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些日子，听说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生活表示憧憬不已。这些年轻知识分子营养充足，智商很高，许多人有机会在美国或者欧洲的学院里深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还未出生，以至于错过了那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用宽厚的微笑告诫周围：胸怀历史，放眼全球，没有必要夸大个人的挫折，多想一想当年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和国防力量如何飞速增长吧。这些年轻知识分子读了很多书，广泛地从各种资料之中收集数据，而不是笨拙地拉出自己的父亲母亲作为例证。引用各种数据掩埋血泪，这的确是理论的擅长。
我曾经私下向他人表示，我的学识和思想已经无法企及这些年轻知识分子的飞翔高度。不料对方轻轻一笑。在他看来，这些不过是图书馆和国际学术会议生产出来的各种理论产品。纸面上的建筑，学院里的政治。教授们编织的革命故事由一大批艰深的概念担当主人公，长长的英文注释交代了故事的背景。学院体制负责发行这些故事，找到读者，并且慷慨支付稿酬。激进也罢，狂狷也罢，一本正经也罢，发一点小脾气也罢，教授们喜欢在学院体制内部摆出各种竞争姿态。攒出一篇叫得响的论文，马上买一张机票直奔某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然后大摇大摆地造访西方的著名学府。所有的人都清楚，这些知识高地颁发的任何证书都是一大笔文化资本。相形之下，父亲远不如他们聪明。当年的父亲刚刚读了几本革命刊物，立刻激动得忘乎所以，义无反顾地抛开了学院投奔革命。“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父亲骄傲地唱着《八路军军歌》，脚蹬一双短靴，意气风发地从上海走回这个城市。当然，父亲这种微末的角色不可能炫耀什么。革命年代涌现了如此之多慷慨悲歌之士，他们才是真正的一代风流。所以，估计父亲怎么也料想不到，现在居然轮到一批安享学院体制的教授们表情激昂地嫌弃他们小气——这种剧情的跳跃的确有些怪异。
有个人建议再读一读昆德拉，虽然这个家伙的时髦劲已经过去。反讽是昆德拉的一个爱好，他的刁钻故事时常让人心里不是味道。可笑的是，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充当了反讽的素材，一不小心就让他逮个正着。曾经听到一种异议：昆德拉似乎不像是那么伟大的作家，况且，诺贝尔文学奖至今还不愿意向他敞开大门。我很乐意认可这种评价，然而，我要表明的是另一个问题：我的心目中，许多口气吓人的教授远比昆德拉渺小。
肆
当我重读《关于我父母的一切》这本书的那个下午，父亲就在不远的另一幢房子里和几位老人一起搓麻将。现在，他是一个撤出历史的闲人了。如果此时他还在高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大约要被街上的人送到精神病医院去。历史不再需要他做些什么了，这时，搓麻将有助于打发多余的时光。“八条”，“二饼”——“和了”！这就是闲常的日子。现在，那些庄严的政治辞令很难骚扰父亲的心情了。
当然，父亲始终自认为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他闲暇时还要写几句小诗，甚至写了好几万字的小说。父亲不在乎是否刊登或者出版。这种写作一半是重温年轻时的文学之梦，一半是向历史发表告别演说。他写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旧事，一些诗句之间不免夹杂若干激愤之辞：
……
心已摧
鬓先斑
有口无言
自家的伤口自家舔
别趴下
管他青眼白眼
……
如此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些陈年旧账还是日复一日地退出父亲的视野。年轻气盛的时候，即使不能主宰天下，至少也要主宰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辈岂是蓬蒿人。如火如荼的革命席卷动荡的大地，无声无息地躲在深宅大院里拨弄算盘珠子岂不是辜负了一生？现在的父亲终于明白，他不过是落入历史洪流的一粒草芥，什么也主宰不了。当然，父亲同时明白，自怨自艾无补于事。孔子说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父亲已经八十有余，现在该是从容豁达的年岁了。顺天从命，夫复何言？这几句诗倒像是他对于自己的劝慰：
