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籍四：建立人才库，赏罚分明。
曾国藩除了是一位拥有一套缜密的用人选将哲学的识人用人高手，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培训大师。
对于真正的人才，对于给湘军做出贡献者，曾国藩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地提携简拔的。当然，他对于将才的标准，也有严格的界定。他认为，将才必须具备四条标准：第一，才堪治民；第二，不怕死；第三，不急名利；第四，耐受辛苦。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曾国藩自称为觅得良将，“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一旦遇到可心之才，他又成为善于发现、使用和培育良将的高手。一旦拥有了人才，他又善于提供其发挥才能的舞台。
对于手下的将领与幕僚，在管理和交往中曾国藩也有自己的原则，即宽严相济，“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因战功而奖赏、保举时，他毫不吝啬，也不太较真；涉及“礼”“义”等他所认为的原则性问题时，则毫不留情、从严处理。通观整个湘军发展史，可以看出曾国藩对部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时候居多，很少对他们施展雷霆手段。
［经典案例］论功行赏，自建功勋：全军备受激励
要想人才死心塌地地为你所用，就必须赏罚分明。曾国藩是很懂得利用自建功勋，来激励士气的。据史料记载，有一回，当湘军在连续攻克湖南岳州、湖北武汉与汉阳之后，曾国藩为打了胜仗的湘军将领向朝廷申请了该得的封赏后，忽然觉得自己个人也该向这群陪着他出生入死的湘军弟兄表示感谢了。
在想了整整一天之后，他终于有了一个极妙的可以让全军都受到鼓舞激励的招儿。他找人打造了100把精美的腰刀，并在刀面上刻上了“涤生（曾国藩的号）曾国藩赠”字样，还为每把腰刀打上了编号。在颁奖前一天的晚上，他最终决定只颁发50把腰刀，以彰显立功者的身价。
曾国藩安排了一个隆重的授刀典礼。他把近400名湘军军官集合到了操场上，所有与会军官都穿着正式的朝服，大家都翘首期盼着曾国藩即将颁发的奖赏。这时，兵勇抬来了一个沉甸甸的木箱。曾国藩从木箱里取出了第一把腰刀。现场所有的人都睁大了眼睛，注视着曾国藩手中的腰刀，心想到底这把编号为第一的腰刀是要颁给谁呢？很快答案揭晓，是湖南水路提督塔齐布！接下来，剩余的49把腰刀也陆陆续续地找到了它们各自的主人。
从此，曾国藩所赠的腰刀，成为了湘军重要奖励的象征，每个人都拼命地在沙场上奋勇杀敌，以期争取到这难得的荣誉。
二、曾国藩是一条“狗”：忠心耿耿
君王喜欢忠臣，犹如人类喜欢看家护院的狗。
在世人心目中，狗往往被作为对主人“忠诚”的代名词。狗可以帮助主人保护其财产免遭侵犯，因此，没有主人会不喜欢维护自己利益的狗。当然，站在敌对的立场上看，对敌人忠心耿耿的狗，就会被称为“走狗”。但这也证明了“走狗”是多么维护主人的利益。
忠臣，其实就是君王的“看家狗”。当然，也有不少忠臣认为，自己是为天下老百姓看家的狗。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为什么几千年来会有数不胜数的臣子，像狗一样对其君王忠心耿耿呢？因为“忠”可以使“狗”名利双收。
事实上，“忠”不仅是一种道德律令，而且还是成就人生的黄金法则。以“忠”字自修，可以安顿心神，培养刚强之气；以“忠”字待人，可以交到真朋挚友，互济互助；以“忠”字办事，则有一种专注精一、勇往直前的精神，无坚不摧。
“忠”字实乃升迁晋职的必由之径，也是名垂史册的不二法门。试看古往今来，又有谁会讨厌忠心耿耿之人呢？
言归正传，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对皇帝最忠心耿耿的臣子，曾国藩绝对可以被列为候选人之一。因为曾国藩不但在维护清廷统治上呕心沥血，还把“忠”字发挥到了极致——愚忠。事实上，曾国藩确实是晚清统治者手下维护主人权益最为得力的“狗”。
1.满门愚忠，以忠诚为天下倡
晚清的社会动荡，给传统的封建秩序以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的思想与从前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湖南的经济文化一直比较落后，一方面是由于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另一方面，也很少跟得近代风气之先的南方沿海地区发生联系。这就使得此时的湖南人在思想上相对比较保守，传统文化中影响最深厚的三纲五常观念依然深入人心，在学术文化上，程朱理学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湖南这种浑厚的理学氛围对曾国藩的影响非常大，另外曾国藩的不少好友，例如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等都是在湖南接受的传统教育，共同的生长环境，共同的文化气氛，造就了他们在思想道德、人伦价值方面的认同感，这也是后来他们能够同心协力办好湘军的一个重要因素。曾国藩对于这一点也非常肯定，在他看来，社会风气的转变，要有几个中心人物，由这几个中心人物作为垂范，社会风尚才会慢慢好起来。
千古以来的无数事实证明，社会风气的好坏跟贤哲的垂范有关，榜样的力量再借助国家权威的强化，往往很容易成为普通民众的楷模。联系到他自己贡献了大半生精力的湘军，他更是深有体会，如果不是他和一帮朋友坚决地竖起忠义的大旗，创办湘军，就根本不会取得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
