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说：“各主管刑狱的法官对囚犯不得实行鞭背与宫刑这两种酷刑。从今往后，只有犯有谋反大罪的，才给予株连亲属的刑罚。自古以来，凡是开明盛世，都采纳听取民间的进言，作为警戒、教训。现在奸诈狡猾的人，往往从只言片语中大作文章，对好人进行证陷、攻击，使好人背上罪名被打入狱中。这样刑法不公，民众则无法可依了。以后，只对诽谤他人的予以惩治，对于上告之人不要治罪。”仁宗又告谕刑部尚书金纯说：“最近以来，掌管刑法的官署应专门处理那些枉加罪名肆意罗织的案件。法律要讲求宽大。”金纯上承皇帝的旨意，对犯人实行宽大处理，而且属下的狱吏也常被告诫，不许擅自用椎击打犯人。从此之后的一段时间，狱中打死人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仁宗严禁施行酷法，时时告诫朝廷内外文武大臣，应该端正执法风气，实行仁政，爱护天下百姓；百姓受到感化，国家才能日渐兴旺起来，社会也会日趋稳定。
明仁宗不仅执法公正，为人也宽厚、仁慈。他在为皇太子时，就懂得要关怀、爱护士兵。即位之后，他凭借自己长期监国的丰富经验，实行开明政策，广施恩泽，体贴民众，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以争取人心归附，达到社会长治久安的目的。
依照明朝的旧制，必须是紫禁城内直属皇帝控制的亲军属下的各卫军士，才有资格成为守卫皇城的将士。这些将士担负着神圣使命，那就是保证皇帝及其家族的安全。因此，要对他们进行严格挑选、考察训练，然后再委以重任。同时皇城卫士必须是忠实可靠的人，而且能够长期使用，所以要求这些将士必须忠于职守，不能轮流更换。为了确保皇帝的安全，他们还必须与外界隔绝，甚至不能和自己的妻子、儿女和父母相见。
仁宗即位后，意识到以往守城将士均是亲军，且又不得更换的旧制存在着很大弊端，便下决心要改革这种旧制。他怜悯生活艰辛的守城卫士，说：“守城卫士长期守卫皇城，不分昼夜，极为辛苦、劳累，加上长年累月不能更替，甚至不准回家休息，无法与父母、妻子儿女团聚，实在是太残酷了，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必须加以改革。”于是，他下令从分散各地的卫军中，选出精明强壮的卫士，以更换那些长期守城的将士，让他们有机会进行休整。为此，兵部尚书吕庆上言说：“守卫将士事关重大，怎么可以相信分散的卫军呢？”仁宗笑答道：“对人不能全信，也不能全都怀疑。作为人君要广施仁爱，以博得众心。以诚得其心，方能化敌为友，如若失去人心，即使是亲信也会反目。古人云：舟中敌国，盖既往多有之矣。”仁宗关心士卒的疾苦，并施以恩泽，博得了他们的拥护和爱戴。吕庆等诸臣也都被仁宗的仁爱之心感动。
朱高炽与大臣们这种良好的关系与感情，极大地影响了他登基后的政策。
朱高炽与建文帝朱允炆都是朱明建国后的第三代传人。他们与祖父朱元璋，父辈朱标、朱棣都有所不同，在君主独裁与统治集团内相对民主化的选择方面，更倾向于后者。
朱高炽即位后实行的仁政，其实就是一种宽松政策。这恰恰迎合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利益与理想。他除了在其登基的诏书中规定罢西洋宝船，停止迤西市马和云南、交趾采办外，还施行了一系列善政。多年监国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而即位又使得当年根本无从推行的政治主张如今终于能够变成现实了。
洪熙元年（1425年）的一天，散朝后，朱高炽留下杨士奇和蹇义两人。他们三个人也没谈什么国家大事，也没谈个人将来的计划和打算，只是说一些过去的事情。说了几句后，朱高炽情至深处，难以自拔，当着杨士奇和蹇义这两个老臣的面，竟然流出了眼泪。
朱高炽的意思是，他监国二十多年，时时刻刻都遭到小人的暗算。如果没有“三杨”等人死力辅助，他可能早就死了，怎么能够当上皇帝。这些年来，无论时局多么险恶，道路多么艰难，“三杨”等人都站在他这一边，他很感动。
皇帝热泪盈眶，再仔细回想这二十年来所遭遇的困难，杨士奇和蹇义也感触良多，真是千头万绪，一时之间不知道从何说起，也纷纷掉下泪来。他们三人流着眼泪，将二十年来的经历都仔细回忆一遍，忆苦思甜，就像好朋友一样。
这个时候，在锦衣卫的诏狱里待了十多年的杨溥，终于等到属于他的太阳了。朱高炽放他出狱，提拔进入内阁，加以重用。这些年来，杨溥在环境恶劣的诏狱里，吃得又不营养，不知道落下多少怪病。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将读书作为一种寄托，杨溥早就对未来灰心绝望了。
朱高炽是个仁慈的皇帝，对朋友很好，对敌人也很好。掌握真正的实权后，他为很多遭遇打击和陷害的人平反，对该加官补偿的加官补偿，对该发放财物补偿损失的发放财物。一句话，凡是因为他而遭到打击的人，朱高炽都尽力弥补。不仅如此，对那些曾经陷害他的人，朱高炽也不深究。有才能的、能够为国家贡献力量的，他尽量留在朝廷；无才无德的无用之辈，朱高炽也是只将他们贬为平民，逐出朝廷。
但是，好人总是很难被理解，朱高煦就非常不能理解朱高炽。即使朱高炽登基称帝了，朱高煦仍然不甘心。尽管遭到朱高煦的种种阴谋和暗算，“朱高炽对他并不怀恨在心；朱高炽登基后不久就增加了这个亲王的俸禄，并授予他的几个儿子爵位。不幸的是，朱高煦始终未认错。”（费正清《剑桥中国史·明史》）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朱高煦仍然这么猖狂是有道理的，原因很简单，朱高炽活不长。朱高炽的身体很不好，当上皇帝后，病情越来越恶化，身体一天比一天差。稍微有一点儿病理常识的人都知道，照这个样子恶化下去，朱高炽肯定活不了两年。上次没抓住朱棣驾崩的机会，朱高煦很不服，无论如何，这次一定要抓住朱高炽去世的机会，趁机称帝。朱高煦已经被当皇帝的梦给迷昏了，如果当不上皇帝，他死都不闭眼。
