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考察一下袁世凯的中央集权政策的性质与效果，我们的结论会变得非常明显。袁世凯在国民党与改革派于1913年垮台后集中了所有的力量推行了这种中央集权政策，从而成功地重建并加强了因革命骚动而解体的财政机器。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有一个重要主张，这个主张也许比他处理外交事务还要重要，即他十分清楚在有效的中央当局领导下改革财政的必要性，并把它当作适当的军事准备与海军防御的前提。
如果说李鸿章在事业的某些阶段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有时候甚至支持省级自治的原则（如同舍纳德·阿思本舰队的事件一样），这仅仅说明了他所属阶级的既定利益以及官僚保守主义压在他头上的固定负重，是无论多么伟大的一个人都无望以正面的攻击来克服的。有关这个问题，与其他许多问题一样，李鸿章的才能在于他采取了“中庸之道”，不仅为他明知必须为之的事情而奋斗，而且还承认那些他必须当作权宜之计而被迫接受的事物。
为了实现外交目标，为了逃避外国公使的要求，为了把这些人的脑子弄糊涂，李鸿章毫无疑问赞成并老练地遵守传统，把权力下放给省级责任者；但同时他充分意识到中国必须通过行政改革重组自身，巩固自身，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在增强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权威并实行集权化之后方可实现。
只要适合自己的目标，李鸿章同慈禧太后一样，为了欺瞒外国人会在庄严的条约中声明其有决心也有能力去重新调整诸多不满之处，并启动所有改革；但不止一次的是，他在坦率的，显然真诚的时刻里，向与他交情不错的外国人承认，只要各省仍保留自治的法律，那么无论在行政、财政还是国防方面，都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就中国的内政而言，李鸿章在之后的日子里开始相信，只有以某种宪法程序作为调节器，中央集权的独裁才能在面对外部的分裂影响的威胁时使国家团结在一起；他主张的各个方面的改革全都指向以上这个结论。事实上，为了让中国人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央集权已成为必需之物。1895年签署屈辱的《马关条约》回国之后，晚年中的李鸿章以悲痛的心情又一次回味了这些真理；这些真理从1898年迅速发展的广东革命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看来，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李鸿章得到了教训，但都太迟了，但他的门生和继承人、既身为总督又做皇帝梦的袁世凯，却没有错过这个教训，他为财政集权化所做的努力可谓坚持不懈，尽管总体上不太成功。在诸多方面，这两个天赋很高的男人比他们同代人更为聪慧，但没有一个人有能力通过劝诫和树立榜样来突然改变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性格与习惯。
在很多方面，他们经常通过事业与行为证明了自己的返祖力量，这个力量之强大远在他们的政治才能之上。他们的智慧感知到了省级自治的危险性，但他们的社会本能，他们继承而来的阶级偏见，都让他们遵守常规。我们从外部有利的角度来考察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应该尽可能地认可这些根深蒂固的倾向，这些倾向和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标准差之千里、迥然不同；而且，在评估李鸿章的成败时，我们该如同目前所做一样将他视为一种十分僵化的社会制度的产物。
如果打个比方，我们可能要谴责他在这些本能上的倾向性，以及有时引导他反对自己见解（即作为基础性国家改革的集权化的必要性）的阶级偏见，那么我们不该忘记省级自治在漫长的岁月里已被证明为一种成功政策，能够满足自足而热爱和平的中国人的需要与天赋，这种政策本可以继续完成他们的目标，如果不是西方的剧烈影响改变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平衡的话。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陷入了危险之地的主要原因就是西方的商业和军事力量突然入侵了中国的隐世之态。从这个角度说，李鸿章的生活清晰地显示成一个为绝望的机会而进行的英勇却徒劳的斗争；他明知这种社会与政体毫无防御，注定消亡，却仍坚定不移地信仰其道德优越性，因此，这种徒劳的斗争更让人可悲可叹。
已故的亚历山大·密吉先生也许是最有才华的观察家，也是现代中国历史最精准的记录者。他以此立场探讨李鸿章的毕生事业时，建议我们考虑如下问题：为何像李鸿章这样具有务实头脑的人，会把毕生精力放在追求不可能获得的成果上面？为何在一个智者云集的国度里，这个任务竟然会几乎只是一个人的事情？“中国人”，他指出，“绝对不是傻瓜，若我们发现在国家事务中他们没有展现比小孩堆建沙堡更大的智慧，那么自然而然的结论是，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对他们面临的问题存在误解之处。然而如果我们把中国人归属为道德力量的世界，那么他们对属于物质力量世界的一切所产生的误解不仅是可以解释的，而且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双方都没有达成共识，哪怕妥协也不存在，而且其中一方肯定会永远误解另一方”。
