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05年以前的原红井子乡全境、大水坑镇中北部及后洼乡、麻黄山乡北部，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15%的地区，在1936年盐池县建立区乡政权之前，已被划入定边县二区（白家寨子区）；原后洼乡南部及麻黄山乡东南部共500余平方公里地面，占全县总面积的7.5%的地区，之前已被划为环县耿湾区的六乡和七乡（直到全国解放后的1950年才重新归还盐池）；原萌城乡全境、惠安堡乡东部、大水坑镇西南部、麻黄山乡西部等地区，面积500余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7.5%，之前被分别划为豫旺县甜水堡区的东北乡（乡政府驻陈家屲子，乡苏维埃主席陈满富，副主席张忠）；正北乡（乡政府始驻李渠子，后移狼儿沟，乡苏维埃主席张杰、副主席王德英）；西北乡（乡政府驻李家大庄子，乡苏维埃主席李维汉--外号李瞎子，副主席宋岐）。以上地区均分别在定边、环县、豫旺县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乡、村苏维埃政权。原惠安堡乡西半部及马儿庄乡大部共约1000余平方公里地区，约占全县总面积的14%，成为豫旺、盐池两县的游击区。1937年7月，定边县将上年划归该县二区的井沟、二道沟、红井子、大水坑、苏堡子、李原畔等乡，重新划归盐池县，成立盐池县第五区。区委书记高守登。原城区、北区、西区、南区，分别改称第一、二、三、四区。至此，盐池全县管辖5个行政区、29个乡、110个行政村、400多个自然村，总人口14000人。其中一区辖6个乡、25个行政村，居民3504人；二区辖5个乡、18个行政村，居民2313人；三区辖8个乡、27个行政村，居民3515人；四区辖5个乡、19个行政村，居民1852人；五区辖5个乡、21个行政村，居民2816人。
中国共产党在盐池县的基层组织，是1936年在红军西征解放盐池消灭和驱逐了反动军队、反动势力，地方上开始稳定以后，与革命政权同时建立的。也就是先有军事行动，然后才有党的组织；先有城市党的组织，然后才向乡村发展。各区区委建立之后，即开始在乡村发展党员，建立乡一级党的支部与苏维埃政权。乡、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与委员，多是从当地贫雇农中选拔出来的、在“打土豪，分田地”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担任。他们多半都是拦羊放牛的受苦人。“放羊的娃娃做了官”，使以前长期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豪绅们大为吃惊，他们连连惊呼：“放羊的娃娃也成了精！”
在刚刚解放的盐池县，发展共产党员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初期，城市里的工人和乡村里的农民对共产党了解认识不深，“离得远远的”，不敢接近。接近的多是些老头子和所谓“不怕事”的人。这些“不怕事”的人，为了在革命中得到好处，而又不怕失去什么，所以是很积极的。有的被吸收为党员，有的还负了主要责任。所以在初期发展的党员中，流氓成份的占了相当数量。例如城区二乡1936年共发展了11名党员，其中有4名就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或半二流子。他们的弱点，在革命运动中不久便暴露出来。有的贪污腐化，工作消极；有的由嘴乱说，不守机密；有的偷偷摸摸，旧病复发。群众对他们意见很大。因此，1937年后期，根据上级指示基本停止发展党员，并进行“清洗”整顿，将那些“不怕事”的人洗刷出去。这样，党员的数量急剧下降。据三边地委1944年11月2日《盐池县城区二乡支部调查材料》记载，盐池农村以前没有党的工作基础，群众文化落后，政治觉悟较低，一般群众对共产党没有什么认识。加上之前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屈县长开大会向群众讲“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等等，使得一些正派农民初次见到红军很害怕，不敢接近，甚至逃跑躲避。如城区二乡贫农朱彦平，群众推选他当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不敢接受，只要求担任一个小的职务。也不出头打土豪，说是怕红军走了豪绅报复。最初接近工作队的，多是一些老头子和“不怕事”的人。这种情形给当时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困难，并影响了初期党的组织成分的纯洁性。经过工作队一个阶段的宣传教育之后，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恐惧思想才慢慢消失。认识到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不拔壮丁”，“给穷人办事，帮助穷人过好日子”，“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得很”，一些正派农民（指没有不良习气，品行比较端正的人）才逐渐开始向共产党靠拢了。
