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善则生意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有钱一起赚
李嘉诚说：“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
借壳上市是股市术语。一家公司上市，原则上需要5年以上的经营实绩，循得正式手续在交易所上市，需花费相当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于是，一些急于上市的公司，通过收购他人的小型上市公司，以实现自己上市的目的。这些小型上市公司被喻为“空壳”——资产和营业额都极少，买家无须动用大额资金，有别于一般含义的股市收购战。
中资公司，或来港资历浅，或会计制度不合上市要求，一般很难通过正常途径上市，只有打一些资产少，或经营差的上市公司的主意。有买壳者，就有造壳者——有的集团有意分拆上市，或掏空某上市公司的“肉”，使其变成空壳，待价而沽。醉翁之意不在酒，买家买的不是肉，而是壳，即上市地位。
李嘉诚、荣智健在股市中多次寻找、权衡，相中了泰富发展这只壳。
泰富发展的前身是香港证券大亨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发展。几经改组，控股权落入毛纺巨子曹光彪的手中，1988年8月，曹氏拥有泰富发展50.7%控制性股权。泰富经营地产及投资……
状况良好。曹光彪的大项目是港龙航空，与太古洋行的国泰航空展开激烈的空中争霸战。曹氏不敌对手，财力枯竭，焦头烂额。为摆脱困境，曹氏只有“减磅”。
为了联系此事，李嘉诚委派英籍高参杜辉廉任主席的百富勤为中信的财务顾问及收购代表。1990年1月……百富勤宣布向泰富主席曹光彪以1.2元/股的价格购入其泰富股份，并以同样的价格向小股东全面收购。泰富市值7.25亿港元，是当时股市的“蚊型股”。
中信并不付现金收购，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换股，及以物业作价的步骤而完成的。李嘉诚和荣智健都曾是港龙的股东，与曹光彪打过交道，因此，这次收购是经各方缜密协商的，是互利的公平交易。
到1991年6月，泰富经改组、集资、扩股之后，股权分配是：中信49%、郭鹤年20%、李嘉诚5%、曹光彪5%。泰富正式改名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从股权分配上，可见李嘉诚旨在促成这件事，而无意获取权益。
借壳上市，对荣公子、李超人还只是小试牛刀。收购恒昌行，方可称大展拳脚。
恒昌行的正身是恒昌企业有限公司，创办人之一是前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何善衡年事已高，后代又无意克绍箕裘，故萌生出售之意。
若无此传言，市场无人敢觊觎恒昌。恒昌整个集团资产净值高达82.73亿港元，经营状况良好，三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何善衡30%，梁球琚25%，何添15%，共计65%）——外强无任何可乘之机。恒昌行创立于1946年，历史悠久，信誉卓著，业务范围广，是华资第一大贸易行。
1991年5月，郑裕彤家族的周大福公司、恒生银行首任已故主席林炳炎家族、中漆主席徐展堂等成立备贻公司，提出以每股2.54港元的价格向恒昌全面收购，涉及资金56亿港元。
李嘉诚、荣智健也在紧锣密鼓策划收购，暂且按兵不动，秘而不宣。
备贻公司出师不利。据市场披露的消息，备贻的三大股东已事先做出三分恒昌的瓜分计划：郑裕彤得恒昌物业，林氏家族得恒昌汽车代理权（代理日本本田、日产、五十铃及美国通用汽车经销权），徐展堂则取恒昌的粮油代理等业务。
备贻想获成功，非得恒昌大股东支持不可。而大股东首先就不满买方的“拆骨”企图，不等进入价格谈判，就关闭幕后洽商的后门。
以中泰为核心的新财团立即加入收购角逐。新财团GreatStyle公司共由9名股东组成，前六大股东是：荣智健任主席的中泰占35%，李嘉诚占19%，周大福占18%（郑裕彤倒戈加盟），百富勤占8%，郭鹤年的嘉里公司占7%，荣智健个人占6%。
1991年8月初，GreatStyle向恒昌提出收购建议，作价3.36元/股（高出备贻0.82元），涉及资金69.4亿港元。经过一个月的洽商，双方于当年9月3日达成收购协议。至9月22日，本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为李嘉诚、荣智健等合组的财团完成。
