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丑（2009年）孟春，有文史学者、碑帖古籍研究专家宗鸣安先生，自长安来阆寻古探幽，并在同道藏友处得一出自本地摩崖石刻的墨拓，返回后经认真考释，不料竟爆出冷门：因“此阶段开南北朝书风的碑刻传世极少，《隗先生铭》的面世，将会与云南的《爨龙颜碑》交相辉映，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颗明珠”。（详见全国重点社科期刊《收藏》杂志2009年第十一期，宗鸣安文：“新见南朝大明年《隗先生铭》”）。
该石刻文字内容涉及两汉交替时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隗嚣（？—33年），字季孟，天水成纪人，出身于陇右大族，“少任州郡”，以知书通经而闻名。由于此时刘玄已被农民起义军拥立称帝，国号更始，为西汉最末一个政权，史称“更始改制”。隗嚣的叔父隗崔、兄隗义等陇右豪族便合谋起义响应刘玄，兴汉灭莽。因隗嚣“素有名，好经书”而被举为大将军，从此成为割据陇右的强大政治势力，并先后被刘玄封为右将军、御史大夫。更始三年（25年）夏，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国号建武，隗嚣即劝更始帝归政于汉武帝，但遭到反对，隗嚣怕有变，遂逃回天水，以“西州大将军”自称。此后本因阻击叛将冯愔而得到光武帝刘秀信任，但建武五年（29年）隗嚣又因拒绝光武帝“举兵伐蜀、统一兴汉”的建议而生芥蒂，以至矛盾激化兵刃相见。经过几次交战后隗嚣几乎全军覆没，充当人质的长子隗恂也被光武帝刘秀杀死，隗嚣只好选择投奔蜀汉公孙述称臣，后虽被封为“朔宁王”，实际上却开始聊度余生，直至于建武八年（33年）正月忧愤而亡。少子隗纯虽被隗嚣旧部王元、周兴等拥立为王，但强弩之末，终究未成大气。
该石刻虽年代久远，漫漶残缺，但“秦州天水人隗嚣之后”关键文字明确无误，当信无疑。据宗先生考辨，《隗先生铭》刻于南北朝宋大明年间（457年-464年），若按20多年为一代推算，主人当系隗嚣第十五六代（上下）后嗣。在中国人的姓氏中，隗姓为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少有变异，加之续谱传宗的一脉相承，因此，无论是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活动范围看，还是从石刻本身所承载的史料信息推断，隗嗣后人虽“游方京华，旋返巴蜀，乃复还石室”，终隐匿阆苑，确属不争的史实。然而，早在几十年前已有乡贤三探过铭刻，并对其断代在南北朝西魏恭帝元年（554年）或二年以后，但当时仅就文字内容作过一些诠释，尚未从史学、书法等角度予以深究。
古往今来，因“阆苑仙葩”位于南北交界的秦岭附近，凡朝代更替之际均为可退可进之要冲，虽处于历史的偏旁却又时常担当着时局的重任，加之自然环境的超逸、高洁、宁静，非常适宜追求山林野趣、自在清闲的出道之人，历来都为高人看好的栖隐之地。他们在清雅与飘逸中超然于外，潜心于自我世界之中，从西汉历算大师落下闳到南唐旧臣高士安，从明末大将军罗升高到清季末年的“八王爷”，等等，“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后汉书》）。这里虽不像终南山、五台山是隐士的天堂，但从历史上看也算得上隐者的乐园。他们没有像诸如唐高祖、宋太祖的宗亲皇子藩阆那样显赫并名垂青史，而是隐藏在历史深处最不起眼的角落，成为了真正的“隐者”。本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士”是与“官僚”相对应的范畴，甚至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也叫幽人、逸士、逸民、高士等等），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也基于隐士们之初衷，这一特殊人群像空谷幽兰一样，无论是“大隐”还是“小隐”，终就成为了历史的绝响。
宗先生系当今研习此道大家，久负盛名，近年著述颇丰，先后出版有《汉代文字考释与欣赏》《碑帖收藏与研究》《历代碑帖善本精选：唐大达法师秘塔碑》《历代碑帖善本精选：姚伯多造像碑》等多种专著，并为同行所敬重。此次对名不见经传的摩崖石刻研究，考之有据、辩之有理、逻辑缜密，令人叹服。他的重新发现再次说明，“天下阆苑”确有诸多宝藏，久锁深闺而鲜为人知，要么任岁月剥蚀，要么被流失他乡，实为憾事。
