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鸿章的为官生涯中有许多次被李莲英束缚了手脚，他的政策被李莲英及其爪牙的阴谋所破坏，其中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中日战争之前为海军提供经费以及之后的与俄国签订秘密条约。甚至在光绪皇帝成年后的1899年至1898年，慈禧表面隐退于颐和园，李莲英那只无形的手还在通过她继续操控高级官员的任命与罢免，并坐享由此带来的好处。
宫中这些“滑头无赖”施加的影响，就如京城各部和督察院里思想僵化的官员们施加的影响一样，他们反对那些自由思想和改革手段的介入，而这些在李鸿章眼里，恰是拯救国家所必不可少的东西。
1901年，在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剧烈动乱中，罗伯特·赫德先生（他是一位十分关心中国事务的乐观派人士）把中国统治阶级一成不变的态度归因于自大--“遗传下来的自大，这种自大完全处在巨大和盲目乐观的愚昧环境里。”在无法抗拒的一些事件之后，这种傲慢自大的漠视态度有所改变；但当李鸿章试图通过坦率的说理来加以改变时，它仍旧丝毫不动，依然坚守着“民族的自鸣得意，智慧的自鸣得意，文明的自鸣得意，至高无上权力的自鸣得意”。这种天生而来的自鸣得意感对显而易见的事实却顽固不化地一味拒绝面对，对此我们可以悲叹，但我们不得不钦佩这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气，正是这种精神让这个民族紧紧握住自己的信仰，坚信道德力量最终会战胜物质力量，正义战胜强权，正是这种信念让他们维护绝妙的闭关政策，继续把外面的世界看得漆黑一团。
无论在道德还是智力方面，李鸿章早期的中国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古代社会--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结构，凭借时好时坏的运气，抵住了无数次的叛乱和入侵，其灿烂文明和祖先崇拜与宗教教育的固有传统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我们也许会为欧洲文明的科学艺术、许多发明和机械成果感到骄傲，但中国确实有一些东西引起我们自发的尊敬甚至是嫉妒般的敬仰，比如中国人对务实和实用主义的优先考虑，中国人冥思的哲学观点和甚至处于贫困之中也能保持乐天的劲头。
欧洲在从奴隶制迈进到希腊、罗马文明之前，这种以家长制为其基石得出的道德哲学，已经十分有效地使三分之一的人类融进了根深蒂固的单一性质的民族中。部分是地理位置的原因，部分是这个国家已被实践证明的自我满足，中国在后来漫长的世纪里对“无法无天的次要族类”不闻不问，继续做她的美梦，沉静于她的冥想，更多地关心自己的终极目标而非眼前的结果，甚至在后来的年月里，一点都不为西方蛮夷取得的惊天动地般的进步所打动。
中国古老信仰的力量永远比新的信条和科学发明到来时的力量强大。在中国闭关自守的漫长的岁月里，有时从西方传来令其不安的声音。印度对中国遥远边疆的入侵，以及印度塞西亚在中亚的征服--“光荣属于希腊”的虚弱回声--都已经传入了中国，并记录在瞭望塔和佛寺之中，后者建立在沿着西方贸易路线最远的边境上。
整个中世纪的欧洲，那些波斯、阿拉伯和印度的冒险商人将香料、乳香、象牙与宝石带到了中国的南方海岸，与这些货物一起带来的还有许多奇谈，讲述着洋夷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中国边境以外大片无人占领的水域。天主教方济会的牧师们，以及来自地中海东部与爱琴海沿岸国家和岛屿的商人们，不畏艰险穿过印度洋来到中国南部，中国的统治者们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有关13、14世纪天主教欧洲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只是打听来的，并不完整。然而，由于自鸣得意而缺少对外部世界和事件的好奇心，儒士们仍不为所动。
马可·波罗及其亲戚在忽必烈汗的宫廷里拥有的声望和影响力，在清王朝的记载中很少或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很快也被世人遗忘了，正如同与他有关的13世纪遥远的中国记述已被西方世界忘得精光一样，他们的记忆直到两百年后才被葡萄牙的航海家们重新唤醒，如今，北京反过来轻蔑地把他们当成从荒蛮之岛上跑来的乞讨商人，只是出于宽容之心才允许其在广州经商，而且只给他们很差的条件。
随着第一批自由贸易的英国商人来到中国，并且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于1834年被废除之后，一些更有卓见的官员开始产生了一种危险迫近的不详预感，也有些察觉到这些海外商人背后的军事力量。在律劳卑勋爵作为国王（而非公司）的代表，被派驻在广州之前的三百多年里，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没有使中国的统治者废除那个古老而可敬的信仰--他们国家是宇宙的中心，固定不变。直到大不列颠对他们发起第一次战争（1839-1842）之前，中国的政府和百姓一样，十分相信龙座上的皇帝用来对付外来蛮夷的智慧和谋略。
