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己以严，待人以宽。
内心的财富才是真财富
李嘉诚说：“能够在这个世上对其他需要你帮助的人有贡献，这个是内心的财富，也是真财富，任何人拿不回来。否则，也不过是‘富’而不‘贵’。”
“丹青不知老将尽，富贵于我如浮云。”这两句诗是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的名句，表达的是作者对洒脱放达和怡然自得的人生的向往。“富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的真正来源是孔子的《论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说，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做枕头，也是乐在其中的。那些不义之财，在我看来就好像浮云一样。
李嘉诚在公开场合多次声明，真正的“富贵”，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能用金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更多的人受到关怀。
在李嘉诚心中，公益事业带来的快乐远远大于财富，他说：“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段时间，你能够快快乐乐地回想起，这一生虽然人家也为我服务很多，但我也为人家服务不少，那么，你就会真真正正快乐。”
“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衡量的。能够在这个世上对其他需要你帮助的人有贡献，乃真财富。因为金钱的财富，你今天可能涨了，身价高很多，明天掉下去了，你的财富可以一夜之间变为一半。只有你做出使世人受益的事，这个是真财富，任何人拿不回来。”
“最要紧的就是内心世界，你会感到世界上有很多不幸的人，那么，你能够做得到的，你这一生应该好好尽心尽力去做。你明明有多余10倍、100倍都不止的钱时，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这使得一生有意义得多。我如果再有一生的话，我还是走这条路。社会要进步，离不开支持关怀，这方面，你可以带给很多的百姓幸福安乐。”
“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比拟的。衡量财富就是我所讲的，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如果让我讲一句，‘富贵’两个字，它们不是连在一起的，这句话可能得罪了人，但是，其实有不少人，‘富’而不‘贵’。真正的‘富贵’，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能用你的金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使更多的人受到关怀。所以我就这样想，你的贵是从你的行为而来。”
“贵是从你的行为而来。所以，如果你去看我们中国的很多哲学家，他是讲‘贵为天子，未必是贵’，‘贱如匹夫，不为贱也’，一个普通大众，从事低下工作，未必是贱，而天子也不一定是贵。主要是看你的一生所做的事，所讲的话，怎么样对人对事，这个是我自己领悟出来的。”
有的人，他虽然非常长寿，但是，并没有做出有益于他人的事情，所以他这一生是有一点浪费。如果有的人虽然年纪非常轻就去世了，但是他对我们这个社会有非常好的贡献，所以，他虽死犹生。最要紧的是内心的富贵，一个人有了衣食住行这个条件之后，应该对社会多一点关怀，或者说义务，或者说责任。
诚信是为人处世的基石
“一个有信用的人，比起一个没有信用、懒散、乱花钱、不求上进的人，自必有更多的机会。”这是李嘉诚给年轻人的忠告，同时也是他自己的座右铭。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的道德观念和思想修养源远而流长，自古以来就被中华民族所重视。“诚信”一词由“诚”和“信”两个单音字构成，许慎《说文》、班固《白虎通义》以“诚”“信”两字互训，其含义既相区别，又紧密联系。
诚，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二义，一是本体特性之义，二是德性之义。
其一，诚是一个表述宇宙本体特性的哲学范畴。《礼记·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朱熹注：“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可见，诚就是实际有、实际存在、真实无妄的意思。自然宇宙是物质性的，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自从宇宙形成之后，它就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和节拍运动、变化和发展，人们承认它是那样，人们不承认它还是那样。实有就是天道的最基本和最根本的特点。
其二，诚是一个表述人的基本德性和精神状态的道德范畴。《礼记·中庸》云：“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注：“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诚作为道德范畴，其指向不再是宇宙自然界而是人本身。
古人认为，天道的本质特性是诚，是实有，人是天地的产物，因而人在德性上也保存了天道的本质特征，但没有达到天然具足的程度。人作为万物之灵，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内在本质及其不足，并通过后天的努力，不断培育诚的德性，并把它发扬光大。作为传统道德范畴，诚是个体德性和精神的内在实有。其含义有三：其一，诚是与天道本质特点密切相联系的人的真诚无妄的德性；其二，诚是人的自我统一性，是身心内外的合一不二；其三，诚是诚敬严肃的精神和心理状态。
人的内在实有的德性，总是要通过人的外在言行表现出来。某人的言行就构成了其他人对某人具有多少诚的德性的了解、判断和评价的依据。然而，某一个人的言行常常不能完全地表现一个人内在德性的实有。其他人受自身言行习惯的局限和对某人言行了解程度的局限，常常不能对他人的德性做出恰当的评价。真正能够正确评价自己有多少“诚”德性的人，是某人自己及对其有深刻了解的“知音”。
自然界没有主观意志，因而不存在什么“假象”；人类有主观意识，故而有虚伪和谎言。在道德领域，与“诚”相对的是“伪”。所谓“伪”，就是没有内在德性的实有而伪装成有。“伪”是对他人的欺骗，比“无”更坏，因此，人们常常说“真小人”比“伪君子”还更可爱一些。
