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社会，古今中外多元文化的交汇与共存，不仅不是坏事，相反，正是历史提供的一个绝好的文化整合、文化新生的时机。因此，可以断言，在新世纪之初的伟大时代里，伴随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入研究和西方乃至世界各种先进文化的传入，真正意义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新文化体系的综合创建，必将跃上一个新的阶段。
与时俱进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
当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现代化进程的时候，我们发现，所谓现代化，就是指18世纪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生产的家庭化向生产的社会化转变的历史进程。现代化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更新，而且包括着社会的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的实现，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精神风貌、思想文化以及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都必将实行全方位的更新。所以，现代化不仅是物的现代化，而且也是人及人的社会关系的现代化，是“人的全面发展”和更加理智化。人的理智化首先是文化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的文化走进人的心灵。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或缺，只有这两个侧面有机地统一在社会中，才能开创和实现文化建设和社会文明的新局面。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表现得淋漓尽致。从现代化的物质层面到政治制度层面，再到思想观念的层面，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时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学习西方的器物技艺、科学技术，但却没有实现当时物质层次的现代化；引进西方的政治学术思想，发起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运动，却没能使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走上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坦途；在思想观念、文化心理等方面全盘学习西方，也没能使国民的心理和意识完全摆脱传统意识的束缚，真正实现国民心理的现代化。这是因为文化有其自己的规律性，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探讨其中的规律。
第一，出于对文化现代化规律的隔膜，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家和思想先驱们，还不可能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去实践，而仅仅将其理解为单一的过程，缺乏系统的理论作指导，缺乏长期建设的思想准备。如前所述，发端于工业革命的现代化运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即由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组织管理，还是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即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一切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无疑是呈现于一定历史过程且具有层次性的有机系统。譬如，现代化的经济系统，就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组织管理科学化等。而且同传统的自然经济相比，现代化的经济还包括商品经济的基础层面。所有这些方面，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有机的系统。而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发展也同样具有这一特征。
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把探求的视角从延续恒久的“道统”逐渐转向了来自西方的器物技艺和声光化电，目的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个“师夷制夷”的价值取向和后来洋务派的自强运动，意味着现代化先驱们的经世致用、放眼世界、推崇西学、重视科技的思维定势，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先河。显而易见，这种探求还只是抓住了现代化的物质层面。当然，现代化的先驱们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而是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所导致的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危机的日益加深，大力倡导社会改革和思想启蒙，力图从政治制度或思想文化的层面动摇封建传统的根基，革新中国社会的面貌。于是先后爆发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如果对迄今为止100多年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划分一下阶段，那么大致包括：（1）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内部寻找改良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阶段；（2）在否定封建的基础上试图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阶段；（3）在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寻求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阶段。前两个阶段均没有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呈现在这两个阶段中的三个层次（物质层、制度层、观念层）还只是依次出现的、相互分离的、独立的现代化要素，每一个层次在其实现过程中，还缺乏与其他层次或要素的有机联系，而社会的现代转型应该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制度层面的，又包括观念和文化层面的有机转化。这对于成功的第三阶段来说，也仍然是一个极为艰巨的重大问题。
第二，现代化的问题也是人的问题。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传统的人口大国，中国的现代转型必定受到多方面的阻力，而最根本的是习惯、定势与传统的阻力，是缺少哲学与超越传统的中国文化所必然遇到的问题。与洋务派相对立的顽固派，固守着传统儒家文化的观念和价值尺度，仇视和排斥一切西方器物技艺和制度，视西学为“奇技淫巧”、“坏我人心”，因而坚决反对。他们反对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更反对变更封建帝制的社会革命，导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归于流产。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极为缓慢，封建势力与传统文化中惰性一面形成的巨大阻力，无疑是基本原因之一。近二十年的实践，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而文化问题则走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人们在观念中鄙弃传统，以西方价值为价值，漠视诚信、轻贱道德，同样导致了人与现代社会的不协调。因此，建设文化体系，培养精神全面发展的中国人便成为今后不可回避的问题。
第三，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概念往往是“西化”的同义语，所谓“工业化”、“现代化”，也是指这个意思。“五四”出现的“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也没有超出这一格局。近代的思想先驱们对现代化模式的简单化、一元化理解，即单一的西化模式，这应该说是一种误解。由于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现代化进程开始的早晚、速度的快慢等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结果上形成的显著不同和强烈对比，既引起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迫切愿望，也滋长了西方国家“以我为中心”的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有可能产生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误解。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往、合作日益频繁，相互影响、相互学习都是极寻常的事。但是，学习别人的现代化经验和方式，终归还是为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的现代化服务。只有把别人的现代化经验和方式与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很好地结合起来，才可以发展出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模式。
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除了西方欧美模式，还有东方日本模式；除了先进的工业国家的模式，还有后工业国家的模式；除了资本主义模式，还有社会主义模式；20世纪80年代，在东方还发现了儒教资本主义模式。这些模式之间又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因此，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模式，就必须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一切优秀成果和经验，并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而在近代中国，或者是仅仅学习西方某一层面的文化成果，其他则“依然故我”，或者是彻底抛弃传统，把西方的东西全盘搬进中国。这两者都没能使中国现代化走上健康发展的坦途，都缺乏消化、吸收与再生。表现在文化上就是缺乏真正哲学意义上的超越，缺少一个具有完整统一价值系统的文化体系。
历史的巨流把一代又一代的弄潮儿推向前台，而新一代的改革家正把握住历史的脉搏，聆听着时代的召唤，开始了新的努力。不可否认，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无疑启迪了新一代中国改革家的睿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