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金迁都南京，即汴京（今开封）。路上，高汝砺被拜为参知政事。宣宗听说汴京的谷价飞涨，担心朝廷迁去后谷价会更高。大臣们一致认为应该对汴京的谷价加以限制。高汝砺却不同意大家的意见。他说：物价的高低，变化是很快的。买的多卖的少，物价就贵。现在迁都，各地的人都到汴京来，买粮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物价怎么会不涨呢？如果我们限制物价，那么有粮食的人就会藏之不卖，贩运的人也就不会再贩粮进城。那么买粮的人就更急着买粮，物价就会更高。谷物是难得的，钱钞却是易得的，只有我们设法增加谷物的供应，增加钱钞的流通，谷价自然就会降下来，宣宗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决定按高汝砺的意见办。
贞祐三年，蒙占军南下，攻陷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县）、北京（今内蒙宁城西）、中都（今北京）等地，有人提议把黄河以北的军人家属迁到黄河以南，只留军士在河北守卫郡县。高汝砺说，这样做，只对于那些豪强之家有利，而对贫苦百姓不利。一旦把他们迁离本土，让他们扶老携幼，奔波于道路，流离失所，那是多么凄惨的景象啊！再说百姓见军属迁走了，也一定惊疑不定，人心动摇。军士们离开家属，他会心神不安，无法一心守土。
但是高汝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军人家属迁移到新地，朝廷就要括地（就是把“官田”从百姓手中搜罗出来）分给他们，要不就得加税，以增加对他们的供应。宣宗让大臣们讨论一下如何是好。高汝砺说，现在，农民已经报怨租税过重，如果继续加租，那么，农民就更不敢租种官田了；农民不种官田，军队的供应就更少。再说，很多穷苦人家全家都靠着官田过日子，如果他们无法租种官田，他们何以为生？他们若是失去了生计，社会就要动荡不安。前次山东分配土地的时候，肥沃良田都分给富家，贫苦百姓只得到贫脊的土地，结果对军民双方都造成很大的损失，现在应该汲取这个教训。现在荒芜的官田和放马的草地很多，不如把这些地给军属开荒，让他们自己耕种，这样就可以避免伤害百姓。再说，黄河南岸的土地适宜种麦，而现存正是播种麦子的季节，千万不要因为括地的问题误了农时。宣宗这一次接受了他的建议。
由于金国朝廷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便不断增加对百姓的赋敛。那时桑树皮是重要的造纸原料，朝廷就征收桑皮纸钱，每年从农民身上多收刮七千多万贯。以后还嫌不足，要增加二倍征收桑皮纸钱。高汝砺再次上书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开门见山地说：“臣闻国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是以王者必先爱养基本。”他还说，现在，黄河以南的百姓赋税负担已经比以前增加了两倍，如果再增加他们的桑皮纸钱，就要影响他们的温饱。农民无法生存，就要逃亡；农民逃亡，土地就会荒芜。那么，军费还从哪里出呢？他请求皇帝减免农民的租税负担，只有这样，缺乏的费用才有希望解决。
贞祐三年，黄河以南地区农业大丰收，百姓手中的粮食比较多。高汝砺又上书说，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粮食。现在各地屯兵、修城等等都需要大量的粮食。应该趁现在丰收，尽多地收购粮食。并且设法鼓励地方官多从民间收购粮食。能向国库输送3000石的，就在皇帝这里记功；5000石以上的官升一级；1万石以上的官升一等。宣宗采纳了他的建议。这种作法防止谷多的时候谷价急骤下降，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况，又使国家储备了比较多的粮食，避免荒年时粮食的匮乏。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金朝朝廷实行了盐铁酒醋的专卖，有人提出还要实行食油的专卖。高汝砺又上书反对。他说，国以民为本，现在国家可以失去民心吗？他罗列出实行食油专卖可能会出现的五种恶果，如“小民受病，益不能堪”，造成“贵处常贵，贱处常贱”，油价上涨，等等。
高汝砺的这些建议，虽然无法根本改变金朝的困境，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经济状况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百姓的盘剥，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能不说这是为百姓作了些好事。宣宗对他的看法也很不错，曾经赏赐给他一尊金鼎和三枚金币。某些人攻击高汝砺，他也有自己的主意，认为这是“有功者人喜谤议”。
（《金史·高汝砺传》等）
高汝砺立钞法畅流通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这一方面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古代造纸术和印刷术发达的表现。纸币最先是在民间出现的。宋朝初年，益州（今四川省）的商品经济发达。商人们使用铜币铁币不方便，每千钱有十几斤甚至二十几斤。商人们便自己制造“楮（chǔ）币”流通于市。楮币又叫“交子”。后来有16家大商人联合起来共同发行楮币。但如果发行人破产，持币者就无处兑付，引起纷争。所以后来官府介入，改由官府发行。并且还扩大到益州以外的地区流通。到南宋时代，流通更广，称为“会子”，由户部发行。官办以后，有时发行量过大，引起贬值，百姓深受其害。
