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徽宁会馆不断向近代社团的转化，会馆的功能也不断的社会化，成为旅沪徽、宁商人对国家和社会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看法及主张的代言人。如在五四运动中徽宁会馆就曾与其他客籍商帮会馆联合起来积极推行工商界的“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尤其是在“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上海抗击日本侵略的作战中，徽宁会馆不仅积极参加了支援抗战的募捐、创办伤兵医院、收容和救济难民、遣返同乡等工作，而且还积极鼓励抗战中的徽籍将领和战士奋勇杀敌，为民族立功。特别是在“一·二八”凇沪抗战期间，徽宁会馆除了先后向红十字会伤兵医院捐献国币3000元，向上海战区难民救济会捐助国币1000元外，还向参战的十九路军捐款国币1000元。同时，徽宁会馆还致函参与指挥十九路军作战的安徽同乡、时任凇沪警备司令的戴戟，鼓励他奋勇杀敌。函称：
孝悃司令乡先生伟鉴：自倭寇侵沪举国上下慨愤同深幸赖我十九路军同心御侮迭奏肤功，我乡长智勇兼贺赅，经纶弥漫，功高寰字，荣及桑梓。敝馆同人等，感佩之余，爱就棉力所及，除输助红十字会伤兵医院国币三千元及捐助上海战区难民救济会国币一千元，交由国华银行转奉，敢云犒劳之资.聊尽同仇之谊，伏乞察收并希示复特函奉达勋祺！
上海徽宁会馆代表吴青筠余阶升同启
二十一年二月二月二十九日［33］
徽宁会馆除了在旅居地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外，还时刻关注故乡的各项事务，积极为家乡捐款捐物，帮助家乡解决困难。如宁国地区1908年发生水灾，徽宁会馆立即进行捐款相助，帮助家乡难民度过难关。1931年，江淮地区再次发生特大水灾，徽宁会馆立即向宁国所管辖的宣城、南陵两县各拨洋6000元进行赈济。
四、徽宁会馆与其他旅沪客籍会馆之比较
在近代上海，就传统会馆而言，除了徽商所建立的徽宁会馆以外，其他客籍商帮也建立了自己的同乡会馆，如宁波商人建立的“四明公所”、福建商人建立的“泉漳会馆”、广东商人创立的“潮州会馆”等。与这些客籍商帮会馆相比，徽宁会馆有如下特点。
其一，建立时间较早。与其他同乡会馆相比，徽宁会馆建立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早，它建于1754年，而宁波商人的“四明公所”则始建于1797年，比徽宁会馆要晚近半个世纪，直到1803年才“建正殿五楹，廊庑毕备，崇祀关帝，始额其门曰四明公所。”［34］福建和广东商人所创立的会馆也都晚于徽宁会馆。
而在明清时期与徽商相伯仲的山西商人则迟至道光中期才在上海建立“山西会馆”，比徽商晚了近一个世纪，建立的同乡团体中，除了东关东、山商人（商船主）所建立的“关山东公所”要早于徽宁会馆以外，其他商帮的同乡团体都要晚于徽宁会馆。这说明徽商在上海进行商业经营的时间相对要比其他商帮早的多。
其二，徽宁会馆规模宏大。徽宁会馆建立之后，随着旅沪同乡商人的不断增多，其规模也随之不断增大。光绪年间，徽宁会馆经过多次扩建后，规模之宏大为沪上各客籍商帮所建会馆之首。据史料记载：“沪上为各省会馆荟萃之地，顾大都注重华美一途，若论材料之坚实，布置之周妥，实以本会馆为第一。”［36］徽宁会馆宏大的规模是旅沪徽商财富雄厚、人数众多的象征和体现。
其三，徽宁会馆为同乡所提供的服务相对来说比较周到。如徽宁会馆办理同乡丧葬活动在旅沪各客籍会馆中很有代表性，有些做法是其他客籍会馆所不可比拟的，如棺木的寄存时间，其他会馆大多都是三年为限，而徽宁会馆则宽延至六年。所以，时人曾对徽宁会馆办理同乡丧葬活动大加赞誉，“阡葬以时，异籍不得冒名，土工毋许横索，以及无力而并为施棺扶归，则助之程费，踵前贤之义举，而精益求精，洵可慰旅魂而泽枯骨矣”［37］。同时，徽宁会馆还从事着与丧葬有关的“祭祀”活动，“每遇寒食、中元、小春诸节，诵经谶度”，到时乡人“携挈陌钱、盂饭浇奠荒茔者，肩相摩、趾相错也”［38］。
再者，徽宁会馆存在的时间相对较长。徽宁会馆从1754年建立，历经晚清乃至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1956年，上海市对各旅沪商人会馆进行归纳繁理时，徽宁会馆仍是当时71家会馆之一。
徽宁会馆是上海客籍商帮建立较早的一个传统商人会馆，自建立以后，会馆就通过各种活动发挥着对内和对外的功能，有效地凝聚了寄寓上海的同乡商人的向心力，强化了徽商在异地他乡的团体意识。
徽宁会馆用团体的力量来维护旅沪徽商的权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旅沪徽商商业活动的长期进行。同时，徽宁会馆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曾作为安徽籍商人的同乡团体前后存在二百余年，它不仅见证了上海商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上海城市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特色。
注释
［1］高洪兴：《会馆街——外码头人从这里兴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2］苏智良：《老上海的同乡团体·序言》，〔上海〕文汇出版社2（）03年版，第1页。
［3］（民国）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1册）《北京歙县义庄》。
