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沈葆桢是在一个车水马龙的下午突然从历史著作之中走出来的，因为一则小小的轶闻。
我是在福州的南后街听到了这一则轶闻。南后街是一条狭窄的老街，绿荫夹道，路面潮湿，卖麦芽糖的吆喝、耍猴的锣声和卤鸭、炒板栗的味道混在一起沿街乱窜。清朝的时候，这是一个繁闹的地带。街边各种风味十足的店铺至今犹存：修藤椅的，补铁锅的，售寿衣的，做花灯的，收购旧书的，裱褙字画的——一个作家告诉我，沈葆桢当年曾经在南后街旁边的宫巷开了一间裱褙字画的小店面，叫作“一笑来”。这个作家甚至记得沈葆桢当年自定的润格，例如写对联兼装潢，价格四百枚；写团扇、折扇小楷，每柄四百枚；行书二百枚，如此等等。“一笑来”是沈葆桢丁忧期间开的，店面即是宫巷11号沈家大院的西花厅。屈指算来，当时的沈葆桢正在江西巡抚任上。一时之间，我大为惊奇：堂堂巡抚有什么必要仿效潦倒的穷酸文人，依靠卖字挣几文小钱补贴家用？
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听到沈葆桢这个名字，他是福州乡亲一直津津乐道的大人物。大清王朝的历史上，福州出过两个名噪一时的大臣：林则徐，沈葆桢；林则徐是沈葆桢的舅舅，沈葆桢是林则徐的乘龙快婿。这种姻亲关系没有多少明显的政治效应，而是给村夫野老提供了种种真伪莫辨的有趣传说。大人物与芸芸众生的差别在于，历史著作成了他们的花名册。往事如烟，一百多年前各种惊心动魄的故事如今只剩下轻飘飘的几张纸，可是，这几张纸上查得到沈葆桢。根据《清史稿》记载，当年曾国藩十分器重沈葆桢，曾经“屡荐其才”，朝廷委任沈葆桢担任江西巡抚时的诏书谓之“德望冠时，才堪应变”。当然，官衔显赫，君王的嘉许，这仅仅是一些表面文章，历史学家更乐于逐一历数沈葆桢的诸多功绩。福州乡亲常常温习的篇目是，沈葆桢从左宗棠手里接过福州船政局，赴任船政大臣——造船，招聘外籍技术人员，选拔魏瀚、刘步蟾等一批才俊出洋留学；然后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台湾，坚守城池，开山抚番，终于迫使虎视眈眈的日本人最终“遵约撤兵”。如此伟业，周围还能点得出几个人？
然而，我对于沈葆桢官居几品以及各种吓人的头衔提不起兴趣。大清王朝的王侯将相多如过江之鲫，诸多繁琐的官衔淹没了他们庸常的一生。这种大人物通常就是待在历史著作里。历史学家拥有一套臧否人物的标准语言，例如民族大义，江山社稷，千秋功罪，如此等等。这些叙述多半剔去了历史人物的血肉：他们脸上的疣子和老人斑不见了，他们的哮喘、方言腔调和马褂上的污迹不见了，他们的饮食口味或者性行为的特殊嗜好也不见了。载入史册的大人物根据一定的配方制成供人瞻仰的偶像，然后按顺序摆进一个个神龛。如果企图进一步与这些伟大的亡灵促膝晤谈，一起畅怀高吟或者一起长吁短叹，那么，我们的目光必须从堂皇的历史鉴定转向琐碎的日常生活，必须想象他们内心的犹豫、苦恼、矛盾甚至如何愤愤不平地骂娘；这时可能发现，有些小事情的深长意味并不亚于朝廷的加官晋爵或者疆场上斩关夺隘，例如沈家大院。檐角高耸马头墙，宽敞的大门，雕花窗棂，幽深的四进院落和小天井，石铺的过道与两侧的回廊和美人靠——当年，江西巡抚沈葆桢为什么要举债购下这一幢大宅院？
青史留名是众多大人物的向往。人生如同白驹过隙。百年之后亡灵的牌位摆不进历史著作，如何在天地之间证明自己活过这么一遭？相反，没有多少人关心，那些伟大的亡灵会在哪些时刻突如其来地复活，踱出历史著作返回烟火人间。一批秘密情书的问世？一段窘迫的童年曝光？一份记录阴谋的档案解密？几张特殊的相片外泄？总之，种种意外的发现常常扰乱了历史学家的标准语言，从而将这些亡灵一把拽出发黄的书页。
沈葆桢就是因为这一则轶闻。
贰
沈家祖籍河南，南宋迁至浙江，清朝雍正年间再度迁至福建的福州。沈葆桢幼时聪慧，十六岁考取秀才，二十岁与老师同榜考中举人，不料随后两度赴京赶考皆落第。二十七岁那一年终于考取进士，与李鸿章同榜。殿试之后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这大约就是仕途的开始了。