金代时候，也仿效宋国，发行纸币，称为交钞。交钞分为大钞和小钞两种。大钞称绩，有一贯、两贯、三贯、五贯和十贯五种；小钞称文，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和七百文五种。开始时以7年为期，到期兑换新钞，叫做换界。以后各代皇帝，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往往大量发行交钞，造成货币贬值，百姓甚至拒绝使用。承安二年（1197年），因交钞发行数量过多，民间常有人拒绝使用大钞，官府不得不用小钞换回大钞。像这种现象时常发生。
由于货币总是变来变去，吃亏的总是百姓，所以百姓往往聚在一起抱怨。但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金章宗坚持要把交钞推行下去，不准任何人反对和阻挠。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传旨于御史台，下令从今以后，有人在城市中聚集一起议论钞法的毛病的，要予以拘捕；举报的人给以300贯的奖励。说明金朝统治者已经恼羞成怒，进而采取高压政策来对付敢于表示不满的群众了。但是高压并不能解决问题，章宗又下令户部尚书高汝砺负责“议立钞法条约”，增加大小钞的发行。也就是要研究出一套可行的发行交钞的方案。
高汝砺是一个比较圆滑的人，在有一个多月以内同各方面官员协商过多次，都不解决问题。还是得由章宗出面在泰和殿召开会议，并且指示高汝砺，今后不要总是讲钞多不值钱就换，争取让交钞升值就可以了吗！
根据皇帝的指示，第二天，高汝砺便下令：民间交易典当等等，只要交易额在一贯以上，就一定要用交钞，不许用钱（指金属货币），立契约交换的，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实物，三分之二的交钞。对于不同的地区，还作出了不同的规定。有违犯者流放二年。告密者给以不同标准的奖励。官员违犯的不但要打板子，还要免职。而能促使交钞流行的，给予晋职的奖励。行商携带的现钱不得超过10贯。对各家存放的现钱也作出限制，超过规定标准的，可以到官府指定的地方兑换成交钞。携带现钱超过10贯的，不准离开汴京。
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准备出去巡查，按规定应该发给他一贯钱作旅差费，他以使用不便为由，要求换成现钱，结果让御史奏了一本，说他带头破坏钞法，因而，被打了70大板，还被降了一级，免去现职。
在这种情况下，高汝砺也作出了强硬的姿态，表示钞法一定要坚持下去。要求在各州、府、县、直到镇，都设立专人办理换钞的事。朝官到地方办事的时候，也要随时兼顾推行钞法的宣传工作。民间拥有的宋朝的纸币——会子，也可以代替现钱使用，但超过10贯的不可以。除国家专卖的盐准许用实物偿付之外，其余的交易一律要用交钞。
高汝砺认为，百姓不愿意使用交钞，责任并不在百姓，而是官家变来变去。这种随意变化，百姓很不方便。因此，他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方便交钞流通的方法。
高汝砺在各州府库内都设立了办钞库，就是专门受理交钞问题的部门。为了方便交钞的流行，对于那些残破的交钞，只要不是伪造的，都可以给兑换成完整的交钞。
各地的办钞库都设立在官衙里面，百姓办事还是不方便，有一个商人要换14万贯的交钞，原来的铜钱是很重的。因此，他又建议在各地的市场等商业繁华地带设立换钞的机构。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章宗的支持。
由金属货币变成纸币，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件重大进步，它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纸币的发展，却是伴随着统治者对百姓的盘剥并行的。高汝砺的工作，一方面帮助金朝统治者盘剥百姓，另一方面确实也起到了促进纸币发展的作用。
（《金史·高汝砺传》等）
张中彦造舰入海
张中彦原是宋将，金熙宗派兵攻打陕西的时候，被俘降金，并被授为招抚使、彰武军承宣使等职，也参加过一些伐宋或防宋的战斗。他当官能够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不阿附权贵。在他担任宁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宁县）刺史的时候，遇到一件杀人案，凶手是皇族成员，而被害人却是边远地区的穷汉，连打官司告状的钱都没有。张中彦坚持治了凶手的罪。他后来做彰德军节度使时，负责均赋调，对那些奸猾的富户，他也决不包庇，百姓对他的公正廉洁都很敬仰。
金朝几经迁都，政治中心逐渐南移。当它从南宋手中夺得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后，便以那里为首都。海陵王正隆年间（1156—1160年），决定在汴京建造新的宫殿。建设新宫所需的木料都是采自关中。特别青峰山（今址不详）出产的木材为最好，高大挺拔。然而，这一带是秦岭山脉深处的原始森林，峰高谷深，人迹罕至，运输非常困难。唐宋以来，没有谁能够把这里的木材运送出去。张中彦在山崖深谷之间搭木架桥，总计架桥的长度达十几里。运木材的车辆在桥上行走，如履平地，到底把木材运出山。然后，他又在六盘山（今址不详，恐非今宁夏境内的六盘山）地区挖掘沟渠，让木材进入洛水，再通过汴水运抵汴京。
虽然就此事而论，他是为了封建统治者花费了这样大的力气，劳民伤财，并不足取。但足以看出他和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胆略，足以看出他对我国古代运输业和建筑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