信，在字形结构上从人从言，讲的是言谈的诚实性，言由心出，表里一致。“信”字原本讲的是人在神面前祷告和盟誓的诚实不欺之语。古人认为，神灵具有人所不可企及的智慧和能力，人在神面前只能老老实实，否则必有灾祸降临。
《左传·隐公元年》记载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典型地表现了春秋时期人们的“信”观念。
郑伯就是郑庄公，从其出生的第一天起，他的母亲就不喜欢他。其父郑武公去世后，郑庄公即位。其母背地里支持其弟太叔段谋反篡位。郑庄公早有准备，击败其弟，囚禁其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誓不相见”。
不久，郑庄公回心转意，对母亲很是想念。但是，那个“不到黄泉，誓不相见”的信誓，决定了母子二人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相聚了。
后来，一个叫颖考叔的人给黯然神伤的郑庄公出了一个主意：掘井见黄泉，母子隧中相见。郑庄公母子因此才得以团圆。
郑庄公之所以信守誓言，就在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人类对于鬼神的畏惧。这种对于鬼神讲信的行为方式运用到人际关系之中，讲求人际之间的言而有信，也就是人际信用伦理。
诚于中，必信于外。因此，诚与信联结为一个词，表述的是人们诚实无妄、信守诺言、言行一致的美德。诚信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道德规范，它要求人们诚实无伪、言而有信。千百年来，诚信一直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要求，对于人际的协作与和谐产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干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常常是自己给自己鼓劲，使自己集中精力，使自我内部统一起来，这就是一种诚的功夫。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在的诚，也就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自我，其心灵是涣散的，外部表情也是散漫的，对外部信息的感应是浅淡的。这样一种心灵状态，做事不可能做得漂亮，修德不可能有效果，与人相处不可能交成好朋友。《中庸》所说“不诚无物”就是这个意思。
人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动物，总要与他人交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言行来进行的。诚于中必显于外。心有诚意，口则必有信语；口有信语，身则必有慎行。一个人能够长期地坚持以诚信待人处世，就会形成诚信的人格。具有诚信人格的人，就会赢得人们的普遍信赖。自尊者人尊之，自敬者人敬之，自信者人信之，这是人际交往的必然规律。
一个人诚信与否，是以行为和时间来检验的。孔子曾讲：“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一个有道德的人，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自己诚信故而也相信别人的诚信。然而，人并不都是言而有信、言行一致的，因此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有的人自以为很高明，认为人都很好欺骗，故而长于言而短于行。但是，人毕竟是不能靠欺骗生活的，当其欺骗的把戏被人们普遍知晓的时候，这种人就变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没有可行欺骗的环境。小时候常听的“狼来了”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某些人欠缺诚信的美德，却不思考如何实际地约束自己、提高诚信度，而是用各种手段和方法伪装诚信。《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在隐蔽的地方，在微小的地方，常常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真正的面目。即使伪装得再高明，总是会露出破绽和马脚的。只有表里一致的人，才没有破绽。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内在德性诚实的人一般都从来不表白自己的诚实，而惯于说谎的人总是诚恳地向人表白自己说的不是谎话；诚实的人总觉得人人说的都是实话，不诚实的人总觉得人人都不诚实；厚道的人常常认为人人都厚道，工于心计的人常常认为人人都工于心计。具有丰富人生经验的人，不需费很大的气力就可以通过言谈洞察一个人的德性。
诚信作为一个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对人们的共同要求。与人相交往，自己首先要保持诚信。然而，正常的、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维持则需要双方或多方都讲诚信。“信”字还包含同心相知、彼此信任的意思。如果双方当面说一套，背后搞另一套，友好的关系不可能得到维持，两人更不可能成为朋友。彼此以诚信相待，不因偶然事件而动摇，不因时光流逝而褪色，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诚信。
值得指出的是，诚信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每个人都不可须臾而离，但这并非绝对。诚信是一个基础性的道德，它需要以正义的道德原则来统率。一个人为人处事，一言一行，都要以义为原则；义所当为则勇往直前，义所不当为则退避三舍。一个公务员把关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机密很“诚信”地告诉敌人，一个银行职员很“诚信”地把银行保险柜的密码告诉抢劫者，这不是愚蠢便是白痴。这种小人之信是不能提倡的。孟子曾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你不必告诉他实际的病情；对于一个别有用心的人，你不必告诉他不该知道的秘密。从大义出发，该说实话的时候说实话，不能说实话的时候保持沉默，这并不妨碍一个人诚信的品格。
先秦时期，商鞅为了变法，而“立木取信”。三国时诸葛亮为了让众将信服于军法的权威，真正做到令行禁止，虽然主观上极不情愿，但还是要在用人之际“挥泪斩马谡”。曾国藩曾经有所感慨地说：“天地之所以不停止，国家之所以建立，圣贤之所以高大长久，都是以诚来体现的。”所以诚就是最真，最真就能达到最美，最美就能达到最善，这样便是天地的大德。
