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知识界认为，以文化革命为代表的那个时代是传统封建文化的结果所致，于是知识界在接受西方文化启蒙的同时，进行了新一轮批判传统、否定自我的文化反思。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大批学子留学西方。几乎十年一个周期的持续的西方文化启蒙的深入濡染，整个社会建立起一套以西方话语体系为标准的新的学科体系和价值标准。而传统文化则被落后、封建等概念置换，渐渐从生活实践中被淘汰出局，传统的信念和仪式，几乎全部退出了我们的生活。自“五四”以来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彻底与传统观念实行决裂”的口号，已经化入民族心灵深处已是不争的现实。在这种背景下讲传统民族文化的认同，极为困难，即使提“弘扬”也往往流于表层和口头上。因为，经过几代人的革命，我们的文化选择已然习惯了非民族化，以西方文化的取向为取向，以西方文化的价值为价值的现实。在不自觉的过程中，民众中的科技主义取代了人文主义，社会管理变得机械而简单化，出现价值倾斜和物质主义的恶劣影响，出现了漠视传统、生活方式非民族化倾向——过洋节、吃西餐，以西方价值为时尚的社会文化现象。人们惊呼，民族文化出现了“失语症”、“失忆症”。如何从根本上找回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文化的自信？如何重建十三亿人的民族话语体系？在做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恐怕还需要我们对以往反思的历史做出新的、更深层的反思，实现文化建设上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层面超越。
这就首先需要面对历史，直面现实，正确对待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最近，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在访问美国时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多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多种文明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作出了贡献。”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载《光明日报》2006年4月23日。这段论述是认识民族文化作用与地位的重要基石。因此，今天的文化建设一定要有能力透过中国传统文化错综复杂的矛盾性和两重性背后，去开掘其所蕴藏着的伟大民族几千年的智慧和创造力，重新发现这一文化宝库，对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新体系的建构以及民族性格的完善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要真正建设成熟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首先要对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有一个正确的估价。
第一，中华民族的独特而曲折的历史经历，磨砺出一种刚健奋进、沉毅坚韧、礼让互助、克己奉公的精神。这是几千年形成的我们民族的灵魂，是我们民族被誉为“礼仪之邦”的核心所在，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恰恰是这些方面，为我们现实生活所缺失。文化的重建，首先要在精神上“补钙”，使之增强对我们民族文化的自信，我们要加强新的民族文化体系的建设，使之足以支撑起一个民族的脊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任务对于当今的人文工作者可谓任重道远。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以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代表的和平、团结、博大、宽容的人文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内聚力与文化同化力的象征，是在人道的基础上联合全民族的精神纽带。中国在历史上多次沦于外来民族的统治之下，文化始终没有断裂，反而把入主民族的文化同化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这其中的原因，关键在于这种符合人性的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与凝聚力。只要文化在，民族就不会解体，一旦文化灭亡了，也就意味着民族的真正灭亡。世界上许多盛极一时的民族相继在历史上消失，中华民族却世代相传，与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顽强生命力直接相关。
第三，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功能。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来看，汉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吸收消化各民族的文化因子而形成的，中华文化具有“与时俱进”、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基因”。历史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和其文化经典大力倡导“与时偕行”、“变易”、“简易”以及“见贤思齐”的思想。
中华文化经历了佛学中国化，南北朝、元、清诸代的文化同化的历史实践，创造了儒释道三教合流、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历史告诉我们，在民族发展的历程中，不管怎样吸收外来文化，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都是由本土文化规定的，由外部输入的文化因素，最终还要经过本土文化消化吸收。这也表明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兼蓄并包的历史特质。
第四，民主、爱国传统和大同理想。在中国古代，产生了主张仁政、反抗暴政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及天下为公的思想和理想。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同黑暗、蒙昧作斗争中逐渐得到启蒙和觉醒的过程。中国古代还产生了“民本”思想，虽然这并不是近代的民主，也不可能摆脱封建思想的制约，但却是中国古代富于原始民主性和人民性的精神成果。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磨灭的、宝贵的历史遗产。
第五，不尚玄虚，直面社会现实生活。章太炎先生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论》，《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689页。这种“君子务实”、“君子务本”的思想，比较确切地刻画了以农业为主体的中国人“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在务实的基础上，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力图从各个历史时代所提出的迫切现实问题出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求宇宙、社会发展的趋势与规律，寻求“治世之道”，它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经世致用，救世之危，济世之穷，力求“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条件，也将为21世纪中国文化的重建提供基础性的精神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还很多，如悠久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理智的无神论传统，独特的人文取向与人道原则，强调人应当由自然的天性提升为人化的道性理论等。但是也应看到，在传统文化中还存在着大量的为历史发展过程所积淀下来的糟粕及其表现形式。如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等级制度和观念，自给自足的、安于现状的、狭隘的手工业生活方式、思想方法和习气，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等，所有这些已经形成了“历史的堕力”，极大地阻碍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近代中国在科技、经济等方面的落后，恐怕与文化的落后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从民族的利益出发，在21世纪重建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作。
传统文化的前景
传统文化是动态的、历史的、涵盖面很广的系统。它随事推移、与时俱进，每个时代对传统文化和它的某些成分都能发现新的意义并作出新的解释。同时，传统文化对现实社会又能提供历史借鉴。因此，人们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从这一角度讲，康有为在古代的大同理想中找到了未来社会的范式。站在21世纪改革开放的水准上，我们能从传统文化中受到什么启示，发现些什么意义并为它创设怎样的发展前景呢？