李鸿章把时间都花在了寻找良方上，他希望能靠此良方来达成不可能达成的妥协。如果他今天仍然在世，他的聪慧一定会发现，在当前欧洲物质文明所取得的惊人成果中，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信念，这些信念能够为中国人坚持古老信仰和国家体制的家长作风作辩护。
李鸿章与欧洲人交往的漫长而麻烦重重的岁月里，我们发现他经常自问，并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获得了全世界的杀人机器而丢掉了自己的灵魂，那么它得到了什么好处？甚至在他1896年游历欧美感到吃惊、感叹壮观时，他那成熟的判断力引导他得出一个真诚的结论，即虽然中国在物质方面蒙羞了，与“外来蛮夷”进化的所有成果相比，中华文明却构建了一个更为合理、更为人性化的生活哲学。他的这个判断，是在比较观察的基础上形成的，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信念保持了一致，这个信念是天生而来的，且坚定不移。
李鸿章对西方机械科学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但在此背后，隐藏着他的一种不可战胜的信念，即相信天朝的那一套道德哲学，这套哲学经受得了时间考验，从未被战胜过，以后也不会被战胜，这是一种不好斗的文明，比希腊、罗马的文明更为稳定。李鸿章怀有的正是这样的信念，这个信念比引导他采取西方科学的任何冲动都要强烈。
任何对李鸿章生活的记载，如果没有考虑到上述事实，就会产生误导。他在努力寻求不可能的妥协时购买了许多舰船和枪炮；但直到晚年，他那更为私密的文字反映了：他的基本信念还是深深根植于先贤们的经典之中。
为了对这个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的毕生事业进行批判性的研究，欧洲传记家的任务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在中国还未出现过有关其生平事迹的精确记录。从他给皇帝的奏折、诏书和国家批文中收集到的稀疏信息，或多或少由于中国官方记载“制造历史”的倾向而降低了可信度，宁愿舍弃对真实事件的真实记录也要采取这种做法，是因为这样能够歌颂统治者和其子孙。他们让王朝的历史记载迎合官方对理想世界的想象，而与现实中的世界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
主要由作家组成的清王朝媒体，在讨论公共事务时同样喜欢虚伪行事，只提供少量的材料以便应付检验或补充官方记载。当慈禧太后“为求历史精确”而从王朝历史中删掉给义和团的诏书时，她的行事与天朝“议事情录”的编辑一向吻合，恐怕李鸿章的官方传记也会遵守这种小心谨慎的作假经典传统。
从日记和学者们私底下流通的记叙中，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材料，这些材料不仅有趣而且还相当准确，但还是缺少美国编辑们所谓的“人性趣味”。1901年上海的一份报纸发表了李鸿章传记，既没有致力于分析他治国之术背后的基本动机，也没有发现他事业成功的秘诀；而且有关他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该文很少或根本没有涉及到。因此，要对李鸿章的事业从整体上进行批评考察，大多数信息只能从欧洲观察家的著作中获取。由于对中国语言和习俗的肤浅认识以及过于倚重官方文献，这些作品中记载的一些事实和结论难免有误。
有些欧洲人十分了解李鸿章，他们可以根据私人观察，写出有关他毕生事业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秘史，可惜这些人已经过世，没能留下任何记载。李鸿章的日记由其美国秘书毕席克先生保存了多年，据称已被人在其临终时偷走，而且从未出版过；大量的信件与笔记则由罗伯特·哈特先生保存于天津，但在义和团动乱期间完全被毁灭；因此，李鸿章从1870年到1900年之间在对外事务中采取的秘密外交政策大多就成了值得商榷之事，因为留下的证据存在矛盾的地方。
已故的亚历山大·密吉先生的著作，仍是所有当代记载中最有价值的一种，但它却只涉及了一个相对简短的时期；而且它还有一个缺陷，就是该作者与李鸿章的私人交情甚密，他对这位伟大的总督心怀热烈的敬仰之情，所以在《英国人在中国》一书里为李鸿章描绘的可敬之形象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平衡感和透视性。
另外一个现存的资料即为李鸿章自己大量的作品，它们可能揭示了中国这位19世纪打造者的性格和毕生事业。在其一生中，李鸿章无疑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编纂者，对时事编写了大量的记录和评论，但根据现在对这些文字的了解，从根本上来讲不能为我们增加多少准确的信息，不论是有关它们的作者还是有关他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负责人还是代表人。
