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数千年的文化沉淀也造就了国民独具一格的思维方式。从易经延至老庄，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审时度势，不敢为天下先的传统思想，在国民心中还是根深蒂固的。
在易卦中有否、吉、悔、容四个结果，有75%的结果是不利的。所以，一动不如一静，谋定而后动，求功之始先求无过的思维方式，也已经成为民众行事惯性的思维模式。深入解读中国的思维方式，运作过程中也才能有如鱼得水之势。在形势还未明朗之前，中国人选择的惯有方式常常是静观其变。数千年的封建皇权统治思想对中国人影响巨大，泱泱中国，亿万国民，统治者管理秩序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作为统治者，自然更为谨慎小心，他们通过文字方式，将未行之事作清晰仔细的规划，对可能引发的后果作详尽排演，订立法规，以防不测，这已经是习惯。孙子兵法中有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胜多也，夫未战而庙算少者，得胜少也，多算胜少，况于天算乎，战事之首为道，天地将法，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由此可见，做事之前作充分的准备，规划，立法，是中国统治阶层及民众的普遍行事思考逻辑。
出师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在行事过程中，中国人做大事，需要其君主授命之后，方可为之，否则会被视为大逆不道，欺君犯上。这种思想在很多时候看来似乎过于保守，却也正因为这样的思想模式，才让华夏民族经久不衰，保得其身。以观古今，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国至今日仍焕发勃勃生机，不求人知己，唯求己能知人，在中国这片古老文明的土地上发展，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渊源的民族打交道，自然要先对其有深入的认知和理解。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闭千年的大门被洋炮轰开。受西方经济文化的影响，非常多的新生代人士也极力主张把西方民主激进的改革思想向中国社会推广，中国也以有容乃大的胸怀广为接纳。但仍有人对改革进程不满，总是认为中国的改革速度太慢。
但须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数千年的封建思想，岂能在短短数十年就能改变？就算最高统治阶层愿意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思想转化为还权于民的现代管治思维，要在中国建立法制民主制度，也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也许真正的爱国者并不是要求国家随自己的想法而变，而应该从对政府的包容和理解开始，逐步沟通，有序革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西方民主法制经济社会也不是在一朝一夕就建成的。所以，从相互理解到和谐融合才是正确的发展之路。创新过程中遇到困难与挫折，就产生大儒心态感叹世事不公，采取消极放弃或淡然离开的态度，都对自我的成长和民族国家的发展没有好处。
如果希望国家理解我们，我们就要先去理解国家，国家的方向也就是代表广大国民的利益方向。有人会说那只是统治阶层的想法，但从根源思考，只有得到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也才会有统治者的地位。由此可知，如果统治阶层无法认同广大民众的做法，也就等于没有正确认知国民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在商业领域发展时，更要充分理解民众的思维定式，才更有机会创建出适合民众的服务模式，从而受到拥戴。
在中国，当有人提出创新的商业模式时，民众最大的反应是发出疑问：这样的商业模式合不合法，国家会不会支持、允不允许？出现这种疑问的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国家管理部门对这种创新模式未有认识，因而也没有立法的基础，自然也就出现了这种商业新模式无法可依的现象。这让参与这种商业模式的民众产生了疑虑和担心，管理部门也无法迅速制定参与法则。毕竟法制建设永远都会滞后于事物的发展，只有对事物的发展过程加以观察、总结，才能对其规律进行总结归纳，形成相关法规。对于将构成一定社会影响的新生事物，国家管理部门常常采取比较安全的做法，也就是先停下来，搞清楚再说，或有些管理者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停掉算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对于创新者来说，必然产生很大的困难与挫折，民众也对参与此事产生更多的担心不安。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创新者采取观望的态度，或干脆就放弃自主创新的想法，跟随西方发达国家的现成的模式走，这样似乎更安全，不用冒那不被社会各阶层理解的风险。
纵观欧美近代发展历史，从英国的民主法制带动欧洲民众法制思想的转变，民主法制思想已经形成这样的内核：法不禁止即可为。管理部门没有制定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即是可为的，执法部门也无权阻止，这是一种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法律准则和行为准则。对于这些在法制规定以外的创新行为，国家立法部门应该与时俱进，迅速研究制定并不断完善适用法规，让法制建设与思维创新的脚步和谐共进，为越来越多的创新思维建立参考蓝本。美洲大陆的发展更是继承这种英国法制模式，并进一步推崇冒险创新方式发展经济，从而造就了美国今日之世界经济地位。