中泰控得这位贸易巨人，遂成为香港股市的庞然大物，市值至1992年年初膨胀到87亿港元。此前香港股市一直视中资股为无物，此番不得不刮目相看。
1992年1月，中泰宣布第三次集资计划，配售11.68亿新股，集资25亿港元，用以收购恒昌64%的股权。荣智健突然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市场议论纷纷，有人说荣过桥抽板，有人说事先与李嘉诚等通过气。
李嘉诚很爽快地接受了荣智健的收购条件，所持恒昌股作价15亿港元售予荣智健。恒昌一役，李嘉诚名利双收，既赢得帮衬荣公子的好名声，又获得实惠——售股盈利2.3亿港元。
荣智健完成全面收购后，中泰不仅有红筹股（中资股与国企股的统称），还于1993年上半年进入蓝筹股（恒生指数成份股，由33种上市公司股票编算恒指，均为各类上市公司的代表股票）。
从1990年年初，李嘉诚辅佐中信收购泰富起，香港中资与内地国企，纷纷扯超人衫尾，欲借超人之力购壳上市，合组联营公司，利用双方的优势，在香港和内地同时拓展业务。
在你有了帮助他人达到成功的经历之前，你将永远不能了解到真正的快乐，要想把成功和快乐结合到一起，你只有帮助更多的人像你一样成功。引导那些不成功的人到他们没有去过的地方，从实践中提高他们的逆境商数。李嘉诚就是一块磁铁，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吸引那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从而有助于他抓住实现目标的机会。
李嘉诚与人为善的行为总能将刀光剑影化为和风细雨，最后皆大欢喜，大家受益。有钱一起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会有人愿意合作，财源就会滚滚而来。商场上，有些事情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顺利完成的，这就需要与他人一起合作，共辟蹊径。
多一份信任，少一份猜疑
李嘉诚常说：“在我的企业内，人员的流失及跳槽率很低，并且从没出现过工潮。最主要的是员工有归属感，万众一心。”
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对别人总是怀着猜疑的眼光，对别人戒心重重：
“这个人看样子不是个好家伙。”
“把这么重要的事跟他说，被他泄了密怎么办？”
“这个人据说不可靠。”
应该说，与人交往时适当保持警惕态度是应该的，因为这个社会毕竟复杂，难免会有怀着不良企图的人来跟你交往，对这些人，当你了解到他们的“老底”之后，你可以断绝与他们的来往。但对大多数的人，如果总是用有色的眼光怀疑一切，到头来只能孤立了自己。
信任别人，就是相信别人说的是真实的，相信别人做的是对的，相信别人能够胜任某事，这样当别人发现你对他有信任态度时，他会觉得你是真诚地与他交往，反过来同样会对你产生信赖感。
美国《芝加哥日报》的创办者劳生有一件为人所称道的轶事。
在当时的美国新闻界，纵情饮酒是相当普遍的风气，但劳生是一个极端的禁酒者，他对什么好酒都点滴不沾。
当时劳生手下有一位很得力的助手，也是公司的重要职员。将近有半年的时间，这位助手一直请假在家，于是公司里散播了许多流言蜚语，说那位助手的病是因为总是纵情酒色所致，说他是一个酒鬼。
劳生听了当然很生气，但他没有立刻表态，他要看看他的助手有什么反应。那位久病初愈的年轻人上班后很快明白这些流言蜚语是一位与自己争职位的人散布的，他觉得有必要向劳生阐明情况。在一个周日，他请劳生吃饭。
这位助手重复了公司里对他的流言，并解释自己虽然饮酒，却从没有沉溺于此，他不停地申诉着，把自己的心里话都掏出来，但劳生只是静心聆听，他一言不发，那位助手以为劳生再也不会相信他了。
这时劳生说道：“你要告诉我的话都说完了吗？你的困扰我都知道了。”于是，他叫侍者拿来一瓶香槟和两个酒杯，斟满后，劳生对他的助手举起酒杯说：“我相信你，祝你健康！”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交往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信任别人。劳生虽然对饮酒极为讨厌，但他却没有“由物及人”，他置流言蜚语于不顾，完全相信他的助手不是一个为酒所困的酒鬼。他的宽大胸怀，令那位助手感激涕零。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相信助手也会对劳生绝对忠诚的。