1860年以后，封建王朝的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内外交困的局面使统治阶级头痛不已。曾国藩作为受儒学伦理教育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把维护君主统治当作自己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从这种道德榜样的理论出发，曾国藩强调要加强对官吏“忠义”的教育与培养。
曾国藩在刚刚开始在京担任官员时，就对当时的吏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当时的曾国藩初出茅庐，社会影响力太小，因此没有受到什么重视。后来曾国藩奉朝廷的命令，兴办团练，组织湘军，逐渐拥有了军事大权，其理论才开始有了实践的渠道。
在曾国藩周围，有着为数众多的受过传统封建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和曾国藩都致力于为国家培养忠义之才，他们对于清政府来说，就像是一粒粒种子，在不断地传播着封建伦理，不断地培育出为国尽忠的将帅之才。
当然，曾国藩的“忠”基本上局限在非理性的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愚忠”。曾国藩自己也是这样评价自己的。1863年初，曾国藩在给自己死去的弟弟作墓志铭时，思考了一个晚上，还是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反而想出了一副挽联：
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皆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
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
这副挽联，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曾国藩一家人为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而立下的不朽功勋，同时也点明了曾国藩愚忠的角色。在曾国藩的眼里，君可以不仁，但臣不可以不忠，臣子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意志，维护君主的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臣对君的忠就被称为了“愚忠”。
2.忠孝持家，奠定人生基石
作为一个饱读经史、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染的人，三纲五常在曾国藩的心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家族里，他非常重视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非常强调以孝悌为本，始终将“孝友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优良传统，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希望通过这些准则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家族关系的团结和睦，从而使曾氏家族长盛不衰、香烟永传。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也是一个很传统的知识分子，他通过言传身教让子女们通晓孝敬祖先的道理，他还非常注重处理好亲族邻里的关系。曾国藩的祖母则是一个很懂得传统孝道的妇女，她专心致力于相夫教子，不与妯娌们争利，忍辱负重。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因为资质不高，屡屡受到曾玉屏的责骂。对此，曾麟书的态度仍然是“毕恭毕敬”，没有任何反抗之意。后来，曾玉屏病重，曾麟书又朝夕服侍，毫无怨言。
有如此家学渊源，养出一个像曾国藩这样的封建时代标准的忠臣孝子，自然顺理成章。
曾国藩强调的孝悌为本，是“忠”在家族内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要求家庭成员对整个家族负责，对家庭尽忠，不要做对不起家族、不利于家族稳定和发展的事情。为家族尽忠的原则，更多地强调了家族成员对家族的义务，从思想根源上断绝了家族成员维护个人利益的企图。这种以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整体利益的做法，就是几千年来封建秩序得以维护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家族不可能完全无视家族成员的存在，也要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以此来显示家族的亲情，但这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超出家族利益的范畴。而且，在个人利益和整个家族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家族的领导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牺牲个人利益，维护整体利益。这就是“忠”字的基本内涵。
后来，随着曾国藩事业的兴旺发达，曾氏家族的声望也逐渐达到顶点，此时的曾国藩不仅没有骄傲自大，反而处处谨慎小心。在家书中，曾国藩曾不断地告诫家人，要夹着尾巴做人，不可欺凌族人，也不许欺凌乡人。如曾国藩在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三日的家书中就曾强调：
以勤俭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各敦恭谨之风，庶几不坠家声耳。
曾国藩在家庭中推行的孝悌同“忠”是密不可分的，治国与治家只是大小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家族内部讲求孝道，推而广之，就是对国家的尽忠。