学而优则仕，这是当年无数书生的梦想。仕途就是手执权柄。无论是号令天下、威震四方还是挥金如土、杀人如麻，权力的形式千奇百怪。但是，所有的权力共同隐含了巨大快感——主宰他人。强壮的体魄和胳膊上的发达肌肉仅仅是匹夫之勇，一副拳脚又能打开多大的空间？权力是个人能量的正当放大，一个响亮的头衔就可以弹压一大片异己之见。韩信夸口带兵“多多益善”，他的本事无非是利用权力调度许多人的能量。弄权的快感常常令人迷醉，以至于多少人轻易地把一生作为赌注押了上去。秦始皇南巡，威仪堂堂。刘邦感叹“大丈夫当如是”，项羽径直说“彼可取而代之”。狡诈也罢，率真也罢，那么多大人物总是因为权力而骚动不宁，夜不能寐。诸多权力种类之中，国家名义颁发的权力体系架构严密，势力强大，而且具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科举考试开启了书生加入国家权力体系栈道，修成正果的标志是满腹经纶兑换到了顶戴花翎。这就是踌躇满志的时刻了。沈葆桢三十六岁出任江西九江知府。听到了第一声谦恭的“沈大人”，沈葆桢的心里有几分的得意？
然而，有些奇怪的是，沈葆桢似乎不太爱惜手中的权柄。孔子说，四十而不惑。可是，四十岁的沈葆桢竟然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是公事的分歧还是私人怨恨，他毫不客气地顶撞了上司，即当时的江西巡抚耆龄。据说此公阴毒刻薄，而且出身满洲正黄旗。这次冲突一个月之后见了分晓：沈葆桢挂冠而去，理由是母亲年迈，必须侍奉左右，数千人的挽留也没有挡住他返回故里的匆匆步履。这或许可以解释为某种文化性格的回光返照：不为五斗米折腰。到了朝廷再度调任他为“吉南赣宁道”时，沈葆桢仍然我行我素：“以亲老辞，未出”。这并非待价而沽，沈葆桢的确想过另一种生活了。田园将芜胡不归？我开始猜想，沈葆桢的内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化。三十岁之前跟随大流博取功名，四十岁之后就必须为自己生活负责了。如果这个年龄的男人仍然浑浑噩噩，大约就得浑浑噩噩一辈子。沈葆桢的后退姿态肯定惊动了皇帝，朝廷干脆任命沈葆桢当江西巡抚。褒扬沈葆桢德才的同时，任命书上还有几句情辞恳切的商量：“以其家有老亲，择江西近省授以疆寄，便其迎养”，“如此体恤，如此委任，谅不再以养亲渎请。”这些抚慰终于使沈葆桢回心转意，“葆桢奉诏，感泣赴官。”
这些故事当然可以解读出沈葆桢刚直磊落的性格。然而，这些故事是不是还可以解读出沈葆桢的柔情？福州男人沈葆桢似乎是一个相当恋家的人。他开始从权力的迷魂阵之中突围而出，归返故里是沈葆桢四十岁之后的一个不懈的突围方向。这没有什么可耻。顶天立地或者文韬武略并不影响一个人恋家。古人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家与治国仿佛如出一辙。可是，沈葆桢肯定感到了二者的不同。国是皇帝老儿的，家是个人的空间。如果皇帝老儿颁布的国策与自己的理想格格不入，不如归隐家园，共享天伦。要么为天下苍生尽力，要么转身回家尽孝，没有必要因为放不下手中的那一些可怜的权力首鼠两端。家是什么？家是双亲的白发，是娇妻稚子，是一个允许蓬头垢面或者睡懒觉、发脾气的处所；人生在世不称意，回首茫茫家何处——那就是双重的悲哀了。沈葆桢肯定明白，不论漂泊何处，身后必须有一个坚固的家。江西巡抚的职位并没有让他得意忘形。购买宫巷11号沈家大院，无疑是提早为自己的归隐找好一个栖身之所。
家是双亲的白发，是娇妻稚子——沈葆桢的母亲是林则徐的妹妹，他的妻子林普晴是林则徐的女儿。官宦名门如何择婿历来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据说林则徐出身贫寒，但是一位郑姓知县慧眼识人，毅然把女儿许配给他。当时林则徐不过十来岁，前往鳌峰书院的途中遇到雷雨。他在郑家大门口的屋檐之下躲雨，信手取出老师的文章朗声诵读。郑姓知县闻声出门谈文论道，一眼认定林则徐少年老成前途无量。次日郑家立即托人议亲，林母因为门第卑微而婉拒。郑家再度请人撮合，他们的诚心终于打动了林母。坊间一种说法认为，林则徐的择婿异曲同工。沈葆桢当年是林则徐府中的随从。某一个寒冷的大年三十，林则徐要求沈葆桢誊写一份奏折。沈葆桢不断地哈手取暖，终于工工整整地誊好。林则徐突然说，奏折之中的一句必须改过。沈葆桢二话不说，重新誊写。林则徐暗自颔首，当即挽留沈葆桢过年，并且在大年初一当众宣布沈葆桢将娶走二女儿林普晴。
这种戏剧化的情节估计出自某一个民间文人的虚构。沈葆桢与林普晴是表兄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沈葆桢十三岁定亲，当然，他们的婚事最终的确由林则徐定夺。沈家的清贫可能远甚于当年的林家，但是，林则徐相中了沈葆桢的出众品行。林普晴嫁入清贫的沈家，相夫教子，侍奉公婆，针线女红，勤勉度日。为了凑齐沈葆桢赴京赶考的盘缠，林普晴典当了金镯子，从此改戴一副藤镯。没有她的悉心照料，恐怕也没有沈葆桢日后的发迹。林普晴五十二岁辞世，沈葆桢的挽联悲怆唏嘘：“念此生何以酬君，幸死而有知，奉泉下翁姑，依然称意；论全福自应先我，顾事犹未了，看床前儿女，怎不伤心。”
