荻洼别墅。刚从林中散步归来的内阁首相近卫文磨脱下便装，换上了宽大舒适的和服。举止文雅的近卫即使漫不经心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显示出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的绅士风度。这个藤原家族的后嗣，从小就被作为一位国家领袖受到特殊的培养。当裕仁还是一位小孩子时，近卫就已是环拥在他周围那一群贵族公子哥儿中最年轻的老大哥了。裕仁摄政后，近卫成了贵族院中裕仁势力的领路人。他常常代表裕仁同各种制造麻烦的人周旋。裕仁与西元专元老打交道，就是通过西元寺的近亲近卫文磨；同势力强大的黑龙会往来，近卫也十分活跃；对陆军集团中与裕仁政见相反的“北进派”，近卫更是左右穿梭，从中斡旋。裕仁相信他，为他的内阁撑腰。他也需要裕仁，需要这个当朝天子的庇护。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作为组阁条件，他同裕仁达成一笔交易，他以自由放手在国内改组国家为交换条件，同意军方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一年来，他改组国家，但使日本国内团结一致的目标却没什么大的进展，军方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却一再升级。这时他才明白，在军方穷兵黩武的前提下，国内的团结一致、改造治理只能是空谈，除非内阁政府完全倒向军方。他几次想到辞职，但深受天皇宠信的文相木户侯爵提醒他：此时辞职，他的政治生涯将彻底完结。思前总后，他终究还是没能迈出这一步。
政治上的失意，使他骄奢淫逸的私生活更加放荡。不知是太沉满于美色，还是为繁多的政务操心过度，平日里，他总给人一种满脸倦怠的感觉。这使他堂而皇之地丢开繁杂的政务和缠附的情人，隔三岔五地来到环境清幽的荻洼别墅，呼吸些清新的空气，听听空林鸟语，享受享受超然于一切之外的意境。
自从几次辞职不成后，在军部的强大压力面前，他退缩了。但他支持军方对华战争，并不是因为惧怕，而是指望军方早日了结中国战事，以便日本的注意力能集中在治理国内事务上。这种观点形成的转折点，是在去年年底，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后。他分析形势，认为中国蒋政权在失去南京后，支撑的只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烂摊子，一推就倒，他决心再为军方再加把劲。年初，为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他不顾军方“温和派”的再三恳请，不听参谋次长多田骏声泪俱下的解释，甚至以内阁总辞职相要挟，终于达到了目的。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中国国民政府并未被他的声明吓倒。济南等山东地区的胜利，也没能使蒋政权垮台。
军事上没能解决中国，国内的矛盾却在日益扩大。虽然苦恼，但他已走上了战争这条路，就只能走下去。他就象一个失手后的赌徒一样，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下一轮赌注上。
荻洼虽美，今日他却无法再去独赏。从东京官邸匆匆赶来的政务秘书，在他刚刚平静下来的内心投入一块巨石，激起一片涟漪。皇军已占领徐州，但中国军队全部逃脱了。
他的内心充满困惑与失落交迭的复杂感觉。他想不到徐州一战会是这么个结果。
一个多月前，为促成这次大战，他完全与陆军省站在了一起，跑上忙下，终于促使天皇和政府各部门通过了会战的议案。几十亿经费用到了战场上，华北、华中派遣军也几乎尽数投入，可到头来，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如今，他对占领要地已没有太多的兴趣。他关心的只是消灭中国军队，打垮中国政府的抵抗意志。这次徐州50个师的中国军队，尤其是其中还有蒋介石的10个精锐师从刀板上飞了，他自然大失所望。
“陆军真是些饭桶，只会追求功名，成不了大气。谁指望他们谁倒霉。”近卫感叹之余，一阵怨怒。他摇响了手中的铜铃，吩咐道：“收拾东西，今天就动身回官邸。”
东京，此刻已象座喷发着烈焰的火山，喧嚣沸腾，燃烧的空气融化了世间的一切。皇军占领徐州要地的重大胜利已传遍东京，传遍岛国的各个角落。疯狂的人们拥上街头、在欢劲舞，喊声震天。街道、广场、公园，人潮涌动，彩旗飘扬。满天花纸伴着震耳的爆竹声到处飞扬。那年月，种族、国家的优越意识，已使大和民族陷入一种对战争的疯狂崇尚之中。虽然日本万民为战争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经济萧条、恐怖、暗杀、流产政变又象瘟疫一样四处横行，使可怜的日本百姓在贫困动荡的苦海中游大挣扎。但铁板一样的战争宣传和对天皇的顶礼膜拜，又使他们对天皇发动的这场疯狂战争投入了惊人的热情。
一位正在东京的西方记者目睹此景，惊讶万分，他在发回国内的报道中写道：
“呆板、机械的日本人只知道服从，他们国家意识虽然极强，但从不会用他们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疯子带领他们跳向大海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一个接一个跳下去。这样的国家是最危险的，他们随时会在任何地方千出令人意料不到的疯狂事情。美国绝不能对日本掉以轻心！”
3年后，如果美国总统罗斯福能听听这位记者的话，华盛顿在角大楼能把日本人看得再高一些，那么珍珠港的惨剧也许就不会发生，美、英等西方国家也就不会在战争初期的太平洋战场上一溃千里，败得甚至比中国人更惨。当然，这些后话只能是“假如”。