君不识
劝君不必意恓恓，
庸常人莫怨天低。
天道持平君不识，
三十河东三十西。
夫子无言
行年八十尚何期，
夫子无言后古稀。
有我无我浑闲事，
利钝得失两由之。
父亲撤出了历史，进入了他自己的人生。我突然想到，“历史”与“人生”是不同的两个范畴。我一度过于热衷“历史”一词——“历史”屡屡被当成思想起跳之前的助跑。历史是政治宣言，是世界大战，是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历史的不尽长卷之中，无数蝼蚁小民不由分说地编织于众多的重大事件，同呼吸共命运。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历史的大目标似乎把个人所有的琐碎体验全部收缴。然而，“人生”只能以个人存在为计量单位。击败情敌的得意，丧失亲人的悲伤，高血压引起头晕，新买的鞋子太大不合脚——诸如此类的百般滋味只得交付个人自行料理。总之，历史是共有的，人生是自己的。撤出了历史之后的父亲很少仰望那些宏伟的蓝图了。耄耋之年，父亲深有感触的人生遗憾毋宁是母亲的早逝：
告亡妻
袅袅香烟素素斋，
莹莹瑞果告亡妻。
若非卿卿步履急，
手挽手来乐雪霁。
伍
重新出版《关于我父母的一切》，我又翻出了昔日的老照片。一些老照片破损得厉害，只得请专业人员利用计算机修复。现在的计算机修复技术令人惊叹，许多老照片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原貌。有时，我忍不住产生一个大胆的愿望：计算机能不能还原母亲在世的日子？
这一次又找到了两张母亲的老照片。一张是母亲抱着妹妹，另一张是母亲坐在草地上，我、姐姐、妹妹三个人偎在她身边。想必这两张照片都是由父亲拍摄。第二张照片上，母亲笑得十分开心。那时大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母亲三十来岁，渐渐成为一个丰腴成熟的少妇。六十年代初期出现过一段短暂的平静生活，这大约是母亲笑容最多的一个时期。
母亲笑容最少的一个时期肯定是七十年代初期。大约五年多的时间，母亲与父亲下放至闽北建宁县的一个偏僻的山区。不久之后，父亲眼底大出血，不得不返回城市养病，母亲一个人住在村子外面的一幢孤零零的木板房里。木板房三层，大小房间二十一间，据说闹鬼。夜黑如墨，山风呼啸，木板房四处乱响。母亲龟缩在一个房间里，拴好房门和窗户，就一盏摇晃的昏黄孤灯给我们写信，絮絮叨叨，巨细无遗。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真正熟悉了母亲的斜斜字迹。母亲对于写作没有兴趣。我已经在这本书中提到，住在大山里的母亲无非是依赖写信短暂地解除孤独和恐惧。只要哪一天条件许可，她立即会拎一个小包往家里跑。
从我居住的这个城市到闽北的偏僻山区，途中多半是蜿蜒的山路。父亲记得，临近建宁县的一段路程称为“万洲岭”。山路险峻崎岖，缠绕盘旋，一座山峰刚刚闪过，另一座山峰又扑面而来。父亲有心算了一下，半小时之内转了一百零八个弯。第一次乘车过万洲岭，父亲和母亲被晕车折磨得厉害，仿佛要把五脏六腑吐出来。
四十年之后，我才得到机会沿着这一条山路到建宁县。那一天许多路段正在铺设水泥路面，坑坑洼洼，众多的推土机和铲车共同作业，机器的轰鸣与飞扬的尘土混成一片。即使握紧扶手，我还是时常被颠得从座位上蹦起来。就是在某一次剧烈的颠簸之中，我一下子明白了过来：此行仅仅是回应内心的一个久久的羁绊，这里是找不到什么的。父亲和母亲的当年气息早就荡然无存，建宁县城里也没有。
建宁县城倚山傍江，我仅仅逗留了几个小时。我很快放弃了进山查访那一幢木板房的打算。询问之下，一时没有人说得清那个村子的位置。四十年期间，行政建制几度改变。公社、大队已经消失。据说那个村子脱离了原先公社的管辖，与另外几个乡村组成一个新的镇子。执意地查询似乎有些矫情，那一幢木板房又不是什么著名人物的故居。况且，我猜想母亲的灵魂不一定愿意旧地重游。
回到家里到网络地图上查了查，那时的地名的确不见了。当年我不断地往那个山村寄信，信封上的地址早已经背诵得精熟：“建宁县客坊公社桂阳大队”。现在，这个地址只能保存在我的心里，连同那一幢想象之中的三层木板房。
年过半百，保存在心里的故事愈来愈多。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意识到，超重的记忆令人生厌。但是，记忆还是顽强地挤入生活，从不退却。现在，这一部分记忆终于完整地落到纸面之上。写作是一次解脱，也是一次送行。从此，这一本书如同一叶扁舟漂流江湖。我想，我大约不必再为父亲母亲的往事写些什么了。
2010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