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在展望儒学发展的前景时，讲过一番颇有启迪意义的话。他说：“在中国，为了坚持开放政策，为了推展四个现代化，为了赶上西方先进诸国的经济水平，为了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明大国，深入广泛地批判封建意识形态是有浓厚现实意义的思想工作。儒家传统能否超脱保守主义、权威主义和因循苟且的心理而成为有志青年的价值源泉是其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二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7页。这是在呼唤儒学的变革、消化与再生。儒学是如此，传统文化亦复如此。因为哲学的可贵在于它的超越性，文化的可贵也在于它的超越性。
谈到新文化、哲学体系的建构，传统文化、现实文化和未来新文化的关系需要首先搞清楚。该问题的提出，基于这样的判断：现行的文化现实和传统一样，存在着历史的惰性，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分析起来，这种现行文化的惰性力不是来自人之外，而是来自人自身。具体表现为道德失范、藐视精神价值、追求物欲和行为放纵等。这种被文化惰性感染的人的价值尺度建立在彻底反传统，以个体为本位，追求个性解放绝对化的基础上。这种“流感”在社会上的风行，已经造成了对文化本质的背离，久而久之，必定造成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形象的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怎样改变和引导现实，怎样建设未来的文化？的确到了应该认真思考、认真回答的时候了。
我们说，因为社会的确立和社会的运转需要秩序来维系和保障，人的解放便永远只能是相对的。只要社会存在，社会需要进步，人就需要理智、理性，人就需要皈依精神家园。只要社会存在，人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绝对自由理念支配下的感性人。“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定义决定了社会性对动物性的超越，决定了以文化的形式对人进行人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表征。正是在这方面，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它的以人的内心信仰和自我约束为文化基础，重观念信仰、重精神气节同时又贴近日用人伦的生活实际等文化传统的合理内核，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实践提供了一种深刻的启示和历史的借鉴。为我们校正乃至克服现实社会中理想缺失、人际间缺少信任、理解，缺少人文关怀现象，为我们克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与短视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参照体系。
在国际上，儒学由于其涵括丰厚的人文精神，获得越来越多的域外学人的青睐；中国传统文化也正以其独具特色的基本精神和品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的学术注意力。在中国内地、台湾，在美国，在欧洲，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热情，尝试着把中国文化与各种形态的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进行正常的日益频繁的对话和交流，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这种形势为我们的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背景条件。
要把这项工作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就必须：第一，深入地发掘传统哲学的智慧和精神，并把它们贯注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例如，用中国传统文化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解决调控环境污染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用中国传统文化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理论，启示我们解决因现代竞争和现代节奏使现代人陷入尴尬的各种现实问题。第二，吸纳、消化西方的先进文化，面对当今国际思潮中提出的大问题作出创建性的反应。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保持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同时又必须借助西方文化体系中的积极内容和优秀成果来补充和发展传统文化；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将传统文化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有为、旧邦新命的基本精神不断赋予新的内容，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以上述观点看问题，传统文化的发展前景同时也意味着它自身的创造性转化。狭义地讲，任何传统都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代表未来。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本身蕴含着未来的精神和普世性的价值，这也是一种对立的统一。掌握了这样一种辩证法，传统在现实中确然可以发挥作用。中国现代新儒学对儒学普世性价值的开掘和研究、儒学现代转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文化形成的立足日用伦常和社会现实同时注重精神超越的传统，是新文化建构和社会实践过程中足资借鉴的有效方法和精神财富。
这里还应提及的是，传统文化在经受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断启蒙的洗礼之后，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现代新儒家是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继承者，但既然是“现代”新儒家，就势必具有一些现代的色彩，不会无视马克思主义风行于20世纪的中国这一基本事实。20世纪40年代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与传统文化绝缘。而且，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传统文化灌注了生机与活力，一度使许多传统文化的门类和事项获得新生与空前的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文化问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广为关注的问题，研究内容之广泛，研究问题之深入，研究队伍之庞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传统文化又成为其中的热点。多数研究者都能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区分传统的优劣，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发展及其历史地位与社会作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其中一些理论能够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探索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途径和方法，深入剖析、区分封建主义遗毒和已过时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结出丰硕的果实。十分可喜的是，国内学术界在突破狭隘眼界，广泛接受多元文化方面，已经取得相当的一致。尤其是在探讨民族文化共同价值方面，不仅“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杜维明先生一再呼唤不同文化的对话和探讨普世性价值问题，而且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的“综合创新”论学派也试图从综合不同流派的角度，建立新的文化价值体系。
该学派认为，价值观是人类最重要的评价性观点，它既涉及现实世界的意义，也指向理想的境界。具体而言，价值奠基于人的历史需要，体现人的理想，蕴含着一般的评价标准，形成一定的价值取向，外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作为稳定的思维定势、思维倾向，价值观影响着广义的文化演进过程。不同时期的文化创造，总是受到特定价值观的指导，文化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价值理想的外化或对象化，价值在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一般说来，价值观由一系列价值原则组成。价值原则凝聚了人们对善恶、美丑的最基本的看法。正是相互关联的价值原则，构成了文化的价值体系参阅张岱年等：《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0页。。该学派通过对中国文化中儒、道、墨、法、佛诸家的价值原则中相拒而又交融，相反而又互补，最终形成多元一体内涵丰富的价值体系的现象分析，最终得出“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整体系统分析，我们则不能忽略其中所包含的多元价值取向”的认识。这种对中国传统所作出的以儒家价值取向为主，诸家思想交融，多元一体价值体系的分析，很能给人以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