再说近卫从获洼别墅返回东京城区后，没顾得上回家，便径直向官邸——一座充满西洋风格的白色建筑奔去。一路上，沸腾的人潮已影响交通，这令他十分厌烦。
从心里说，他对外面这些被愚弄了的芸芸众生不屑一顾。身处上层，他最能体会日本所面临的矛盾和永无休止的争吵。他相信，官邸那宽大的办公桌上一定又堆满了文件，想起这些他就头痛。
但真正令他头疼的还远不止这些。先是天皇宣他进宫，虽然表面上是征询他对下一步中国事务的意见，但质问中他明显感受到天皇的责备之意。这也难怪，当初是他把政府推入军方怀抱的，今天战场失意，他自然难咎其责。谁知天皇余音未落，参谋本部、海军省、枢密院一些对华持消极态度的“温和派”也先后发难，指责他破坏了政府独立的常规，对天皇施加战争影响，并激愤地要求他和他的内阁辞职。
一向稳重的近卫一时有些慌乱，他感到一场狂风暴雨正向他铺天盖地地袭来。
他两天没露面。坐在家中闭门静思。如果眼下是他自己主动提了辞呈的话，他会毫不留恋地离开首相官邸。他不是那种见了权势就忘乎所以的名利小人，他为政就必须拿出业绩。可如今不明不白地让人赶下台，断送了自己今后的政治前程，他无法忍受。自幼就受到领袖般教育的近卫不会坐以待毙，他决心先躲过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为此，他必须走一步他不愿走的棋。
5月26日，在征得天皇的首肯后，他首先撤换了外相。与军部和政党关系十分密切的前陆军将领宇垣一成代替了对华持强硬态度的广田宏毅出任外相。近卫行此一着，并非他放弃了对华积极作战的设想。相反，蒋政权让他一再难堪，早使他憋足了劲，一定要把蒋介石打垮不可。但对外，他必须有一个姿态，向政府、军部表明他积极解决中国事务的诚意。同时，他还想为自己留条后路。这时的他，已认识到年初的声明也许欠些考虑，但自己说出的话怎么能收呢？为此，他把希望放在新任外相宇垣的身上。
宇垣一成在军中起家，又涉足政坛多年，当然清楚外相的宝座并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舒适、安逸，又那么充满权势和影响力。几年来，日本对中国一再行使武力，在国际上已日益孤立。更糟的是。日本军人独断专行，出尔反尔，很少照顾外务省脸面。常常是外务人员前脚签字，军人转身就在背后动起手来，这使外交官处境尴尬不说，更使日本外务省在国防上毫无信义。除此之外，军部内部又是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再加上各政党、财阀到处作梗，外务人员更象是大家之中的小媳妇，处处受气。他本想一推了事。可近卫却象是认准了他，三天两头上门说服。一些政党元老、亲朋部下也一再上门鼓动，似乎天下告他其谁？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迈感和对权势的企盼最后终于使他动了心。他接受了近卫的邀请，但同时提出四个条件：首先，他不想淌浑水，希望近卫加强内阁团结，不能随意受军方和财间操纵；其次，他要权，要求实现外交一元化，阻止外界插手外务省；第三，他要打开与中国蒋政权对话的通道；最后，争取日后适当的时机恢复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关系。
他的要求，多数都是近卫想做而无法做的，近卫正想就坡下驴，所以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宇垣也不含糊，宣誓就职没几天，在接到中国方面张群的贺信后，立即指示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着手准备与中国方面的谈判。
外务省安排妥当后，近卫的目光又投向了引人注目的陆相杉山元大将。不管怎么说，中国事变久不能决，战争的实际扩大者总要有些责任。换掉杉山，是平息风暴的最有效办法。再说年前，杉山就中国战事随意夸口，早已成为天皇反感的大臣。
搬倒他，天皇心中自然高兴。
5月底，东京急电华北军，速调日本陆军最为现代化的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回东京就任陆相。一月前还在台儿庄地区狼狈后撤的板垣，闻风后惊得目瞪口呆。不仅仅是他，就是华北军上上下下，谁也没想到这个7年前还在中国东北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小小参谋，竟能一跃成为日本陆军的首脑。
板垣吉星高照，喜跃龙门。事实上，天皇和东京的贵族们看中的是他那木偶似的个性和外貌。板垣满面泛光，平头光溜溜的，极短。两撇浓浓的“八字”胡又黑又长，看上去活脱脱地象只海豹。他的憨愚、木讷，成了这些贵族老爷们饭后茶余的笑料。天皇曾笑着戏谑他道：“我还从没见过象你这么笨的人。”对此，板垣却不急不恼，毫无愧色。
可板垣在中国战场上，却并不象他的外貌那般憨厚、愚笨。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从中国东北到中原徐州，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的千里沃野。他的第5师团，从华北到山西，从山东到徐州，除了在台儿庄小受挫折外，几乎是锐不可当，所向披靡。他踏着中国人的尸山血海，在中国大地上狂窜着。他成了日军中出了名的“中国通”。他熟悉中国，熟悉中国人，了解中国军队。当天皇急于解决中国事务时，他终于显示出了自身的价值。
板垣的赴任，使东京的政治风暴暂时平息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