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商务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商务会积极组织商界人士兴办各种工商企业，发展地方经济。商务会会长靳体元先生，当选为县参议会副议长。他创办的元华工厂为边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毛泽东主席称赞。担任盐池县商务会会长的先后有杨华亭、靳体元、张志荣、姚耀先等。
六中共三边特委在盐池成立
陕北长城沿线的定边、安边、靖边地区，人们习惯上称之为“三边”。宁夏省的盐池县与“三边”接壤，在1936年6月解放以后也被划进了“三边”的范围。三边地区东接榆林、绥德，南距庆环，西毗宁夏，北连长城外之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三边土地广大，东西700余里，南北400余里。人口有5万余。物产丰富，食盐、皮毛、甘草等，均居西北之冠。既是陕甘宁边区的门户，又是边区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以后，撤销了以陕北为中心的陕甘晋省，重新划分了西北苏区的行政区划，设立了陕北、陕甘两个省和关中、神府、三边3个特区。其他各省和特区均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和党的组织，唯三边特区由于敌人破坏，特区苏维埃政府与党的委员会的成立被迫推迟。
1935年1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三边特委，并任命长征过来的谢唯俊任三边特委书记兼剿匪总指挥，慕生桂任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贾登榜任宣传部长，刘景范任军事部长。谢唯俊受命后即带着十多人向三边进发。当时定边、盐池还没有解放。他们首先到靖边县西的沙屲沟，不料遇到了由“左”倾肃反路线造成的靖边游击队叛变（后称“赤安事变”）。叛变为匪的靖边县游击队中队长宗文耀、副中队长金林一伙，残忍地杀害了谢唯俊和靖边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尹云山等人。由中央军委和陕北省委派到三边工作刘景范等人，尚未到达目的地，“赤安事变”已经发生，这些同志遂撤离三边，特委就此解体。当时三边特委拟辖靖边、新安边、定边3个县的苏区党的组织。
1936年10月初，为了巩固盐池、定边、安边（县城未解放，共产党县治设新安边）这一块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决定再次成立三边特委，始任张德生为特委书记，旋改任贾拓夫为特委书记。特委委员有：组织部长朱协辉、宣传部长贺捷三、军事部长高 岗、白区工作部长秦力生、工会主席刘长胜、青年团书记揭俊勋、妇女部长白爱玉（白茜，女）、机关党总支书记钱希钧（女）。特委隶属中共陕甘宁省委，特委机关驻盐池县城，与盐池县委合署办公。下辖定边、盐池、安边（县城未解放，但县委已经成立）、靖边四个县委及领导相应的苏维埃政府。
三边特委成立后，与中共盐池县委并肩战斗。遵循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断发展壮大党组织，建立各级政府机构，为巩固和发展新三边发挥了重大作用。贾拓夫特别重视调查研究，跑遍了定边、盐池的大部分地方，写下了《关于新区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八月份定、盐赤化工作的前进》等多篇调研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上。
193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开始逐次向陕北转移。胡宗南集团在后面紧追不舍，马鸿逵部也加紧了对盐池、豫旺的军事行动，并扬言“收复”盐池，局势一时紧张起来。特委书记贾拓夫指示，盐池与定边的机关工作人员，要随时准备向南部山区羊圈山一带转移。盐池县委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惠庆祺、袁兆瑞、为占基等领导人的带领下，撤退到定边南山白家寨子一带，准备打游击。直到山城堡战斗以后，敌人撤退了，他们才从白家寨子一路回到县城。有这样一段小插曲：有一天，哨兵报告说从西边宁夏方向上来一队骑兵，可能是马鸿逵的部队。于是，特委及县上的干部们急忙向东门外撤退。刚走出不远，后面又有人策马来报，说西边来的骑兵是县委组织部长王敬民说服回来的在前几天叛变了的盐池游击队。当特委和县委干部们返回机关时，见几个地痞流氓已经吃光了机关灶上炖熟的羊肉，还在撅着屁股满屋子翻腾东西。贾拓夫很生气。他用手里的棍子敲了一下一个流氓的屁股，斥责道：“好家伙，我们人还没走远，就打起我们的土豪来啦！”几个地痞流氓立即抱头鼠窜。
“双十二”事变后，中央急电贾拓夫返回保安，随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一起前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随后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三边特委书记由罗梓铭接任。罗梓铭根据党的“在发展中求巩固”这一政治方针和口号，领导三边三县党政军民继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进一步巩固新生红色政权，积极搞武装斗争和发展游击队，配合驻军围剿土匪和叛匪，继续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各项工作都有显著成绩。
1937年5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三边特委撤销，成立中共定边中心县委。由原任盐池县委书记惠庆祺任中心县委书记。盐池县委书记由组织部长王敬民接任。罗梓铭到延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之后被分配担任中共湘赣特委书记，不幸于1939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平江惨案”中英勇就义。
七中共定边工作委员会
1936年9月，中共中央准备打宁夏，夺取银川，因此要组织定边工作委员会，进行一些必要的组织工作。中央任命李维汉为定边工委书记，宋任穷（红二十八军政委）、宋时轮（红二十八军司令员）、高岗、贾拓夫为委员。
定边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同定边、盐池两个县委商定了白区工作计划，查明了吴忠渡河点和攻城有关的一些情况，组织了回民游击队（马怀蔺、李静波为司令员、政委），为团结哥老会开了香堂，并加强内蒙地方的工作，做了一些伊克昭盟的工作。
定边工作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到两个月，因为情况变化，原定打宁夏的计划取消，工委宣告结束。
八筹粮委员会
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和静宁的将台堡会师，经过山城堡战斗后，三个方面军全部撤退到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带的山区休整。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驻扎在定边、盐池边界的稍沟塬村。彭德怀、任弼时两人住在村民李彥林家只有两米来高、两米来宽、三米来深的羊圈窑里。
此时，党中央又电示李维汉、董必武（中央党校校长。当时中央党校也迁到了定边）负责组织筹粮委员会，以大量的粮食供给三个方面军。高岗、贾拓夫等为筹粮委员会委员。当时，盐池县的农民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尽其所能踊跃地为红军借粮、献草。根据保留下来的苏维埃政府《借粮证》证明，居住在今大水坑镇新桥行政村（1936年解放初期被划归定边县二区）的农民张兴汉、张兴海、张兴润兄弟三人，就借给红军粮食8石8斗之多。如果按照定边县使用的大斗大石计算，当折合8800多斤。这是盐池老区人民大力支援红军、支援抗战的历史见证。其余人家给红军的借粮，因没有保存下来借据，数量已无法考证。