事实证明，朱高煦的感觉是对了，朱高炽活得不长。朱高炽在位的时间，粗略算一下，不到一年。他九月正式登基，到下年新年这段时间，仍然要用他父亲永乐的年号，不能用他的洪熙的年号。也就是说，尽管朱高炽1424年的农历九月登基，也要到1425年才算洪熙元年。
是的，好景不长，好人的命更不长。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份，朱高炽当皇帝不到一年就死了。关于他的死因，有几种说法，第一种是被雷击死，第二种是中毒而死，第三种是过度纵欲而死。“但是一名太监的报告说他死于心脏病发作，考虑到皇帝的肥胖和足疾，这种说法更为可信。”（费正清《剑桥中国史·明史》）
“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明史》）短短几句话，既点出了朱高炽的历史功绩，也指明了他壮志未酬身先死，很令人惋惜。
纵观朱高炽的一生，他是历史所盛赞的理想性的开明儒家的贤君明主，他以古代贤王为楷模，坚持简朴，广施仁爱，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人很诚恳，没有城府。只有朱高炽，才做到了既是朝臣的君主，也是朝臣的朋友这一身而二任的事。
从国家发展层次论述，朱高炽大力巩固明朝和纠正永乐年间的严酷和不得人心的经济、军事和工程计划，因而受到一致的赞誉。他的出发点是贤君明主和儒家观念，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都反映了这种对力君之道的理想主义向往和儒家思想的认识。
诚如《明史》所指出的，费正清也给出了自己的论断。“过早的死亡阻碍了洪熙帝去实现一切目标，但尽管如此，他留下来的遗产仍是一清二楚的。除了人道主义的社会活动外，他对儒家的政治理想——一个道德上坚毅的皇帝采纳学识渊博的大臣们的忠告统治天下——也做出了贡献。在他统治时期，他十分信任翰林学士，他把他们提升到负有很大责任和很大权力的职位上。”（费正清《剑桥中国史·明史》）
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期间，依律拟罪，宽刑省狱。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成祖朱棣与太祖晚年用法较重，大臣动辄下狱。然而，仁宗受儒家学说影响较多，认为开明的君主要实行仁政，讲求法律的公正，避免滥用酷刑。洪熙元年三月，他下诏严禁官吏滥用刑法，处理案件要依据事实，依据法律，秉公办案。诏书中说，刑法的作用是要禁止残暴邪恶，引导人民向善，而不是专门用来杀人的，所以今后断案都要依律拟罪；办案部门不得鞭打囚犯，不得使用宫刑，有敢自宫的人以不孝论处；除非是谋反大罪，其他罪行一概不许株连亲属；对于民间议论，不许以诽谤罪加以压制；如果皇帝因为过于嫉恶而法外用刑，那么法司要上奏劝阻，五次上奏不得可，须同三公、大臣联名上奏，必须等到皇帝答应停止为止。这是一道让臣下和老百姓欢欣鼓舞的诏书。
另外，仁宗还十分重视节约，采取了减少开支的一系列措施。例如：为宫廷进行采购、烧铸、织造、供应等一切花费的勾当，一律停止，给人民减轻了很多负担。作为一个盛世君主，明仁宗朱高炽能够洁身自省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仁宗非常爱惜民力，对自己也要求严格。礼部奏请在冬至时接受大臣的朝贺，他没有同意。他时常以历史上的明君自励，以历史上的昏君自警，曾经谕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金幼孜等人，说：“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朕与卿等当用为戒。”他体恤民情，担心自己的行为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一次，太常寺上奏祭祀用的纯金色的羊越来越少，请求内库拨发钱钞到市场上购买。仁宗想起去年采购的官员用洪武朝的价格从市场上购买物品，使得百姓受到了损失，因此没有同意，并告诫以后必须按照市价从百姓手中购买物品，严禁低价收购，损害他们的利益。
后人对仁宗朱高炽的评价很高，认为他在位短短的一年间改变了朱棣的治国方策，结束了朱棣屡出六军、军民疲惫的状况，使明朝过渡到稳定发展的环境；同时在用人行政方面也有很多可以写入史书的地方。甚至许多人相信，如果他更长寿些，“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虽然他治理国家的时间只有一年，但是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继承了他的传统，沿着他的道路继续前进，迎来大明盛世的“仁宣之治”局面。
仁宗英年早逝，在位不满十个月。他在位期间，曾竭力兴利除弊，以图有所建树，他起用文臣，组建了中枢统治机构，为以后的统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不幸的是，其在宏图未展之时便去世了。
然而，个人一生的功绩，不能以生命的长短来计算，而要看他做了什么事。尽管朱高炽的执政时间很短，他做的都是惊世骇俗的、令无数老朽的士大夫瞠目结舌的大事。尽管朱高炽的功绩没有朱棣的大，但历史给他的正面评价很大，甚至大过朱棣所受到的正面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