转引自张海鹏、王延元等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247页。
［4］民国《新安思安堂征信录·序》，民国九年（1920年）石印本。
［5］上海市《南市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38页。
［6］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0—232页。
［7］《上海徽宁思恭堂缘起碑》，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2页，第232页。
［9］民国《徽宁思恭堂征信录·增定章程》，民国六年（1917年）石印本。
［10］［12］民国《徽宁思恭堂征信录·序》，民国六年（1917年）石印本。
［11］［36］《徽宁会馆图记》，《上海徽宁会馆特刊》南洋印刷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印。
［13］民国《徽宁思恭堂征信录·徽宁会馆全图记》，民国六年（1917年）石印本。
［14］［16］［17］［18］［19］［23］［24］［25］［26］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72页，第869—870页，第872页，第872页，第877页，第869页，第870页，第871页，笫871页。
［15］转引自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以1830—1949年为中心》，山东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
［20］《徽宁会馆章程》，《上海徽宁会馆特刊》，南洋印刷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印，第23—24页。
［21］郭绪印：《老上二海的同乡团体》，〔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37页。
［22］邵雍：《中国近代社会史》，〔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27］《上海县为徽宁公堂冢地不得作践告示碑》，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l页。
［28］民国《徽宁医治寄宿所征信录》，民国五年（1916年）石印本。
［29］《卢湾区志·第三十四编传记·客籍乡帮团》，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网站：URE=http：//www.shyonh.gov，cn/node2/node4/node2249/luwan/node37536/node62753/node62771/userbject-lai50887，html.
［30］民国《徽宁思恭堂征倍录·停办各节饮福缘起》，民国六年（1917年）石印本。
［31］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2—3页。
［32］参见刘石吉：《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近代中国城市手艺工人集体行动之分析》，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版，第411—429页。
［33］《上海徽宁会馆特刊》，南洋印刷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印。
［34］［38］高洪兴：《近代上海的同乡组织》，载《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第145页。
［35］依据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社会利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82页“表”，略有改动。
［37］民国《徽宁思恭堂征信录·劝捐思恭堂添建西厅及筹备善后经费》，民国六年（1917年）石印本。
原文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身有所寄，心有所托”
——战后上海待遣日侨的集中管理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危机中的繁荣：1929.1933年上海市民社会生活研究》，（批准号为09YJA770040）的前期成果之一；同时受到上海大学“211工程”第三期项目“转型期中国的民问文化生态”（A.15—A011—09—001）的资助，谨致谢意。
忻平吕佳航