钱来自社会，应该用之于社会
李嘉诚说：“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我已不再需要更多的钱，我赚钱不是只为了自己。为了公司，为了股东，也为了替社会多做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
许多经商者有时对钱财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创业，挣点儿钱实属不易。而智慧的经商者却把钱财看得很淡，他们解囊相助，慷慨捐助公益事业。他们的这种做法值得经商者借鉴。
李嘉诚就是这样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
李嘉诚长期以来怀着这样一种思想，钱来自于社会，应该用于社会。因此，无论自己在生意场上是否顺利，他都将对社会的责任放在重要的位置。
李嘉诚说：“一个发了财的人，不应该只顾自己的挥霍，也不应该当守财奴，更没有必要把财产遗留给自己的子孙！”而“应该为社会多做一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特别是要用在教育和医疗方面……”
1992年8月16日，李嘉诚与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会晤。他对邓朴方说：“我和两个孩子经过考虑，再捐一亿港元，5年内把内地490多万患者的疾病全部治好。我挣钱，你为残疾人办事。”我国华东地区大雨成灾时，李嘉诚以长实集团四大公司名义捐款5 000万港元赈助华东灾区。他说：“过去，对公益事业，我一般以私人名义去做。这次，以公司的名义，则别有深一层的意义。作为以中国股东为主的香港公司，应该用最快的时间对中国的紧急呼吁做出反应。中国人要比外国人更快、更自觉地做这件事情！我希望借这一快速反应，能起到一点儿引导作用。”
他谦虚地表示：“我们捐出的钱，和国家所需要的数目相差还很大，但希望小小的贡献能起一点儿好作用。”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曾说过：“你若要喜爱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爱因斯坦也曾经这样说过：“人只有贡献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工作上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意义。”把人的社会价值确定为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对人与社会互助关系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对人的社会价值本质的正确揭示。
李嘉诚正是在慷慨捐助一项又一项公益事业的同时，完善着自己的奉献哲学，实现着人生更大的价值。
“只有博大的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会认为自己样样出众，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所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
创造财富，奉献财富
李嘉诚说：“我个人对生活一无所求，吃住都十分简单，我并没多要财产的奢求。如果此生能多做点对人类、民族、国家长治久安有益的事，我是乐此不疲的。”
李嘉诚是香港首富、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富豪之一，也是社会公益事业不遗余力的支持者。他不仅把他的慈善事业称为他的“第三个儿子”，更是作为他晚年“富且贵”的一种精神追求。
有人说，李嘉诚有两个事业。
一个是拼命赚钱的事业——李嘉诚“王国”的业务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统领约22万名员工；他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享有着顶级地产商和零售商的美誉；拥有着最大的手机运营商的头衔……
另一个是不断花钱的事业——“李嘉诚基金会”由1980年成立至今，捐款已近80亿港元。2006年8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未来将把1/3的个人财产捐作公益慈善之用，有关资产会放入“李嘉诚基金会”。据《福布斯》2006年全球富豪排行榜资料，李嘉诚个人的财富约188亿美元（约1 500亿元），1/3即约500亿元。
作为中国商业界的成功典范，为什么李嘉诚会以如此巨大的热情投入公益事业呢？这与他少年时的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李嘉诚少年时期因家庭生活所迫，不到15岁便辍学到社会上谋生。回忆起童年的经历，李嘉诚早就下了决心：“如果有一天，假如我的事业可以达到某种程度，我就要为医疗事业做一点事。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政策，教育都是最重要的。教育能够令社会进步，而医疗是一种关怀。如果一个社会有进步，有关怀，这个社会就非常和谐，也会充满理想，充满关心和爱。”同时他也认识到个人力量到底有限，唯有事业成功，才能对社会和国家做出重大的贡献。
经过奋斗，他的事业终于“达到了某种程度”，开始“心有余力”了，他便开始热心公益，支持内地及香港的教育医疗事业。他于1980年成立了“李嘉诚基金会”，借以对教育、医疗、文化、公益事业做更有系统的资助。李嘉诚基金会的项目为不少人所熟悉，包括为内地偏远地区贫困病人提供“医疗扶贫”行动；推出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及捐资筹建和发展长江商学院等。李嘉诚经常把基金会称为自己的“第三个孩子”，甚至说：“如果能够在支持医疗、教育方面帮助很多的话，你叫我给他叩头都可以。”
李嘉诚还常常捐助上亿元的巨资，用来造桥铺路、兴办教育、支援医疗、赞助科研、弘扬文化、赈济灾民、造佛像、修寺庙等公益活动。