信任是朋友间友谊的开始，也是友谊发展的推动器，又是维持友谊的根基。如果朋友间相互猜忌，彼此间架起一道“电网”，那朋友关系也会宣告破裂。
信任是双向的，当别人对你有所委托，有所期待，你千万要尽力去完成，不要辜负了朋友对你的信任。在公司里也是如此，无论是对上司的命令还是对方的委托，你都一定要接受下来，即使对方是口头托付，你也要听在耳里，记在心上，不要当做“耳边风”，既然答应了就要努力去做，认真对待，如果难以完成全部工作，最好事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对方说清楚并表示歉意；答应对方的时候，态度要积极主动，脑子要沉着冷静，一旦接受委托就要不惜代价完成好，这样才能不断地得到上司的信任与嘉许。
多一些优惠给他人
一个理智的商家，一定要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应该把精力首先集中在强化巩固自己的内部机制上，然后选具有战略眼光的“势”，通过“设点”、“连线”、“立柱”等隐蔽的、有效的手段去围形，最后形成固若金汤的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获胜。相反，与某家公司争小利，眼睛死死盯在眼前的利益上，一方面会因把精力耗于此种竞争上而无精力去“造大势”；另一方面会因争小利而得罪周围的同行，树敌过多，被人联合而攻之。
所以，千万不要“铁公鸡一毛不拔”，相反，倒要经常让些小利给别人。让小利于别人，眼下像吃了点亏，但从长远观点看并非吃亏。让小利于别人，别人不仅不会因争利而与你敌对，反而会生出感激之情，信任于你。取得别人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而取得同行的信任就更为重要。信任你的同行不仅不会挖你的墙脚，关键时刻还会帮你一把。即使不能帮你，也不会落井下石。
让利于人，一定要让得巧妙，否则也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所谓巧妙，其实质在于要抓住顾客的需求心理，给予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如旅店免费为顾客提供生活用品，饭店为顾客无偿提供茶水等，都是给予顾客需要的利益。再如，有的商店送货上门、免费维修等，也都是满足顾客需求利益的做法。
外国商人在商场竞争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并且各具特色。不同国家的商人有不同的认知：
日本商人认为：只要能大量销售，哪怕是极便宜的东西，也要大量组织货源，因为它有可观的利润可赚。
美国商人认为：利润大的商品，不是好商品，顾客喜爱的商品才是最好的商品；把货物出门“概不退换”改为货物出门“负责到底”。
德国商人认为：以好的服务质量去争取顾客，以提高工作效率来降低商品成本。
英国商人认为：不说“这件商品我店没有”，而是说“你需要的商品，我们将尽力替你想办法”。
法国商人认为：出售的即使是水果、蔬菜，也要像一幅写生画般艺术地排列。
人或企业，首先要有信誉，同时再给合作者适时、适当地优惠，让小利得大利，这才是真正的信誉与财路的哲学原理。用战略的眼光看待问题，长远地分析，必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给人面子道路宽
李嘉诚说：“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在哪国都有。你千万别伤害别人的尊严，尊严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任何的伤害。”
1922年，土耳其和希腊经过几个世纪的敌对后，终于决定把希腊人逐出土耳其领土。
穆斯塔法·凯末尔，对他的士兵发表了一篇拿破仑式的演说，他说：“你们的目的地是地中海。”于是近代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争终于展开了，最后土耳其赢得了胜利。当希腊两位将领前往凯末尔总部投降时，土耳其人对被他们击败的敌人大加辱骂。
但凯末尔却丝毫没有显出胜利者的傲气。
“请坐，两位先生”，他说，接着握住他们的手，“你们一定走累了。”然后，在讨论了投降的细节之后，他还安慰他们不要为失败而痛苦，他以军人对军人的口气说：“战争这种东西，最优秀的人有时也会打败仗的。”