据原籍麻黄山乡大路屲村老大娘刘贵真（刘的父亲曾担任过当地乡长）回忆，那时候，红军驻地的农民，家家户户都在连天连夜地为红军碾米、磨面。但因为部队人数众多吃粮在急，糜子、谷子、小麦等粮食都来不及碾碎磨细，就连皮带糠熬成糊糊吃了。加上当地打不出水井，用水困难。老百姓常年依靠积攒在地窖里的十分有限的雨水生活，所以，红军连吃喝用水都很困难，再想洗脸洗脚就根本不可能了。红军的艰苦生活，让老百姓们都不忍心看下去。
1936年12月初的一天，李维汉到稍沟塬向红军总指挥部汇报工作。彭德怀问李维汉筹粮情况，李说，只能保证三个月。彭说，可打安边。李又说，当地地广人稀，靠天吃饭，老百姓都不富裕，粮筹不了多少。彭说，中央在考虑来个“小长征”，打到汉中去（就食）。
李维汉从彭德怀处回到定边两三天，就接到彭总的电报，说发生了西安事变，红军主力即日南下，不用再筹粮了。筹粮委员会的工作也就此结束。但是，盐池人民对于红军的长期支援并没有结束。
九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
1936年5月5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慎重向南京政府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理应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参见1936年5月16日《红色中华》第一版）。从这个通电开始，中共中央着眼于处理国共两党两军和两个政府之间的关系。
1936年“双十二”事变以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条件，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一个前提。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等四项保证，促使国民党于2月21日通过了停止“剿共”的决议。“四项保证”的内容是：（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1937年5月，在苏区党的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主席作了“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必须将政治制度上一党一派一阶级的独裁专制政体，变为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的指示，制订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亲密团结一切爱国党派、爱国人民，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取坚决抗日与在群众中最有威望的分子到政府中负责工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旨在灭亡全中国的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标志着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由此爆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
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忠实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中国国民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民主党派，各民族人民，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万众一心，共同进行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7月17日，国共两党代表在庐山谈判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团结御侮”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形成。
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为推动全国实行民主改革并巩固长期抗战，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下属的一个地方政权。9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张国焘，首府设在延安。边区政府成立后，下设机构逐步建立。秘书长伍修权，民政厅长马明芳，财政厅长林伯渠兼，教育厅长徐特立，建设厅长刘景范，贸易局长叶季壮，保安司令高岗。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改为陕甘宁特区政府。1938年1月，特区政府又恢复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名称。据1941年统计，边区共辖陕甘宁3省28县（市）184区1109乡6323行政村，212268户，1233052人。盐池县为宁夏省唯一属于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县。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式成立，标志着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标志着工农苏维埃政权时期的结束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阶段的开始。它不仅在陕甘宁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史上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政权建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在全中国竖起了第一面抗日民主的旗帜。边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同时改组为抗日民主政府。盐池县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正式更换成“盐池县抗日民主政府”。但是，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作为宗旨和中心任务，同国民党区域其他地方政权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
十苏维埃政权的更名与改制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国内的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全国人民与日寇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就要发动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起来共同抗战。而发动各阶层人民的关键，就是要建设新的符合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即改变苏维埃政权为民主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