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那么长的历史上不乏几个狂狷之徒。嵇康拒绝出仕而宁可待在茅屋前的柳树下叮叮当当地打铁奏《广陵散》；陶渊明挂印弃官而去，情愿日复一日悠然地与青山相对而望；李白多喝了些就放肆地发酒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甚至胆大妄为到了吆喝高力士脱靴子——这些目空一切的家伙的确不太把权力放在眼里。然而，他们毕竟没有几个。绝大多数自视甚高的文人雅士面对权力的时候总是毕恭毕敬，诺诺连声。即使郑板桥或者金圣叹这种貌似耿介的家伙也时常卸下面具，动不动就感激涕零地向北叩首而拜。为什么权力场的吸附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些文人无法自持？必须承认，名利或者虚荣不是答案的全部。至少在当时，“忠”是权力崇拜的另一种表述。朝廷、天子至高无上，“忠君”也就是将自己的全部才能奉献给这些权力的象征。朝廷之外不存在清谈国事的沙龙，多嘴多舌很可能惹出杀身灭族之祸。报纸、杂志所形成的公共空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康有为、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诞生之前，众多文人只能把一腔的报国激情写成奏折，恭呈圣上。如果这些文字无法叩开朝廷的大门，长吁短叹的内容只能是怀才不遇了。诗书礼易，地理天文，从小积累的学问烂在肚子里，岂不是空活了一辈子？所以，他们只能崇拜权力——只能把自己的生命托付于君王的青睐。
如此看来，沈葆桢多少得算一个异类了。他显然没有李杜的文采，书法亦无法跻身于二王或者颜、柳，另一方面，他官运亨通最终官拜两江总督——然而，沈葆桢屡萌退意。仕途一帆风顺，无数的同僚垂涎三尺啧啧有声，没有人相信他竟然被一袭官袍箍得喘不过气来。沈葆桢推辞过左宗棠的邀请，然后向朝廷“数以病乞退”。为什么他宁可从显赫的位置上退回宫巷11号的“一笑来”，退回诗文字画的笔墨生涯？或许，在他的心目中，玩弄权术的兴味远不如玩弄词藻？
肆
《清史稿·沈葆桢传》之中，沈葆桢似乎是一个冷面铁腕的形象。从考取进士到封疆大吏，沈葆桢的人生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段落：在江西各地任行政官员，多次围剿太平军，大获全胜；返回福州担任船政大臣，创办船政学堂和自己造船；率领舰队赴台湾巡视，迫使日本撤兵继而开发台湾；担任两江总督，整肃吏治，惩盗贼，诛洋人，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总之，沈葆桢干练，精明，果决，擅长快刀斩乱麻，雷厉风行。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沈葆桢都称得上功勋卓著。他去世之后，朝廷追赠太子太保衔，入祀贤良祠，谥文肃。
然而，我觉得没那么简单。现在，揣测沈葆桢的性格开始成了我的一个巨大乐趣，我在有限的史料里查找种种异常的蛛丝马迹。例如，《清史稿·沈葆桢传》的字里行间，沈葆桢的高大形象背后似乎拖了一条奇怪的影子。虽然沈葆桢仕途坦荡，可是他动不动就要转身离去，“寻乞归养”，“以亲病请假省视”。即使两江总督这么一个肥缺，他也要推三阻四地拖拉了五个月才到任。我估计历史上恐怕找不出多少像他这么热衷于辞别官场的官员。仅仅四十五岁那一年，他先后三度辞官归养；四年的两江总督曾经六上辞疏。这时的沈葆桢有些像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喋喋不休地乞求放他回家。这是隐藏在功勋卓著背后一个闪烁不定的谜。难道那么多威风的头衔和大权在握的骄傲还是打消不了沈葆桢对于宫巷11号的思念吗？