“相关链接”《爨龙颜碑》：现存云南省陆良县城南14公里的贞元堡（又名薛光堡），通高3.38米，上宽1.35米，下宽1.46米，厚0.25米，又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简称“大爨碑”。南朝宋大明二年（458年）镌立，距今为1550余年，碑阳和碑阴都镌刻有文字和图饰（其中仅碑阳正文即存有900余字），它刊立于南北朝时期，可碑的形制却保持着碑刻的原始古老面貌。碑文词藻富丽，文笔凝练，富于感情；书法气魄雄浑，笔力遒劲，既继承汉碑法度，又有隶书遗意；笔画沉毅雄拔，兴酣趣足，意态奇逸，非常独特罕见，被称之为“书家之鼻祖”，历来受史学界、书法家推崇。早在1961年国务院就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外一篇”从一条史料补阙谈起
1942年7月1日（民国31年）
“财政部为加强管制全国银钱行庄业务，重庆以外重要都市设置银行监理室。同日，温江、双流、邻水、阆中、秀山等县银行开业……阆中银行资本19.68万，董事长邢章甫，经理戚灿如。”
——摘自《民国时期四川货币金融纪事》（田茂德、吴瑞雨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这条偶然翻捡旧书搜寻到的史料，看似简单，但在时光已逝去近70个春秋后却又非常难得。
首先，它为地方近代史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查1985年《阆中县志·大事纪年》：民国31年，仅有“5月，阆中县银行成立”寥寥数言。显然，当时撰写县志时未能查到任何有价值的记载，只能依据坊间口传心授，才留下了这条“语焉不详”的“大事”记录。《民国时期四川货币金融纪事》（1911年-1949年）系研究近代财经史的专业工作者，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筛选并整理出的一本专著，对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的财经状况有较为真实而完整的记录。
其次，该史料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时间准确，事件的背景尤为翔实，而且有当时资本金、法人代表等的详细记载，为地方的社会经济生活留下一笔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透过它，完全可以管窥到当时阆中在全省的城市地位、经济状况等等。
再次，近代由于兵燹水蚀、天灾人祸，加之人们对档案典籍的重要性普遍重视不足、行政隶属区划的调整变化、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各异以及传统信息载体本身的缺陷等，目前能查阅到近百年上下、相对完整的地方文献史料已很困难。所以，这条史料的偶然发现也提示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交流范围的逐渐扩大和获得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不断补充、修正、完善、补偏救弊地方文献就应该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最后，这条颇有裨益的史料还给人一点重要启迪，即作为沉淀后的事实（通称为历史），我们不仅要知其然，还有必要知其所以然。而不应被“以论代史”的所谓专家权威们随意阉割事实、断章取义，甚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给子孙留下一连串扑朔迷离的悬念。譬如，仍以近代“大事”为例：民国30年，日机曾四次轰炸（扫射）阆中，但日军为什么要轰炸并非军事、经济、交通重镇的古城，这些日机是哪个部队由何处起飞执行的何种任务？当年国民党潘清洲的部队是否通过解放区送到阆中的电台，秘密与延安保持联系的？民国28年，由沦陷区1700余师生组成的国立四中，为什么要从陕西安康选择迁移到“古城阆中”？20世纪60年代把海字四航校设在内陆腹地阆中又是基于何种动因？凡此种种，如条件许可，能作一些有限的探索和真实的扫描，也许会给“历史”留下意想不到的惊喜。
西方有谚云：细节里面有魔鬼。国人也有常言：观妙可入微，见微能知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