近代以来在华日侨规模持续扩大。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中国战区（指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及台湾、澎湖列岛，香港除外［1］）待遣返的日俘和日侨共有2138353人，其中日本战俘1255000人，日本侨民784974人［2］，分别集中于中国大陆、台湾、海南岛、越北各地，将经由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等十二个港口，出港归国。［3］如何迅速而稳妥地处置滞留在华的数百万日侨、日俘，是国民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上海战后遣返日侨日俘的人数占中国战区遣返总数的42.76％据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1946年4月版，第236页中数据计算而得。，在整个中国战区的遣返中占据重要位置，是日侨日俘人数最多、类型最为复杂的集中地［4］，因而最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之余日本战败后在华日本战俘、侨民的遣返工作，作为战后遗留问题的一部分，已逐渐为研究者们所关注，至今方兴未艾，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于建国后（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东北地区进行的百万日侨遣返研究；二是陈祖恩、袁成毅、梅桑榆、完颜绍元、刘国武、吴庆生、杨章怀等学者以整个战后初期的中国战区为背景的战后日侨日俘遣返的研究；三是地域性的战后遣返工作个案研究呈逐渐升温趋势，如王艳飞对南京、米卫娜对北平、胡荣华对华北、陈祖恩、吕佳航对上海等地的战后日本侨俘遣返的研究等。，以上海为个案，通过对待遣日侨集中管理过程的历史还原，展示国民政府日侨遣返政策的有效实施，以及待遣日侨的日常生活，从中透视国民政府采取宽容温和的方式遣返“敌侨”的政策实质。
一、政府指令与遣侨部署
1945年8月15同，蒋介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一时问，在重庆对国内外发表了长达11分钟的广播讲话，表明了中国政府在胜利形势下的对日方针，强调了“不图报复，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5］的对日政策，以此奠定了国民政府处理日本侨民政策的基调。1945年9月30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颁布第二十一号训令《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6］，具体对日侨的集中和管理做了制度性规划，如以“强迫”执行为手段，将日侨分地区、限期集中；严格规定集中时日侨所带物品的种类、数量，其财产超标部分将作为战后赔款的形式收归国民政府所有，集中居住等。
按照国民政府的指令，上海地区的接收和遣返工作由第三方面军负责。为了执行遣返日侨的相关政令，第三方面军上海日侨管理处（以下简称“日侨管理处”）于1945年10月1日在狄思威路（今溧阳路［7］）1177号正式成立，“负责处理日侨管理之一切事物”［8］，处长由第三方面军王光汉中将兼任［9］，在上海市政府的协助下专司日侨事宜，集中管理在沪待遣日侨。日侨管理处的工作方针严格遵照国民政府的指示与办法，“秉承主席（蒋介石）本年八月十五日广播训示（‘以德报怨’），暨陆军总部颁发中国地区日侨集中管理办法，慎重从事，以赴事功。”［10］上海地区日侨分四区进行集中，第一区：东至斐伦路（今九龙路［7］），西至四川北路，南至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北至斐伦路河浜；第二区：东至杨树浦路河浜，西至斐伦路河浜，南至杨树浦路，北至旧公共租界线；第三区：东至黎平路，西至杨树浦河浜，南至杨树浦路，北至旧公共租界线；第四区：东至加纳路（今黄兴路），西至齐家宅曹家宅，南至曹家宅蔡家宅，北至旭街之间。［11］这四个区分布在虹口区公共租界北区及杨浦区，第一区至第三区是相连接的狭长区域，沿黄浦江滨、杨树浦路从虹口区延伸到杨浦区，第四区独处于今杨浦区黄兴路以西区域比照1947年《上海地图（新旧路名对照）》和2006年《上海中心城区图》而得出结论。。由于遣侨运输力量不足，故不可能在短期内将所有集中日侨全部遣送归国，这批日侨势必将在上海滞留数月。上海日侨管理处对集中区内的日侨以保甲和自治形式加以组织化管理。
二、保甲与自治——组织化管理模式的实施
战后滞留在沪的日侨人数甚众，成分复杂，分区集中以后，亟待进行有效地管理。而日侨本是敌对战败国侨民，不适合任其完全自治，因此，日侨管理处对集中区内的日侨采取了保甲制与自治组织相结合的组织化管理方式，将保甲制与自治“妥为配合运用，以收管理经济之效”［8］。
（一）保甲制管理
保甲制启蒙于西周时“六乡六遂”的乡村社会管理制度［12］，经历朝历代的沿袭、变革，至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正式确立，到清末渐趋瓦解。民国时期，蒋介石重拾保甲制，“首先在‘剿共’省份试行，后逐渐推广到全国，逐渐成为国民政府加强对地方社会统治的基层组织”［13］。战后上海日侨管理也临时启用这一模式，对日侨“非加以布勒，势难统奴”［8］，为此，上海日侨管理处按照国民政府保甲条例，订定日侨编组管训办法，加以编组。
第一、编组标准与方法。“以户为单位，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编余之户，六户以上者得另立一甲，五户以下者，并入临近之甲；如以房屋合居不敷时，十户或超过十户得并为一甲；编余之甲，六甲以上者，得另立一保，五甲以下者，并入临近之保；临时加入或者暂时离开之户仍并入其附近甲内。”［14］在四个日侨集中区内，由78817名日侨组成的10429户家庭，分为1100甲，共组成114保。
如此，日侨管理处便可以通过对114名保长的领导和管理，层层下行，直达每个日侨（如表2）。
附记一、在集中区以外之日侨已饬自治会转令依限在指定地点集中；二、上海原有之日侨有94461名，除幽灵人口外，刻已集中之实有数为79286人；三、最近由各地来沪之日侨，刻正调查，不在此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