1913年出版的名为《李鸿章回忆录》的一本书里，由约翰·W·弗斯特（华盛顿的前任国务卿）作序，序中声称该书是依据李鸿章大量手稿的译文编选而成，这些手稿均从他担任官职的各部门那里得来的。根据该书故意匿名的编辑所说，这个回忆录的编选集是由这位已故政治家的家人与朋友公之于世的，且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批准。
即便该书不被认定为赝品，它对国际大事的缄默不语，对细小琐事的一再赘述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李鸿章的文件一定是要么被用作服务于八卦新闻的凄惨目的，要么被那些掌管文件的人用于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只有一个假定可以避免这个结论，即李鸿章故意编写了半政治性的日记。
这本书由这位美国外交官和政治家推荐给公众，此人由于在中国政府担任要职，所以该书引发了不小的关注；但是，该书的权威性从一开始就遭到了那些批评家的质疑。该书涉及了娱乐性的闲言碎语以及一些古怪的哲学反思，但事实上没有揭示这位伟大总督30年内扮演重要角色期间的任何重要国事。此外，正如在该书出版时不止一个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毋庸置疑的是，书中涉及了推断性的回忆和选择性的编辑，但十分诧异的是，它没有清楚地列出文献出处，所以该书在英国和美国第一次出版时人们对这本书出自李鸿章之手表上怀疑。
实际上，这个赝品在得到明确的检验之前就被人怀疑了；但持怀疑意见的人自然是无法确定最先在纽约《太阳报》和伦敦《观察家》报上出版这部回忆录的富有魄力的美国记者曼尼克思先生在写该书时，是否通知了总督大人的亲友，是否得到了他们的同意，赝品内部的证据是否充足？但另一方面，有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是中国政府（此书声称是中国政府批准出版的），还是李鸿章的亲人都未站出来否定此书。
现在，总督大人的一个家人已经正式宣布李鸿章从未写过日记，不管是他在环游世界还是在天津的时候都没写过。同时，一个事实被弄清了，即曼尼克思先生实际上于1900年去过中国北方，也去过北京，当时他是美国第9步兵团的一名列兵。所以，作为新闻记者出身的他，也许有可能接触过李鸿章的某个家人，或其他中国人，这些人愿意为他提供构成该“回忆录”的材料，以期达到政治目的。
该书（指《李鸿章回忆录》）包含了许多有关“中国改革派”思想方面的暗示性文字，它们如果不是要求人们与这位构思独创的作者进行实际的合作，便可算得上是一种启发。不用说，人们真诚地接受了这本书，欢迎它，还把它当做了解有关远东人和事的有价值的补充性材料。
暂且不追问聪明的中国改革派究竟是否参与了编辑这部自传的问题，可以公允地讲，无论如何此书在不止一处中展现了一个非常可信的演示，这种演示说明了李鸿章的著作继承人也许会认为这些文字适合做已故总督大人的盖棺定论；该书还有一个独特价值便是其中流露出的中国官僚们的种族思维，若没有有关地方知识的第一手资料和专家的帮助，作者是非常难以捕捉到这种思维的。比方说，回忆录以许多奇怪的方式反映了中国官僚对于大清帝国以外一切事物的轻蔑态度，以及其勇敢无比的无知状态。
在李鸿章去世后不久上海出版了他的一个公文集子，该集子由他最顺从谦卑的仆人、兼职官员盛宣怀编辑。这些文献与清朝的诏书和官史记载相比，在历史研究方面，并不具有更大的实际效用。整体而论，它们显著地展示了典型官员在遣词造句方面的造诣，以及作者在维护和挽回自身官员颜面上的显著才能，但没有顾忌到事情的精确性或者说事情的发展过程。
根据可信的中国近代史以及李鸿章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期间扮演的角色，李鸿章的这些公文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即中国官僚阶层生活、运行和存在于其中的无处不在的“虚伪”氛围；迹象还包括作者对其政治道德环境的本能性遵从。确实，可以公允地讲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潜意识中的证词，这些证词证明了作者和儒家学者一样平静超然于现实世界之外，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态度主要归因于对中国治国观念中卓越智慧的极其真挚的信仰。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李鸿章在世时的生活情形，必须更多地倚重于独立而能干的欧洲观察家们记载的观点，而不是以中国官方记载或李鸿章遗作中的证据。那些证据必定只用作辅助材料而非结论性材料。但无论哪种权威性材料引导我们，无论从中得出什么样的判断，在评价李鸿章及其作为19世纪缔造者之一的地位并作出最终定论时，为对他及其事业的公正起见，让我们记住他出生于其中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当我们公正地权衡李鸿章的功绩与过失时，让我们不要忘掉他应去面对的困难是多么特殊，多么繁多，而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在内他是这个满清政权衰败的产儿，在外是欧洲的警报和远足的产儿，是大清帝国的“神圣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