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均输法。为了保证京城皇室、官僚和大量驻军的需要，宋朝从一建立，就在东南各地区设置发运司，负责征办和发运各地的物产往开封。发运使们不管开封的库存情况和实际需要，也不管地方丰收还是遭灾，只是按照规定的数额，从地方征来，运往京城了事。这既加重了各地百姓的负担，又造成京城不少物资积压，不得不低价抛售。遇到国家急需，只好高价向商人购买，使其获得巨利。为了改变这一积弊，均输法规定，拨给东南发运使500万贯钱和300万石粮供其周转，要求其全面掌握各路财赋的状况和京城需求及库存情况，运输价格低的地方的物品和距离较近的地方的物品来京城，以方便运输，节省经费，减少农民的赋役，使国家财政充足，百姓也不太穷。
二、青苗法。这是对旧的常平仓法进行改革的新法，所以又称常平新法。宋太宗和真宗时，为了平抑粮价和用于救灾，陆续在京城和各地设常平仓，留下一些上供钱作为本金，每当新粮上市价钱便宜时，加价收购粮食存仓，到粮价太贵的时候再减价卖出。荒年也可以拿出来赈济。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常平仓有名无实，钱谷被挪用，穷人不能受益。每遇灾荒，农民不得不向豪强地主高价借贷，不少人家因此破产。青苗法规定，在夏秋粮未成熟前，凡民户自愿借贷的，即将所贷粮食折成现金贷付，归还时，稍加利息随税纳还。从而使农民在急需时有处借贷，不必再受高利贷的盘剥，以防止兼并的发生。
三、农田水利法。这是一条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新法。它规定，鼓励各种人向官府提出兴修农田水利的各种建议。各地要进行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修筑圩岸的工程，凡花费经费较大的，可以向常平仓借贷支用。还不够时，州县官就劝谕富户出钱借贷，由官府担保催还。这一办法的推行，使各地的农田水利得到很大的发展，从1070年到1076年的七年间，全国就兴修水利10 792处，受益的田地达36.3万顷。
四、免役法，又名募役法。它废除了旧差役法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衙门差役的办法，改由政府出钱招募差役，再按户等高低和产业多少摊收募役的费用，称免役钱。而原先不承担差役的城市上五等户和农村的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及官户、寺观，也按同等人户免役钱的半数交纳，称为助役钱。每年要在实际募役用钱之外，加征五分之一的钱，称为免役宽剩钱，以备荒年免收时使用。
五、市易法。这是为了限制大商人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实行的办法。规定在开封和其他城市设置市易司，由国家提供一定数量的本金，用以收购市场上的滞销货物。在社会需要时再赊购给商贩们，半年或一年后，加息一二分，归还市易司。从而由政府控制市场，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六、免行法。以往，开封各工商行业除了交纳各种正常的赋税以外，还经常要负担各官衙摊派下来的物品和人力的要求，成了他们的沉重负担。免行法规定，以后不许各官衙直接向工商行业索要东西和人力，各行业按其获利的多少，定期交纳免行钱，各官衙所需从免行钱中解决，使工商业户的负担有所减轻。
七、方田均税法。北宋的官僚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却隐瞒田产逃漏赋税，不仅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针对这一情况，该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主持在全县丈量土地，从4边各1 000步，即41顷66亩160步为一方，并根据土地的肥瘠，确定土地的等级，作为负担赋税的依据。将原来地方的租税总额，按新丈量的土地数和等级平均负担。据说，当时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丈量土地活动，到1085年（元丰八年），已丈量的土地达250万顷，占全国纳税土地总数的一半多。
整顿军事的新法：
一、将兵法。为了改变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战斗力不强的问题，规定，固定将官对军队进行训练。在开封、河北、京东、京西路设置37将，每将设将副各1员，选择有丰富作战经验又有指挥才能的将领担任，专门负责对军队进行严格训练，训练好的军队才报告朝廷等候差遣。以后，又陆续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总共92将，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二、保甲法。此法的目的是整顿社会治安，防止盗贼和农民的反抗斗争。规定，每10家为1保，设保长1人，50家为1大保，设大保长1人，每10大保为1都保，设都保正、都副保正各1人。每1家只要有2个成丁的就抽1人为保丁，自置弓箭武器，学习武艺，轮流在保内巡逻，发现盗贼，就限时追捕，追捕到盗贼者予以奖励。保内有人犯法，或有盗贼居留，知情而不告官就要处罪受罚。保丁实际上是宋朝政府在民间设置的一支武装力量，不仅用以维持地方治安，在必要时还可以补充军队。