此外，李嘉诚还积极推动旗下企业集团捐资及参与社会公益项目。1991年7月12日早晨，李嘉诚惊悉中国华东地区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他立即用电话与长实公司的首脑联系，取得共识后，即通知新华社香港分社，以长实、和黄、港灯、嘉宏四公司的名义，捐出5 000万港元赈灾。在随后的记者采访中李嘉诚说，过去对公众事业，一般是以私人的名义，这次以公司的名义，是想让全公司的股东和员工都参与，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他同时呼吁香港各界人士、各个社团，只要经济能力许可的，都踊跃参加，用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方式来支援华东灾区。据14日的《文汇报》报道，在李嘉诚先生的倡议下，全港市民掀起救灾的热潮。这次活动，香港市民共捐赠5.66亿港元。
一个人拥有奉献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奉献精神的生动写照，集中反映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奉献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一种真诚自愿的付出行为，一种纯洁高尚的精神境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壮举。正因为如此，这个世界才变得如此美丽。一个人生活在世上，是需要有奉献精神的。如果每个人都自私自利，尔虞我诈，那么人类怎么会发展到今天，明天又能发展到何处？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屈原一生洁身修行，“虽九死其犹未悔”，司马迁“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文天祥“以身殉道不苟生，道有光明照万古”。所有这些，都是这一精神的生动写照。
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只为自己而活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一具臭皮囊；只有为他人、为社会、为民族、为祖国而活的人，才是真正高尚的人，这种人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体现，不在于其地位多高、权力多大、财富多广，不在于高低贵贱，而在于为社会为民族付出的爱心，做出的奉献。一个人生活在世，渺小得如同大海里的一滴水，但只要有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奉献的意识和行动，真心真意地付出，即使是一滴水，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成为最美丽的风景。
“身心托付天下大，财富回报社会生”，这是新一轮财富修炼，更是财富人生的圆满写照。如果说创造财富是一种苦乐相济的体验，那么，奉献财富便是一种情有独钟的享乐，“聚财的苦楚自己揽，创富的甜果大家品”；“钱财之枝结金银之果，美德之树长名望之根”；“赠出金钱心坎富，捡来好话嘴不贫”。只有兼收并蓄，才能不断开拓美好的财富前程。
腾出一只手给别人
李嘉诚常说：“人生在世，能够在自己能力所及的时候，对社会有所贡献，同时为无助的人寻求及建立较好的生活，我会感到很有意义，并视此为终生不渝的职志。”
这里有一个“腾出一只手”的故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20多岁时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穷人》，学工程专业的他怯生生地把稿子投给《祖国纪事》。编辑格利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傍晚时分开始看这篇稿子，他们看了十多页后，打算再看十多页，然后又打算再看十多页，一个人读累了，另一个人接着读，就这样一直到晨光微露。他们再也无法抑制住激动的心情，顾不得休息，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住所，扑过去紧紧抱住他，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涅克拉索夫性格孤僻内向，此刻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他们告诉这个年轻人，这部作品是那么出色，让他不要放弃文学创作。之后，涅克拉索夫和格利罗维奇又把《穷人》拿给著名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看，并称：“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开始不以为然：“你以为果戈理会像蘑菇一样长得那么快呀！”但他读完以后也激动得语无伦次，瞪着陌生的年轻人说：“你写的是什么，你了解自己吗？”平静下来以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了反应：“我一定要无愧于这种赞扬，多么好的人！多么好的人！这是些了不起的人，我要勤奋，努力成为像他们那样高尚而有才华的人！”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大量优秀的小说，成为俄国19世纪经典作家，被西方现代派奉为鼻祖。
格利罗维奇、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因各自的成就赢得人们的尊敬，但同样令人们尊敬的是他们“腾出一只手”托举一个陌生人的行动。而且从最初他们就预料到这个年轻人的光芒将盖过自己，但圣洁的他们连想也没想就伸出了自己的手。
“腾出一只手”给别人肯定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别林斯基等三位伟大的艺术家虽然后来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抢了光芒，但毕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功而使自己的人格举世皆知。
生活中更多的“腾出一只手”者默默无闻，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成为“不再重放的花朵”。然而“腾出一只手”给别人，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结果。无论被托举者最后是否平凡，无论能否得到回报，都不影响爱的价值。
在员工管理方面，李嘉诚亦运用了“腾出一只手”的原则，正如他所讲：“领导全心协力投入热诚，是企业最大的鼓动力。与员工互动沟通，对同事尊重，才可建立团队精神。人才难求，对具备创意、胆识及谨慎态度的同事，应给予良好的报酬和显示明确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