雷夫查尔斯·古茨拉夫在1838年的著作中确切地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天朝：“与整个世界完全隔绝，以无法形容的鄙夷态度对待其他每个国家”。所有其他国家的人们被看成是野蛮人，“注定要居住在方形大地的边缘，或居住在环绕天朝的四大海洋上的小岛之上”。“感觉到了她的高贵，”作者写道，“她认为自己是影响整个世界的大清帝国，不仅摇撼四海，而且以怜治之。她以同样的柔情怀抱所有国家，同时，如果远方的蛮夷愚昧到了不承认世界上唯一文明的国家所具有的优越性，那就让它自行其是好了”。这就是中国统治者在处理与大英大清帝国的第一批使节--马嘎尔尼伯爵（1793）与阿默斯特爵士（1816）的关系时，所怀有的振奋之情。当时他们通过西藏和尼泊尔得到了一个报告，说莫卧儿帝国瓦解了，白人在印度占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但中国统治者的振奋之情仍未被改变。乾隆皇帝在热河接见马嘎尔尼伯爵几天之后颁发给乔治三世国王陛下的圣旨，以及嘉庆皇帝于1816年给乔治四世的圣旨，都展示了这种极其无知的精神。
与英国的第一次交战争以签订《南京条约》（1842）为结束，此后直到李鸿章作为对抗太平军的欧洲雇佣军的组织者登上历史舞台为止，西方的冲击也许已经让一些中国人打开了眼界，让他们看到了没有武力支撑的自傲态度是有多么危险。
但这丝毫未能消除北京当局及其派驻各省省会代表们的傲慢态度，就连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也未能使之动摇，因为这样自豪的民族精神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感情所致，是中国人所有道德观念的基础，它胜过了任何明显的事实与政治理念。这种坚定不移的道德优越感，生来就在中国统治阶级的骨髓里，长年不变，也不会轻易为外国人的物质成就所颠覆。官僚群体总认为这些成功只是偶然所致，希望只是暂时之象，因为他们在各个时期都坚持他们的努力，努力“将蛮夷赶到海里去”，直到1900年才作罢。
在与外国列强发生断断续续的关系的任何时期里，中国政府都未曾认真地转向条约强加之上的政治改革，除了创造出这些条约失效的组织，她采取的所有措施没有任何其他作用。这种批评特别适用于清朝于1860年由热河返京以及英法联军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那些早期战争与条约带来的教训，很快烟消云散，而且中国官僚群体意识到外国列强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完全承认中国的领土完整，他们就安心了。
从1860年起，中国的外交变得越来越胆大，因为官僚群体领悟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真理，那就是政治上的强大就在于外交策略。在将近半个世纪里，中国利用一个列强对付另一个列强的成功事实往往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官员对外国人智力的鄙夷。不管是作为外交官还是行政官，李鸿章与他同一时期的大多数著名人士不一样，因为当他也像其他官员一样不喜欢不信任欧洲人时，他却不轻视欧洲人。我们把他与其同僚们的奏疏和公文进行比较，便可发现他在这方面的辨别能力多么强大，远远超过了别的官员和皇帝的顾问们。著名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在他们著名的奏折里从头至尾都忠实地代表了正统官员们一成未变的理念，即中国是宇宙的中心，儒学便是这个中心芬芳的花朵。
关于对外政策，他们对皇帝提出的建议，也跟现实世界的事实和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与李鸿章清醒且务实的言辞相比，他们的观念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印象，充满了十足的稚气。
在后面的篇幅里我们会作一些批判性的比较，来搞清楚李鸿章展现的智慧与原先和他主要的同僚以及对手的无能之间的差距。这里只需指出，文人学士的精神与道德状况及官僚阶级的家长制传统，使他们顽固地轻视外国人，两者构成了一道防线，没有人能够摧毁它甚至仅仅使它动摇。
这些人的根基太深，在他们的坚持不懈里牵扯的利益过于重大，任何个人领袖与传道者的命令和榜样都无法让他们受到影响。李鸿章尽管一生业绩累累，大权在握，但他对政治改革的主张犹如从荒野中传来的哭喊，他是明白这一点的。在很多方面，他是这个社会正常而自然的产物，所以他不可能去重塑这个社会。