凯末尔真有大将风度，即使在胜利兴奋时刻，他还能考虑到敌方的尊严，在大庭广众之下，非但没有挖苦、讽刺、辱骂他们，反而以第三者的口吻对他们进行安慰，不知那两位希腊将领听了会作何感想？
我们常常不顾场合地对别人责备、挑剔，甚至挖苦、讥讽，却没想到这样的伤害力有多大，每个人都要面子，这面子代表了一个人的自尊心。人并不能仅仅简单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人还必须靠尊严支撑他的许多行动，他要争取和他人一样的平等，他渴望他的成绩被人承认，他期待社会给予他公正的待遇，如果一个人不顾及自己的尊严，那将被人嗤之以鼻，最终是要被别人遗弃的。
法国作家安东尼·圣伊苏培说过：“我没有权力说出，或做出让人小看自己的事。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他的看法，而是他对自己的看法，伤及别人的尊严是有罪的。”
每个人都难免会因为一时失误或个人能力所限而在公众场合处于尴尬的局面，这时，如果你再去嘲笑挖苦他几句，让他下不了台，他会怀恨在心，骂你一辈子的。
有一家公司，在一次生产会议中，一位董事以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当众质问一位管理生产过程的监督人员，他的语调充满攻击的味道，喋喋不休地指责那位监督人员的处置不当。为了不愿在他攻击的事前被羞辱，这位监督人员回答含糊，这使得这位董事更是发起火来，更加严厉地斥责这位监督人员。
几个月后，这位监督人员就离开了公司，他其实是位很好的职员，从被指责的那天起，他对公司的事情，已经没有热情了。不久，他进入另一家与原公司竞争的公司工作，并干得相当不错。
相比之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对待职员的方法上要高明得多，他们要免除公司某部门一位主管的职务，这位主管在电气方面是一等的高手，但让他担任计算主管部门的主管却是彻底的失败，然而公司却不敢冒犯这位脾气暴躁的大牌明星职员，于是给了他一个新头衔。他们让他担任“通用电气公司顾问工程师”——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只是换了个新头衔——并让其他人担任部门主管。
这位主管十分高兴，尽管他被调动了职务，但是他得到了不小的荣誉感，公司给足了他面子。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李嘉诚说：“只有博大的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会认为自己样样出众，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所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
成功者大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广阔的人脉网络。
清代有首诗说得好：“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保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幸勿多苛求。”所以，要想以强大的人脉来助自己成大事的话，就要有容人之量，胸怀全局，不可因一己之好恶，被随意的“情绪”牵着鼻子走，以致失去他人之心，误了大事。
“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要想成为人上之人，必须要能容人、容言、容事，看人长处，赞其优点，求同存异，以大局为重。在《三国演义》中蜀国宰相蒋琬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出色，他以德报怨，化敌为友，对不认同自己的人，对污蔑、诽谤自己的言论，都宽容对待，大度能忍。最后终以自己高尚的人格魅力、出色的治国才华，征服了众人，收拢了人心，建立起自己强大的人脉网，更使蜀国上下一心，稳定住了变动的局势。
蒋琬凭借其“以安定民众为根本，为政重实效，不做表面文章”的务实、稳重的作风，深得诸葛亮的赏识，留下遗言推荐他继任丞相一职。蒋琬上台后，有许多人不服气。蜀国另一位大臣杨仪，自以为自己做官的时间、资历都比蒋琬要深，但官阶却位于他之下，并且未得到重赏，所以自恃功高经常口出怨言，对别人说要是在诸葛丞相初亡时，我带着人马投靠了魏国，就不会有如此抑郁不得志的下场了。后主刘禅听到此传言，大怒，就要治他的罪，将他问斩。