3.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忠臣孝子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的道德楷模，入则孝，出则忠，是忠臣孝子们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入则孝，出则忠，这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家族内部，家长会从小就培养子弟们的孝道，以使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时，为国家尽忠，为君主尽忠。
曾国藩的儒学修养很好，忠君报国的思想自然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因此他极力推崇“忠义”二字。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写道：
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
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曾国藩思想中的忠是忠于君主，也就是忠于国家民族。在曾国藩的眼里，君主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君主。
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因母丧守制在家的曾国藩，受命到长沙帮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抵抗太平军的节节进犯。从此，曾国藩从一个知识分子逐渐转变成带兵打仗的军事将领，开始了在他一生中占有很大分量的军事生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曾国藩个人的生死已经同封建王朝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大清王朝，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就成了曾国藩为国尽忠的基本形式。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严格以“尽忠报国”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激励自己不断地克服战斗中的艰难困苦。他信奉“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也就是说，作为大清王朝的一名臣子，不论君主怎么样，是否信任自己，是否重用自己，臣子都必须对君王忠心耿耿。正是靠着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汉族地主才得以取得清政府的信任，从一个帮办地方团练的编外人员逐步爬上了封疆大吏的重要位置，手中握有军事、财政、行政大权，其势力所及，遍布东南半壁江山，用“权倾朝野”四个字来形容也一点都不为过。曾国藩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固然跟当时清政府面临的险恶军事局面有关，更根本的还是曾国藩表现出的赤胆忠心使清政府放心让他去担剿灭太平军的重担。
随着曾国藩地位、影响的提高，他为国尽忠的观念更加强烈。他不仅要求自己做到“忠君敬上”，而且要求他周围的人也这么做。他认为在礼崩乐坏、王道不兴的乱世，只有各级官吏都把“孝悌仁义之经”作为教化天下万民的工具，使人人都懂得纲常伦理不可违的道理，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在曾国藩写给兄弟子侄的家书中，他更是屡次强调为国尽忠的大义。要求他们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出远游，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在野为民，都要关心国家大事，想方设法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为此，曾国藩专门写了一副对联：“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
曾国藩一生尽忠报国，克己省身，器量过人，战功赫赫，功高盖主。在长期的作战生涯中，他发现培养了不少精忠报国之才，如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等战死沙场，塔齐布、李续宜、江忠义死于勤劳。另外，曾国藩的不少幕僚偏将，或者从书生投笔从戎，或者由很低的职位被提拔重用，他们都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最终成为了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不遗余力、忠心耿耿。
湘军和后来的淮军的势力不断地扩大，成为了遍及东南半壁江山的庞大集团，而曾国藩则是这个集团的精神领袖。如果没有曾国藩及其训练的湘军，清政府的绿营、八旗兵是不可能战胜来势汹汹的太平军的。
曾国藩打败太平军，占领南京，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事业上达到巅峰之时，有不少知己朋友和幕僚劝他趁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自己当皇帝。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人都曾经向曾国藩试探：“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