最初发展党员的手续很简单。一种是利用开会发现目标，会后进行谈话，即成为党员；另一种是瞅好目标，进行个别谈话就成。然后向支部或区委说一声就行了。没有候补期，也不举行入党仪式和填表等。发展党员的条件必须是贫雇农，历史不复杂，向党靠拢，敢于说话、敢于活动的。由于领导人都是外来的干部，对当地情况不太了解，因而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混进来相当数量的地皮流氓及投机分子。
1936年至1937年，是农村基层党员大量发展的时期。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各乡先后建立起党的支部，领导人称支部书记（简称“支书”）。至1937年7月，全县共有5个区委27个党支部（农村26个，城内机关l个），党员发展到90名（一区24名，二区5名，三区10名，四区25名，五区26名）。据资料记载，这个时期的吸收党员，“有拉夫（凑数）现象，建立（群众）团体有抄名册的现象，也没有经过由下而上的充实”。
1938年以后，发展党员比较慎重。条件首先是对革命忠实，工作积极。其次是将阶级成分扩大到中农。发展的手续也比较细致了。瞅好对象之后先给指定工作，经过几次谈话，再经介绍人介绍，填一张登记表（县委组织部设计的），最后报上级党委批准就。新党员要举行隆重的入党宣誓，主要有5道程序：一是宣布宣誓开始，二是政治报告，三是领导人讲话，四是入党宣誓，五是自由讲话。即使是一个人入党宣誓，也是如此严格要求。因此，每一个党员对于自己的入党宣誓都终身难忘。
盐池县委在大力发展党组织的基础上，也同时注意培养和选拔党员中的优秀分子担任各级领导干部。1936年底到1937年上半年，新提拔的一些区长、副区长以及县政府部门的科长、副科长等，大部分都是从当地党员干部中培养起来的新生力量。例如，具有初中文化的青年知识分子孙璞、郭文举、冯茂、张光祖等人，入党以后逐渐成长为科部级、县级领导干部。
1938年被“清洗”的党员，大多数是不到会、不工作、不起作用的，也有一部分是耍赌博或贪污腐化的。开除的手续，有些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有些只在小组会上宣布一下被开除者的错误就行了。
五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
盐池县共产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壮大，为在全县工人、农民以及各界人士中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建立各种群众团体的时机趋于成熟。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党政组织建立起来之后，接着就在党组织领导下建立群众团体。建立的方式，也是由上而下进行的。1936年建立起来的群众团体有少共（少年共产党的简称，后改称共青团）、工会、妇女委员会、贫农团、商会等。土地革命时期，这些群众组织在协助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巩固革命政权、发展武装力量、领导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保障红军供给、筹办合作社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人组织盐池县工人组织为工会。初建时，只有干事杨维新一个人。1936年12月初，从中央党校（驻定边）工会班学员中调来张文辉任县工会主任，杨岐山搞组织工作。当时在战争环境中，县委的干部很少，包括工会、妇联、青年团等部门都在一个院子里。工会的任务就是配合战争宣传动员群众，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并经常配合政府查户口、查禁烟毒等。
当时盐池县没有什么工厂，只有几家私营小作坊。工会人员有机会就到作坊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从中发现对革命有热情的积极分子。其中有一个杨银匠，任城区工会主任。他有个儿子（杨润）在银川上中学，经张文辉动员，杨银匠把儿子叫回来给共产党干事。杨岐山主要在南区（雷家沟）搞“雇农工会”，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培养了几名雇农积极分子，成立了南区（后改称四区）工会筹备委员会，选一名雇农积极分子担任区工会主任。
1937年5月1日，陕甘宁省工人代表大会在省委机关所在地环县曲子镇召开，张文辉、杨岐山和南区工会主任（名不详）等作为代表出席。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盐池县工会被评选为模范工会，奖励锦旗一面。代表们在会上高呼“向盐池工会学习，向盐池工会致敬”的口号。会后，张文辉留省工会工作，由杨岐山接任盐池县工会主任。