蒋琬虽知杨仪不服自己，但罪不该死，反而替他去求情。
蒋琬手下有个谋士杨戏，和他讨论事务时，他常常一声不响。有人借机中伤杨戏，向蒋琬告密说他傲慢无礼，不把现任丞相放在眼里。蒋琬深知一个人若对另一个人没有好感的话，甚至是怀有敌意，那么无论用何种方式都很难改变对方，而且，若计较一时一事，就有可能演变成门派斗争，不利于国家安定。于是他反过来替杨戏辩解说：“杨戏不过是性情内向，言语谨慎罢了。以后不许在我面前说人是非。”
蒋琬就是以其宽容大度、求同存异的处事气度，赢得了众人的敬仰，赢得了广泛的人脉，在诸葛亮去世后的一段时期里，对稳定蜀国民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人交往难免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被羞辱，或被误解，自尊心受到强烈的挑战。面临这种状况不外两种处置方法：一是针锋相对，坚决反击；二是以退为进，强忍自安。实践证明，有时候，能忍者恰恰是强者。这里所说的“忍”是指：为了大局、为了长远利益而把他人强加给自己的痛苦、怨愤强咽下去，不予反击，求得息事宁人的一种处世方法。有句俗话说：“百忍成金”，它从某种意义上道出了“忍”的意义和价值。
只有对手没有敌人
李嘉诚说：“要照顾对方的利益，这样人家才愿与你合作，并希望下一次合作。”
商场竞争充满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能照顾到对方利益，不少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在这一点上，李嘉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香港《文汇报》曾刊登李嘉诚专访，主持人问：“俗话说，商场如战场。经历那么多艰难风雨之后，您为什么对朋友甚至商业上的伙伴抱有十分的坦诚和磊落？”
李嘉诚答道：“简单地讲，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如果生意跑来找你，就容易做。”“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要有中国人的勤劳、节俭的美德。最要紧的是节省你自己，对人却要慷慨，这是我的想法。”“顾信用，够朋友。这么多年来，差不多到今天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个省份的中国人，跟我做伙伴的，合作之后都能成为好朋友，从来没有一件事闹过不开心，这一点我是引以为荣的。”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老竞争对手怡和。李嘉诚鼎助包玉刚购得九龙仓，又击败置地购得中区新地王，并没为此而与纽璧坚、凯瑟克结为冤家而不共戴天。每一次战役后，他们都握手言和，并联手发展地产项目。
追随李嘉诚20多年的洪小莲，谈到李嘉诚的合作风格时说，“凡与李先生合作过的人，哪个不是赚得盘满钵满！”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商场上，人缘和朋友显得尤其重要。
实际上，善待他人、照顾到对方利益是生意场上交朋友的前提，诚实和信誉是交朋友的保证。正如在积累财富上创造了奇迹一样，李嘉诚的人缘之佳在险恶的商场同样创造了奇迹。有人说，李嘉诚生意场上的朋友多如繁星，几乎每一个有过一面之交的人，都会成为他的朋友。所以，李嘉诚在生意场上只有对手而没有敌人，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也是其一直坚持与人为善的处事原则的结果。
超越生命极限
李嘉诚说：“十几年前，当时两个孩子还年幼时，记得当时是夏天，我们来到这个湖，在这里划独木舟。一样的山色，一样的环境；一百年、一千年后，山色依旧，人可不同了。当你想起人生只是短短的旅程，便希望趁着有能力做事的时候，尽量在世上播下好的种子，这是值得的。”
“中国有很多哲学，有的到今天还是有用的，但是有的也不可思议。因为有的时候，我一个人事这么多，自自然然烦恼也多。甚至办这个医疗教育，也有受气的地方，也感到不公道。有的时候，你也气馁。在国内做医疗和教育，金钱当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时间、心血、恒心，还有投入的感情。所以有的时候也激动。”