当然，这个谜丝毫没有减轻沈葆桢在我心目中的分量。没有理由狭隘地想象英雄哲学，仿佛他们只能诞生于金戈铁马、慷慨悲歌之间。英雄性格的另一种表现是，敢于坦坦荡荡地独行，不在乎落寞、孤单，也不在乎四周的嘘声以及掷到额上的种种奚落和嘲讽。如此之多的饱学之士飞蛾扑火般地向朝廷蜂拥而去，沈葆桢却只身走出权力体系的后门，悄然而去。这肯定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如果只有他敢于用如此执拗的形式向朝廷表示自己的软弱，我们是不是必须把这种软弱视为强硬的英雄气概？
雕花木门，四进院落，厅堂和庭院，沈葆桢的宫巷11号内部并没有多少荣华富贵。沈家大院的正厅高悬一副黑金隶书抱柱联：“文章华国，诗礼传家”。酒后挥毫泼墨，围炉吟咏诗文，大约这就是沈葆桢的莫大享受了。据说沈葆桢十分热衷于聚集船政局的下属和亲友进行联句游戏，甚至赴台湾巡视的前夕还在广聚诗友，大开吟局。这种游戏有一个特殊的雅号：“诗钟”。游戏通常是择出两个平仄不同的“眼字”，众人在限定的时间写出联句，这些“眼字”必须按照指定的顺序嵌入句子。游戏的计时器并非钟表。院子里设一木架，上悬一根细线，细线的底端挂一枚铜钱，铜钱的下方置一铜盘。细线的中央缚一炷点燃的线香。线香烧断细线，铜钱当的一声落入铜盘——时限已到，这是诗的钟声。某一次游戏以“白”和“南”为“眼字”，定为第七唱。沈葆桢当时苦思不得，以至于整夜辗转不寐。挨到五更时分雄鸡报晓，沈葆桢豁然顿悟：“一声天为晨鸡白，万里秋随别雁南”。一个重权在握的船政大臣竟夜沉溺于字雕句琢，那的确是真心的喜爱了。
李鸿章曾经批评“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愚蠢地将船坚炮利视为种种“奇技淫巧”。他是洋务运动的首领之一，主张大胆“学习外国利器”。沈葆桢显然是李鸿章的同道。他肯定感受到了历史的巨大震颤。铁路，电报，信局；蒸汽机装配出另一个世界，洋枪洋炮正在重绘世界地图。如此多事之秋，吟风弄月的平平仄仄还有多少分量？如果用满腹的才华侍弄这等雕虫小技，简直是投错了胎。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可是，守住国门和家门的肯定是舰队和炮台。建造兵舰，筹集海防经费，选派资质优秀的年轻人远赴欧洲“究其造船之方”，沈葆桢对于天下大势了然于胸。诗文、书法仅仅是一己之好，沈葆桢决不会自以为是地夸耀为济世匡时之策。他自己为之开出的价格无非二百枚或者四百枚而已。
奇怪的是，沈葆桢情愿因为二百枚或者四百枚而放弃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顶戴花翎。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只要朝廷允许，沈葆桢的绿呢大轿就会一次又一次风尘仆仆地返回宫巷11号，如同谢绝尘嚣返回内心。朝廷门外集聚了那么多如饥似渴的候选者，然而，这个重权在握的幸运儿为什么不愿意充当一颗坚固的螺丝钉，紧紧地拧在庞大的权力机器内部？
伍
现今最为常见的沈葆桢肖像是一张1874年的相片，据说由法国人贝托摄于台湾。相片上的沈葆桢官服翎帽，神情冷峻地目视前方。见过这张相片的人多半会觉得，这不是一个随和而温顺的性格。很难想象相片上的沈葆桢会咧嘴一笑。或许，沈葆桢的书法可以视为一个佐证。意在笔先，书为心声。有人用“骨气雄劲”形容沈葆桢的行草，我觉得不算过誉。然而，我感兴趣的是，沈葆桢的笔迹之间可以察觉某些特殊的格调：有些倔，有些拗，有些涩，总之不像是飞流直下、快马入阵那么痛快酣畅。笔迹的精神分析学可能提供各种有趣的结论，我相信沈葆桢的性格报告肯定不是那么简单。
倔，拗，涩，这必然表现于沈葆桢的待人接物。沈葆桢与李鸿章曾经共同师从孙渠田。尽管李鸿章是一个不驯的角色，招惹了一大堆政敌，但是，他执弟子礼甚恭，从来不忘赔笑和打躬作揖；相反，沈葆桢经常冷着一张脸，言辞不逊。既然老先生的学识不足以服人，何必虚伪地维护那些繁文缛节？沈葆桢甚至放肆地在老先生的批语之后另加长批予以反驳，以至于气得他辞馆而归。所以，日后江南的坊间有“李文忠有礼，沈文肃无情”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