陕甘宁省工人代表大会之后，盐池的工会工作进一步发展，其主要特点是成立了一些乡工会和村工会小组。据1937年统计，全县有乡工会21个（五区未计），工会小组107个，工会会员613人，其中有共产党员72人。工会生活也更加活跃，全县成立了工会俱乐部15个，俱乐部小组30个，会员617人。
抗日战争时期，以工会为基础，工、青、妇组织联合成立了抗敌后援会。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抗日救国组织。除了县、区、乡各级工会组织外，还有城市各业分会、小组。这些组织的负责人都是经过由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产生。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兼工会主席先后由朱海山、郝丰田、白凤魁、杨润担任。
青年组织盐池县青年组织初建时，称“少共委员会”，1936年8月成立。首任书记贺玉山，不久调走，由王占基接任。王任职一两个月又调走，贺平山、马生荣先后接任。少共由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的贫下中农先进青年组成。其职能是围绕党的组织赤卫军、锄奸防特、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生产和支前等任务开展工作，并负责组织和领导少年先锋队。
抗战开始后，1938年初，在三边分区青救会领导下，为了广泛团结一切爱国青年参加抗日，县、区、乡各级青年团组织都改称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为抗敌后援会成员组织。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青年统一战线组织。凡是愿意抗日的青年，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信仰，都可以加入。其主要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开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并通过办识字班、扫盲班，大力扫除青年、妇女文盲，组织青年、妇女和群众踊跃缴纳爱国公粮、做军鞋等，充当县委的得力帮手。为抗战时期县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
青救会主任为郝丰田，郑礼（盐池人）为副主任。1940年7月，陕甘宁边区组织体育运动会，适值暴雨连降，洪水成灾。7月16日，延河水猛涨，延安居民损失很大。参加边区运动会的盐池县青救会副主任郑礼（篮球运动员）不幸在洪水中遇难。
1940年8月，年仅17岁的李子奇担任了盐池县青救会主任，并担任县委常委、抗联会主任。1942年春，李子奇调三边地委工作，由抗后会主任白凤魁兼任青救会工作。
妇女组织1936年成立县妇女工作委员会，简称“妇委会”。主任陈彩如（长征红军）。继任者有赵月亮、杨润（男）、蒋彦芳（盐池人）。妇女干部有王玉兰、张银香等。主要任务是配合县委工作，宣传、动员广大妇女破旧立新，争取婚姻自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抗战开始后，妇女委员会改称各界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各区亦成立妇女联合会，以乡成立妇联小组。1937年统计，全县成立区妇联3个（一、二、四区各1个），妇联小组42个，会员529人。1938年3月以后，改称妇女救国会，简称“妇救会”，成为盐池县抗敌后援会的成员组织。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对妇女进行形势教育，关心和维护妇女的切身利益，动员组织广大妇女为抗日战争服务。盐池城市妇救会帮驻军做衣服，洗衣服，发挥了一定作用。
农民组织1936年盐池解放后，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过程中，首先成立贫农团。贫农雇农是革命的依靠力量，贫农团被誉为“乡政府的柱石”，在土地革命时期发挥作用最大，表现出贫下中农的巨大威力。是年冬，县委决定正式成立农民协会，各区乡农民协会亦同时成立。农民协会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并组织农民参加赤卫军，保卫新生革命政权，发展农牧业生产，支援前线等。
商务组织盐池县解放后不久的1936年7月，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长毛泽民，到盐池指导工作。根据毛泽民建议，为了广泛团结工商界人士，迅速发展盐池经济，县委决定在接收旧商会的基础上成立盐池县商务会。商务会在政府领导下，在促进工商业发展，谋求公共福利，矫正旧社会的工商弊病和动员商家支援红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