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横征暴敛
有些外戚腐化成性，贪财婪色，惟声犬马是好。他们恣意掠夺财物，大修亭台楼阁，生活奢侈腐败达到极点。如西汉的梁冀属于此类外戚。
（2）生活腐朽
有些外戚继承腐朽官僚家庭的传统，卑鄙奸诈，玩弄权术，从小过着浪荡公子的邪僻生活，喜爱游冶、博弈，轻浮无耻，酗闹，嫖妓斗殴。当权之后，仍不能改变过去的恶习。如南宋的贾似道，即为这类外戚。
（3）聚敛财富
外戚依仗帝妃之势，恃宠骄横，贪黩暴利，盗用国库，中饱私囊，侵占民田，贪牟商利，视天下之利为一己之私有。明代的万氏兄弟、张氏兄弟，周氏兄弟，均依仗与皇帝的裙带关系，大肆掠夺，聚敛财富，成为明王朝从内部烂腐朽灭的痈患。
万氏是宪宗一朝依仗帝妃擅宠骄横的头一个家族。万贵原来是个落魄小吏，家境贫寒，只因后来女儿封为贵妃，当了宪宗皇帝的岳父才时来运转，官至锦衣卫指挥使。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年仅16岁的宪宗即位时，被封为妃时万氏已经35岁，万贵妃长宪宗19岁，她为人机警，善迎帝意，恩宠日深。得宠后的万妃，使宪宗言听计从，谗言废掉吴后。从此，宠冠后宫，为所欲为，连后宫嫔妃的怀孕生育她都想控制与监视，甚至下手，企图谋害太子。
万贵妃如此擅宠滋横，威势遮天，自然成为万氏家族平步青云、鸡犬升天的强大政治靠山和荣华富贵、骄横无羁的源泉。由于万贵妃长于枕边功夫，宪宗不仅对她如醉如痴，而且对万氏外戚也格外施恩。万贵妃的大弟万喜当上锦衣卫指挥使。三弟万达同样也授锦衣卫佥事，擢四品秩。少时贫贱寒苦的万氏兄弟仗赖贵妃裙带，大摇大摆地跻身于衣冠楚楚的达官贵人行列。
在万贵妃宠盛势横的时候，那些视利禄为命根的奸佞贪官们，纷纷向万家投靠。万氏兄弟也结纳朋比，内外串通，利用有钱有权的人。当时宫中的太监梁芳、韦兴等人，“复为左右”，伙同干了许多造奇巧、牟暴利的勾当。梁芳和韦兴是掌管内库的太监，万通与他们合谋，大量盗用国库，中饱私囊，鲸吞钱财。“每进一物，辄出内库偿，辇金钱络绎不绝。”他们成了典型的官盗，宦官梁芳是个“贪黜谀佞”之徒，他为了找到靠山，不仅与万氏兄弟拉帮结伙，更是直接向万贵妃摇尾乞怜，谀媚阿附。他为了满足万贵妃喜好奇货珍玩的贪欲，“日进美宝悦妃意。”当然，贿赂万氏的钱财，绝不是自己掏腰包，而是假借贡献，“苛敛民财，倾竭府库”。梁芳不择手段取悦于贵妃，得到万贵妃的信任与支持后，又与万通一起狐假虎威，更肆无忌惮地挥霍库帑，作威作福。他们以买卖珍玩为名，“侵盗库金以数万计。”万通充分利用梁芳等人投靠心理和掌管内库的权力，在商贾领域里兴风作浪，大捞好处。当时他们合伙盗用国库后，出现的空虚，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用“奏请盐引”的办法来填补的。所谓“盐引”就是商人贩卖食盐的执照。食盐的生产和销售是明朝廷的重要财政来源，所以，中央政府直接掌握食盐专卖权，并制定了“开中法”。万氏兄弟奏请两淮盐引达三万引，与梁芳等人搞投机生意。他们用盐引填补了大量盗用国库后的亏空，不惜损害国家利益，既挖库存又堵了财源。成化期间，外戚、中官大量乞请中盐，结果造成了“商引壅不行，边储日匮”严重后果。
