返；蒙人企图强占盐池一区四、五乡，二区二、四、五乡，专门寻找被苏维埃政权打击过的土豪分子，作为他们的基础力量。二区三乡马万福等3家地主，1936年被打了土豪，之后即移居于草地（蒙地）。1939年，马某又带领11名蒙兵，假章文轩的命令到二区三乡“检查地界”，扬言该乡土地是蒙古人的，不让当地居民登记。造成人心恐慌。据1940年8月16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边警备司令部公函》记载：盐池县一区四、五乡及二区二、四、五乡边界，自1938年-1939年蒙兵武装越境声言“收复失地”、强编保甲以来，即屡次越境强征税收，捆绑打骂群众，前后共计勒索四五千之多。一是组织保甲。1938年11月，蒙兵强占一区一乡麻黄套，当即编为2个保，保长张连福、贺五，甲长李彦海、张海祥等，联保主任为蒙人林青道尔吉；1939年1月26日，陈杰率兵12名，侵入二区二乡沙边子一带，强编一个保，二乡乡长刘崑被指定为保长（后又委任陈保为保长），当即派粮3石、草3000斤；同日，蒙方掌盖、董海等8人，到二区四乡高里乌苏，向乡长黄九科家强收地租。后听区上派出了自卫军，闻风而去；3月10日，陈杰及参谋韩某率兵27人，至一区四、五乡董家地一带组织保甲，保长郭建胜、联保主任王有禄。并强征粮食30石、草3万斤。二是勒索粮草强征税收。9月19日、21日，蒙兵20来人先后到一区四乡农民汪生荣、尚文清家，要吃酒肉、大烟，并驮走黄米8升、糜子1斗；9至11月，蒙方又多次派人到一区四、五乡强征税收、粮食，并强迫每户往苟池背柴50捆；1940年6月11日，武装蒙兵5人到一区五乡甘草庄，强征甘草税500多元；7月12日，武装蒙兵7人，到二区四乡双井子一带，强收捆头税145.5元、草头钱256元、水礼13.6元、抽大烟18元，并到处搜查，毒打群众；1940年10月一个月，蒙兵到盐池二区马家梁、高里乌苏和一区八岔梁等地，骚扰达五六次之多。遭其骚扰者房舍被焚，物具被毁，粮食、被服被抢一空，金钱饰物搜罗无遗。群众稍事理喻，动辄棍责鞭打。并强迫群众往阿拉庙背柴、送草、送马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