三、保马法。马匹是当时重要的战略物资，不仅用于作战，也用以运输军需物品。以往国家设监牧养蓄马匹，数量有限，由于管理不善，死伤很多，病弱之马也不堪骑战，为此，行保马法规定，军马由民间养蓄，凡开封和河东五路的保甲愿意养马的，每户1匹，富户可以养2匹。免除养马户的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的养马户马死后由其独自赔偿，四五等户由10户分担其半数。每年对养马的情况进行检查。此法的实行，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开支，增加了战马的供给。
四、军器监。军器的制造原属三司胄案负责，而三司工作繁杂，主管兵器制造的人员经常更换，所造兵器数量尚可，质量却不佳，难以满足外御辽、夏，内备镇压的需要。经王安石等人建议，废除三司胄案，另设军器监，统一管理全国武器的制造。鼓励军民对兵器的制作和改进提出建议和设计。在开封设东西广备攻城作，在一些出产材料的州设都作院，具体从事兵器的制作，军器监根据所制造的兵器的优劣，对有关官吏进行奖惩。这一改革取得良好效果，10多年以后，兵器库所藏兵器不仅质量很高，而且数量充足，保证了征战之需。
整顿科举和教育的新法：
一、改革科举。王安石认为以前进士科考诗赋、明经考背诵经文的做法，是败坏人才、使学术纷争的根本原因。根据他的建议，朝廷于1069年（熙宁二年）正式改为科举考试以经义论策为主。规定，以《诗经》《尚书》《周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进士科考试时，第一场选考本经中的一经，第二场考兼经，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时务策。罢去明经科，设明法科，专门考律令刑统大义断案，合格即取。
二、改革教育。王安石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一道德”，即统一思想，而学校担负着一道德的重任。根据其意见，首先扩充国子监中太学的名额，并将学生分为三等，刚入学的为外舍，学习考试合格后升为内舍，最后是上舍。学行优异的上舍生经考察，可以不参加科举考试直接任命官职。专门设置经义局，由王安石主持，负责训释《诗经》《尚书》《周礼》的义理，编为《三经新义》（其中王安石亲自编成了《周官（即周礼）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和太学教材。
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进行的变法，从一开始就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反对派以司马光为首，在太皇太后（仁宗的皇后）、皇太后和岐王赵颢的支持下，对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反对派认为，变法针对那些地方豪富是不应该的，他们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如果将他们都搞垮，一旦出现边境的紧张形势，需要兴师动众，军需的粮钱将从何而来？他们反对保甲法，说，保丁习武艺，有武器，一旦出现灾荒、失业或社会危机，将会拿起武器，成为国家的大患。他们反对青苗法，说，政府实际上是在放高利贷，有损国家的体面，有关官员将会以该钱借给有关系的人，而且荒年借贷肯定要亏本。他们反对免行法，两宫皇太后亲自到神宗面前哭诉，说她们的亲属被强迫交纳很重的免行钱，恐怕京城会因此发生动乱。他们攻击市易法，说是挟官府行兼并之事。
对反对派的责难，王安石据理进行反驳。1070年（熙宁三年）三月，宋神宗问王安石：“外边传言，朝廷认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什么话？朝廷哪里有过这样的话？”王安石知道，这是反对派作为大逆不道的奇谈怪论在到处宣传的“三不足”，他没有正面回答自己有否说过“三不足”的话，只是对神宗说：“陛下事必亲躬，唯恐伤民，就是畏天。陛下事无大小，都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就是恤人言。祖宗之法，本来就不足守，仁宗在位就多次改变法度。”王安石写了《上五事札子》，对反对派攻击最厉害的五件事进行了批驳。一是反对派攻击他和戎，就是与西夏和平，他认为该策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二是青苗法，指出青苗法贷钱给贫民，对其有利。三是免役法，能平均各等民户的负担，使他们安心务农。四是保甲法，使邻里互相纠察，奸人无边藏身，人人归向仁爱，否则民心动摇，社会不安定。五是市易法，起源于周代的司市，汉代的平准，实行以后使货物流通，国家增加收入。当然，这些新法，必须有合适的人来实行，如果行非其人，急于求成，邀功希赏，也会带来大害。王安石也给反对变法最厉害的司马光写信，反驳了司马光的指责，陈述了自己坚定的变法决心。指出：“两人的争论是因为各自的政治主张不同。自己受命于君，必须为国家着想，即使受到怨诽，也是早已料到的。我绝不会因为害怕怨诽而无所事事。”