长年累月辛劳，李嘉诚坦言自己也会觉得累，但是能够令他维持热诚、思维清晰的原因，却是他对名利得失有个人的看法，不会刻意经营。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汕头大学医学院的院长来到香港，与李嘉诚约好在午饭时间商谈筹建汕头大学医学院眼科中心事宜。而在此之前，李嘉诚的儿子在生意上有一些事要与李嘉诚商谈，李嘉诚说，给你五分钟，五分钟之后我约了汕头大学的人谈公益。对于那些要用钱的公益项目，一谈两三个小时还嫌少，然而对那些赚钱的生意，却是只给儿子五分钟，这就是大富之后的李嘉诚。
没有李嘉诚，就不会有汕头大学（李嘉诚私人捐资迄今已逾20亿港元）。
没有李嘉诚，就不会有汕头大学医学院及附属的两所医院和眼科中心。
没有李嘉诚，就不会有中国第一个较为正规的临终关怀机构“宁养院”。
李嘉诚在汕头大学，曾经说过一句几乎让所有汕大人所传诵的名言，“我对教育和医疗的支持，将超越生命的极限。”
10年以前，当李嘉诚开始捐建汕头大学的时候，当时香港大学的校长曾经警告过他，说建医学院很贵的，比一般的大学可能贵10倍。买仪器及各方面的投入都要多，而且医学院一定要有附属医院才有用。他劝李嘉诚捐建大学不一定要建医学院，可以建一些费用较低的大学，可是李嘉诚坚持要搞一个医学院，这当然不会是沽名钓誉。
多年以来，李嘉诚对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捐资巨大。他对于医学院眼科中心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他说人没有一条腿，没有一只手，还能看得到这个世界，可是没有眼睛的人，整个人生都是黑暗的。
中国人素来有句俗话叫做“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在筹建汕头大学之时……有人建议将其命名为李嘉诚大学。然而，当李嘉诚为汕大投入了无数的金钱、心血和感情的时候，汕头大学里却没有留下李嘉诚的名字，提及于此，李嘉诚的回答是，“有的人希望最好自己的名字更大一点，更醒目一点。但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人生观，我的人生观就是我做的都是自己认为对这个国家民族有利的，只要能这样做下去的话，那么没有我的名字是不要紧的。”
走进汕头大学，有两点会给所有来访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在整个校园里，你几乎找不到李嘉诚的痕迹；另一个就是李嘉诚如果来到汕大，学生对他的爱戴程度，看了会让任何一个人感动。当学生们抢着和他握手的时候，能把他一只胳膊都握满了。
当一只只年轻的手掌，和那只并不苍老的胳膊握在一起的时候，那力量，就是希望。
“我生平最高兴的，就是我答应帮助人家去做的事，自己不仅是完成了，而且比他们要求的做得更好，当完成这些信诺的时候，那种兴奋的感觉，是难以形容的……”
对于外界总把他定型为成功商人，李嘉诚自有一番不同看法，更直言：“我首先是一个人，再而是一个商人。”他认为，每个人一生中都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最关键的成功方法或许是寻找到导航人生的坐标。
没有原则的人会左右摇摆不定，正确的坐标可让我们在保持真我的同时，亦能扮演不同的角色，挥洒自如；在不同的岗位上拥有不同程度上的成就……就会活得更快乐、更精彩。
用道德力量造福祖国
1978年9月底，李嘉诚作为港澳观礼团的成员，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
这是李嘉诚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祖国首都，也是他逃避战乱远走他乡的39年来，第一次踏上祖国内地的土地。
观礼团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游览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十三陵、长城。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李嘉诚从首都人的精神面貌上，预感到中国将会发生巨变。