李鸿章在慈禧太后于1900年逃离京城后呈上的奏折里，恰如他40年前的奏折一样，清楚地反映出他懂得威胁着中国的危险不仅来自外国人的侵略之心而且还来自国人的心理惰性。在批判他的事业成功与否时，我们应牢记这个事实，同时也要记住他毕生的事业不仅是要防止欧洲人和日本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同时也在努力教育国人清醒地认识种种新生力量，这些力量必定将把他们排外的傲慢连根拔起。
在进一步探究李鸿章的事业之前，我们需要注意这样一种现象，即他在处理对外事务时所具有的敏锐开阔的事业和勇气，往往被他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贪污受贿与裙带作风所中和了。就这些事情而言，他仍是先人的典型产物。在他整个积极进取的政治生涯中，中国这条腐败老龙的足迹随处可见。
在40年里，他不知劳累，以不倦的努力地想出权宜之计，奔波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事务里，对充耳不闻的听众们大胆告知中国不设防状态的原因和后果；在那些年代里，他决不试图，也不通过命令或范例去查询官僚阶层固有的不诚实作风以及中国衰弱的主要根源。相反，他所有的进步性的教育和行政改革措施、提出的改善国家防御的广泛计划、名下的许多工商企业，都因挪用公款和贪婪的不劳而获弄得臭名昭著。在这些方面，他的国民们从来没有严厉地批评过他，因为当时公共服务中的贪污和贿赂现象是得到承认的既定事物秩序的一部分；相反，他的事业和权威虽令人敬仰，却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用高明手段聚集和增加的巨大财富。
李鸿章在公务生活中的两个对手，一个是经久磨炼的军人左宗棠，一个是南京总督刘坤一，他们是少有的正直诚实之人，两者都身居高位，生于贫寒之中，死也两袖清风；但李鸿章成功的事业，使得他成为了大多数中国人眼中的杰出者。
有关这些事实，以及李鸿章自己曾坦言的中国政治中钱包鼓鼓的品德，我们都有必要如实说明。我们承认李鸿章是19世纪的缔造者之一，并对其事业做出如此的评判，但读者最好一开始就接受这个事实，即他对同代人及其继任者，以及当代的中国官员们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影响绝不会有助于道德的提升。既然他在这个程度上以自己为例认可了官僚阶层自私的个人主义和不诚实的作风，既然他未能在公务中灌输较高的标准，那么他就应该受到谴责，而且他的影响也是恶劣的。
从李鸿章1860年到1896年官宦生涯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从甲午中日战争直到他去世（1901）为止，他与俄国的亲密关系不仅是为了促进中俄之间的交往，还是为了满足他不太合法的个人目的。他在长期担任直隶总督期间与慈禧太后的亲密关系，以及慈禧太后在他“时运不济，遭众人唾弃”之时给予的支持，主要归因于他超群的能力和对皇室坚定不移的忠诚；但是毫无疑问，他和慈禧太后的关系受到了臭名昭著的大太监李莲英的影响和维护，李鸿章与后者至死都保持着亲密的、经不起严格审查的金钱关系。中国在过去30年里所遭受的羞辱和欺凌，可以中肯地归因于大规模的有组织腐败现象，而李莲英是其中主要的煽动者与受惠人。
从洋务运动直到这个无助的王朝于1911年垮台为止，欧洲人从中国改革派那里得知，也相信国家的腐败就是一个魔鬼，随着这些异族满洲统治者的下台，必须被迅速清除掉。孙逸仙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和伍廷芳这一类机会主义者在其共和宣言中毫不犹豫地向世界宣称到：“清王朝愚昧的思想及野蛮的倾向使中国沦落到屈辱的地步。”
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改革派心里非常清楚：官僚们的贪污是汉人的传统，并非满人所有；早在默默无闻的满人崛起之前，这个传统已经盛行很久了。光绪帝未能实现他那生气盎然但不切实际的国家改革，那么他的道路上无法跨越的最大障碍就是李鸿章这类官僚们的既定阶级利益，而非满人的保守主义或种种特权。我们应该牢记这个事实，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实际状况，有助于我们了解官僚传统在短命的共和议会与命运不济的袁世凯政权之下都未消亡的原因。
满人离开了，但官僚传统留下了。袁世凯和想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人们所实践的治国之术，与李鸿章采取的治国之术十分相同。的确，只要记住袁世凯与“共和国”的许多高官们仰视着李鸿章，把他当成保护人、庇护人和榜样，向他学习改良官僚财政的许多妙招，而这些招数大体上是中国当时需求和外债所致的结果，那么可以公允地讲，在很多方面北京现存的险境是李鸿章的直接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