但宋神宗在反对派的强大攻势面前开始动摇。特别是1074年（熙宁七年）四月，大旱已经8个多月，反对派声言这是老天不满变法的表现。王安石的一个学生郑侠在反对派的支持下，上疏神宗，并奏上所绘的《流民图》，说新法造成了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困苦之极，还说：“天旱是由王安石引起的，罢了王安石的官，天就会下雨。”宋神宗反复观看该图，长叹数声，因此对变法更为怀疑，并下诏撤销方田均税法。王安石见此，不得不请求辞退。宋神宗于是将王安石罢相，任命为观文殿学士、江宁知府。
经王安石推荐，朝廷以韩绛为宰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继续推行新法。吕惠卿是个品德不佳的人物，他早就想取王安石而代之，很怕王安石重新启用，于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打击王安石。1075年（熙宁八年）正月，郑侠又上疏，指责吕惠卿以朋党遮蔽圣上耳目，并将唐代魏征、姚崇、宋璟和李林甫、卢杞的传，分别抄在两轴纸上，题为“正人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在位之臣”。意思是在位大臣是李林甫一类的小人，而推荐冯京为相。吕惠卿上疏指责其诽谤朝廷，并揭发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曾对郑侠奏疏表示赞扬，于是将郑侠编管汀州，将王安国罢职还乡。不久，吕惠卿又制造李士宁之狱，想进一步陷害王安石。阴谋被韩绛发现，他即利用自己的权力加以阻拦，并向神宗揭发此事，建议召回王安石。宋神宗于是下诏召还王安石。
王安石虽然人住江宁，但对朝廷的事情非常关注，对吕惠卿的阴谋与指责，他一再上疏驳斥。现在起复诏书下来，他立即启程，背道而行，仅仅7天时间，就赶到京城。1075年（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二次为相。吕惠卿不但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伺机打击王安石，变法派内部的分歧日益表面化。加上新法在实行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反对派的攻击更为激烈，宋神宗对王安石也不像以前那样信任。王安石要求处分一些阻挠新法的官员，遭到神宗的拒绝。王安石信任的邓绾、吕嘉问、程昉、练亨甫等人却陆续被排斥。王安石感到已很难将变法推行下去，加上他这时身体有病，爱子王雱又生病死去，王安石更加灰心，遂请求解除要职，于1076年（熙宁九年）十月第二次罢相。宋神宗仍以他为江宁知府，但王安石却并不到职，而是在江宁闲居，直到逝世。
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仍坚持进行了一些变法。在继续实行以前所颁诸法时，进行了一些改进，以纠正其弊病。另外，宋神宗于1080年（元丰三年）下诏，对官制主要是中央文官及其机构进行了改革。具体做法是，在中央设置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书省负责取旨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不再设侍中、中书令、尚书令等职，而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门下侍中之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另设枢密院的枢密使，与尚书左、右仆射同称宰相。形成了中书、枢密二府分掌政务、军务的新格局。又设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尚书左右丞，取代原来的参知政事。尚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具体的政务工作。这次改革，使权力更为集中，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整个宋朝一直执行下去。
1085年（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病逝，年仅38岁。其子10岁的赵煦继位，为宋哲宗，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皇太后一贯反对变法，这时，利用自己的权力，火速将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反对变法的大臣招来，以恢复祖先的法度。司马光先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后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著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文彦博为太师，主持军国重事。从1085年四月到1086年（元祐元年）八月，司马光等人将保甲法、方田均税法、雇役法、青苗法等全部废除，变法遭到失败。历史上称罢废变法的活动为“元祐更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