同时，他又从街景、车流、人的服饰等表层现象，看出内地的贫穷落后。首都如此，乡村就更不用说。他透过传媒，对内地贫困并不陌生，现在亲眼目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该为祖国为家乡做些什么？这一问题时时萦绕在他的心中。
这年底，李嘉诚从家乡的来信中，获悉潮州有很多返城的“黑户”，或露宿街头，或挤在临时搭起的矮棚笼屋栖身。李嘉诚深为不安，马上复函至家乡政府，提出捐建“群众公寓”……以救房荒之急。
幼时，李嘉诚随父读过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香港……
他承建的楼宇近千万平方英尺，却不敢将自己的行为与杜甫的诗联系在一起，因为是出于商业利益。捐建群众公寓，虽不可根本上解决房荒，也算是为家乡父老尽了绵薄之力。
群众公寓两处共9幢，4～5层不等，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安排住户250户。李嘉诚共捐资590万港元，工期分几年完成，陆续迁入新居的住户无不欢天喜地，有位新住户在门联上写道：“翻身全靠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
1979年，李嘉诚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当晚，在潮州市政府举行的茶话会上，李嘉诚说出一席感人肺腑的话：“我是1939年潮州沦陷的时候随家人离开家乡的，到今天已经有整整40年了。40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踏上我思念已久的故乡，虽然一路上我给自己做了心理准备，我知道僻远的家乡与灯红酒绿的香港相比，肯定是有距离的，但是我绝对没想到距离会是这么大。就在我刚下车的时候，我看到站在道路两边欢迎我归来的，我的衣衫褴褛的父老乡亲们，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心痛得不想说话，也什么都说不出来，说真的，那一刻，我真想哭……”
李嘉诚说到这儿，已泪水潸然。
回港后，李嘉诚与家乡飞鸿不断，他在信中恳切地说：“乡中或有若何有助于桑梓福利等，我甚愿尽其绵薄。原则上以领导同志意见为依归。倘有此需要，敬希详列计划示告。”
“月是故乡明。我爱祖国，思念故乡。能为国家为乡里尽点心力，我是引以为荣的”，“本人捐赠绝不涉及名利，纯为稍尽个人绵力”……
1980年间，李嘉诚捐资2200万港元，用于兴建潮安县医院和潮州市医院，大大改善了潮州的医疗条件。其后，李嘉诚积极响应市政府发起的募捐兴建韩江大桥活动。李嘉诚捐款450万港元，名列榜首，庄静庵（其舅父、岳父）居其二，陈伟南（香港屏山集团主席，饲料大王）列第三。共集善款5950万人民币，大桥于1985年奠基，1989年竣工。在大桥东侧笔架山，有一座韩江大桥纪念馆，在捐资芳名榜中，李嘉诚彩色大照位于正中。
李嘉诚还多次捐善款，资助家乡有关部门设立医疗、体育、教育的研究与奖励基金会，每笔数额10万～150万港元不等。李嘉诚慷慨解囊，善举义行，在家乡广为流传。尤令人称道的是，他淡泊功名，保持低调。他不同意以他的名字为潮安、潮州两医院命名。1983年元宵节，家乡政府有多项包括潮安、潮州医院在内的工程落成与开幕剪彩仪式，李嘉诚不愿参加剪彩活动。最后在有关领导的多次劝说下，才在开幕式前的一分钟赶往医院剪彩。
李嘉诚在香港也是一个大慈善家。
从1977年起，他先后给香港大学和其他几个国家教育机构及基金会捐款5400多万港元；1984年，他捐助3000万港元，于威尔斯亲王医院兴建一座李嘉诚专科诊疗所；1987年，他捐赠5000万港元，在跑马地等地建立三间老人院；1988年，捐款1200万港元兴建儿童骨科医院；对香港肾脏基金、亚洲盲人基金、东华三院捐资共1亿港元；
20世纪80年代至今，对香港社会福利和文化事业的几十家机构捐善款逾1亿港元。
李嘉诚在商业上的辉煌业绩，以及在公益事业上的慷慨之举，为他赢得无数的荣誉。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他，高度赞扬他为国为家乡做出的贡献。
李嘉诚有个宗旨，“发达不忘家国”，“办公益事业乃是我分内之天职”。他认为“没有钱是办不成事的”，但“金钱却也不是万能的”，“对有些地方、有些事，就是有了钱也不能解决问题的”，“只要我捐出的有限的钱，能为社会带来较大的益处，我就终身无悔”，“我当努力办实业，只有盈余多了，才能拿出多一些的钱，用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