张氏家族是弘治朝显赫的官僚豪门，张皇后的弟弟张鹤龄、张延龄作为宠戚，不仅在政治上享有种种优厚的待遇。在老家兴济，孝宗不惜耗费巨资，动用大批人力，劳作数年，为其建立富丽堂皇的家庙，而且赐给河间地400余顷，这更使他们鹤立鸡群，富冠一隅。本来，他们是有显赫政治地位的官僚地主，家产数以万计，田园连廓，宅第宏华。但这还不能满足他们的奢侈贪欲，张氏兄弟还不择手段侵吞民地，起心兼并赐地周围的千余顷民田。张鹤龄兄弟不顾百姓生存来扩大自己庄田，目的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润。按照惯例，王府勋戚庄田税收，每亩征银不超过三分，而张鹤龄奏请加征二分，这样亩税达五分了，还包括那些旱涝不收的沙碱地也照收。户部尚书周经不同意，提出张氏戚家“不宜独优”，“宜恤民减赋”，使乡民“世世戴德”。可孝宗又是特别施恩，“如其请加税”。张氏兄弟便合法地吸吮民脂民膏，把灾难抛到农民头上。
弘治朝，尽管孝宗皇帝“待外戚过厚，赐予颇滥”，但也难平张氏兄弟的欲壑。他们不仅占田霸地，增税盘利，鱼肉乡民，而且还侵扰商贾，阻坏盐当，贪图暴利。食盐的生产和销售是明朝廷的重要财政来源，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食盐专卖权，并制定了盐法，即“开中法”。政府为解决边防的军饷，规定商人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粮仓后，便可领取与所运粮物相应数额的贩盐专利执照“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盐，再到指定的地域去销售。但从宪宗开始，那些显贵们不按开中法换取盐引，免了送粮物到边仓，可谓无本万利，因为“乞请”者必须是皇帝特优的宠幸，一般商人只能望而兴叹。所以弘治时奸商投靠张鹤龄，通过他“乞以长芦旧引十七万”，而且，免去过去的盐税，他们将乞得的盐引用低价买各盐场的所谓余盐，并随意贩卖，获取暴利。自此以后，奸商援引其例，“乞两淮旧引至百六十万”，致使“盐法大坏，奸人横行江湖，官司莫能禁也”。
在封建时代，政治上的暴发，寻常都伴随着经济上发富。周氏兄弟之所以为明代外戚的一个反面镜子，就是在于他们在经济上贪得无厌，侵天利为己有，枉法度，施暴横，夺民生，大量兼并地田。
明代自英宗以来，政治趋向黑暗，统治集团更加腐败，尤其是兼并土地成为潮势。在外戚中，周氏兄弟则成为占地的开路先锋。在成化三年，“庆云伯周寿受奸民李政等投献奏乞庆都清苑（今河北清苑县）、清河（今河北清河县）地共五千四百余顷。长宁伯周能受奸民魏忠等投献，奏乞景州（今河北景县）、东光（今属河北）地一千九百余顷作庄田。”（《国朝典汇》卷19，《勋戚庄田》）周氏兄弟仗势吞占民田，仅在成化年间，至少有四次，共八千余顷。按给事中邱弘当时的说法，这等于剥夺了八千户的财产，以平均五口之家概算，四万人口的衣食生活来源被他们剥夺，而被推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何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周氏兄弟依仗与皇室的裙带关系，大肆掠地，这是他们在经济上暴发的一个重要途径。此外，他们还通过横征暴敛，侵公肥私，贪赃枉法，私怨公报等剥削者惯用的劣伎，“数挠盐法，侵公家利，有司厌苦之”。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周氏胆大包天，徇私枉法的跋扈形象。
周氏兄弟贪得无厌，肆意兼并土地，这在封建社会，对于特殊官僚来说，并不稀奇，恰好证明这个社会的腐朽性和封建性。然而，他们的劣迹，在明代由初期转入中期的特别阶段中，影响极大。他们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关系，冲破了朝廷已经很不坚固的规制，一发不可收拾，使明朝中叶的统治集团加速腐败，社会各种矛盾逐日激化，局部动乱不断，朱家王朝的根基开始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