一些历史著作将林普晴列入奇女子，肯定是因为她性格之中的侠气。将门虎女，这种侠气很难从小家碧玉身上发现。沈葆桢任江西广信知府的时候，林普晴曾经伴随左右。一日，沈葆桢出城筹粮，太平天国大军突然袭来。城内的兵卒和衙吏纷纷出逃，林普晴率领残部冒死守城。她刺破手指写了一份血书送给玉山守将饶廷选，既委婉陈词，又朗声疾呼。饶廷选为之动容，毅然率部飞驰解围。这即是“血书求援，广信解围”的故事。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城墙，通常的女流之辈显然望尘莫及。我猜想，林普晴端庄贤惠和非凡的气度恐怕是沈葆桢恋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宫巷11号的女主人面目可憎，性情乖戾，沈葆桢怎么会把回家作为后半辈子如此重要的人生主题？
我同时猜想，沈葆桢恋家的原因肯定不止一个。窗明几净，笔墨纸砚，吟诗品花，倚栏观鱼，“雪天裘被偕朋辈，平地楼台望子孙”，沈家大院寄寓了多少生活情趣？当然，这些猜想很可能遭到鄙夷。铁血男儿，志在四方，雄才大略必须抛开家室的负累，儿女情长哪能有俯视天下的怀抱？所以，古人总是乐于流传种种励志的典故，例如林则徐为沈葆桢改诗。估计是一个如水的秋夜，新月如钩，沈葆桢独酌于庭院。酒酣耳热，傲气顿生：“一钩足以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沈葆桢吟诵再三，顾盼自得，择日将诗句呈送林则徐。林则徐沉吟半晌，提笔将“何必”改为“何况”——“一钩足以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顿时汗颜。显然，这个故事肯定的是大人物的襟怀志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且必须摒弃一己，以天下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林则徐林文忠公的名句。这种观点当然无可非议。可是，天下之大，人各有志，兼善天下是一种志趣，独善其身何尝不是另一种志趣？
叁
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许多文人对于这句话耳熟能详。这犹如两种互相补充的生活理想。他们潇洒地往返于庙堂与山林之间，气宇轩昂，进退自如。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世事无非如此：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当然，这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想象。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文人对于庙堂充满了敬畏。权力崇拜的普遍气氛之中，“独善其身”多少像是一种无奈的下策。因此，无论是隐居于江湖，还是招摇于闹市——无论是柴门草堂，野渡扁舟，还是青楼笙歌，游宴酬酢，这些文人仍然时刻支起耳朵，凝神谛听朝廷的动静。只要君王一声召唤，他们就会抛下手边的一切，飞奔而去。如果朝廷大门紧闭的时间过长，这些不甘寂寞的人就会情不自禁地搔首弄姿，制造些许响声；或者讨一两封名流的引荐信投石问路。当然，这些游戏肯定有些冒险，不小心就会弄巧成拙。当年孟浩然应邀至王维的寓所清谈，碰巧唐玄宗来访。唐玄宗听说过孟浩然的名声，慈祥地下旨召见。孟浩然乐不可支地从藏身的床铺下爬了出来，顾不上拍打身上的灰尘就兴冲冲地吟咏自己的诗作《岁暮归南山》。不幸的是，一个小小的事故发生了。唐玄宗听到了“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句子之后恼火地说：“卿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不言而喻，孟浩然的一切机会从此断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