反观中国，我们的改革发展进程还处于初步阶段，民众普遍还存在法不明示就不可为的思维定式，创新的思想常常受到不理解和压制。尽管新一代的中央领导层已经认识到，一味地跟着其它国家的发展步伐走，终究无法建立领先于世界的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号召中国人必须自主自强。但国人响应这一号召的同时，也应该总结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发展模式，才能让这种创新发展模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得以成长。换种角度来思考，我们发现，劣势即是优势，这种创新激发的难度对于所有创新者是一致的。谁率先总结出可行方案，谁就可以领先于其他同业竞争对手，如何依据中国的特性，采取行之有效的沟通方式，让创新思想更容易为政府管理部门以及广大民众所接受呢？
首先，在中国发展创新产业之前，必须建立相应的理论学术基础作为支持要素，因为中国文化的特性，中国民众是非常重视文字表达的形式，我们应该溯其渊源，使其有史可循，有理可证，出师有名，而非乱无章法。让大家都感觉到，发起者是有备而来，胸有成竹的。按照基本理论行事，再通过实践不断在发展过程中总结、归纳出规律性的操作方式。切不可轻易尝试，在民众之中产生误解，从而传言四起。非议讨论一旦产生，将要耗费大量精力，才可以平息转化，并且极易引起相关管理部门的介入干涉，甚至要求停业整顿，造成大面积的不良影响，致使计划进程受阻，甚而陷入不可预知的困境之中。有了完善的理论体系，再加以学术界的声援，可以有效引导民众理解这种新生事物，这是在中国实行商业模式创新、争雄致胜的先决条件。
在完善的理论支持下，中国创新领域最快速有效的方法就是与国外企业联合，以国外发展经验为模板，特别是引入欧美经济发展模式，快速渗透发展。这与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社会倡导西方先进经济发展思想的传播导向有密切关系。中国打开国门，全面学习西方的优秀商业思想，也让管理部门及民众从上而下地都有一种对西方商业经济思想的崇拜，甚至于盲从盲信。大量的“海龟”（海外回来者）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独领风骚，似乎经过海外镀金回来的创新者就是名副其实的，国内商业界对MBA等西方管理思想的热切推荐，也推动社会大众对有洋背景的创新项目盲目认同。所以，将创新科技项目直接与外资合作，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在政府方面，各级部门对引进外资与政绩挂钩，在处理外资背景的企业问题上都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因此采用中外合作的发展模式，也可以相对降低发展中的政治风险因素。
然而这样的发展方式，也对国内民营资本产业转型投资带来不良影响，民间资本几乎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创新技术发展中来，也无法获得创新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收益。目前，创新项目大部分由美日投资控股居多，例如：百度、3721、腾讯、阿里巴巴、携程网等等，发展迅猛，盈利丰厚的企业，其股权都已绝大多数落入美日投资者手中，这样的趋势无疑与建立自主产权的民族科技产业战略背道而驰。国内游资现在大量滞留在银行系统，国家外汇储备量已居全球第一，我国自有资金大量投入高消耗大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领域，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而外国资金却大量流入中国高附加值具有持久高速发展潜力的企业，面对着广大民族高新技术产业主权被逐步侵蚀的情况，我们一味强调与外资企业合作而避免法律风险的方式并非上策，也不符合国家倡导自主创新和建立自主产业的科学发展观的应有方向，长此以往，不利于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科技兴国的战略规划。
所以，也有企业采取向国家科技创新管理部门逐级申报科技项目，争取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支持的方式，并以此加大企业在社会民众中的公信力。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对政府的态度是非常关注的，创新项目是否获得政府认可肯定，对众多投资者的合作取向将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正因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所以政府对创新项目的调研了解、观察认可的过程也是非常谨慎，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的调研分析，但由于各有关部门领导对创新项目的专业知识有限，所以达成与政府部门的共识并获得认可是一件艰难而长期的工作。而且，经历数年的逐级上报、批复，某些创新项目因时间的推移，也会失去投资价值。因此也迫使很多创新项目选择快速便捷，以外资形象作为背景的发展方式。如果深入总结分析，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项目推进方式，将对促进我国创新科技产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由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中国特色的创新项目发展之路，并在理论学术基础支持下，形成系统的自主创新发展要则：
首先，较有效的快速方案是先与政府国有企业或有关部门的下属企业建立联合开发，联盟或合资入股的方式，通过国有企业背景，有效促进公信力的提升，这样做，也会使与各部门沟通更加有效率，从而也让投资参与合作的各单位更放心。建议找到对应适宜的国有背景企业，在合作时避免让其投资，采取赠股式，靠分红的方式，一方面保持高效的决策机制，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国有资产管理不善造成的亏损而引发麻烦，这样一来发展好了与国家企业共享利润，万一亏损也不至于对国有资产造成损失。在某些二、三线城市，该方式的效果会比与外资合作在推广中更有利，特别在中国的北方城市。
其次，将项目结构化整为零，将项目环节尽量分离，让各环节概念更简单清晰，并尽量贴合已有法律规定或企业经营成功案例，向公众诠释，时刻注意配合国家主流的政治经济发展理论。只要在核心企业保留个别核心环节的主要得益即可，实现与各方法律主体单位协作的局面，这样与管理部门的沟通也会简单直接，让领导可以直接了解原理，降低沟通的难度，也就提高了沟通的效率。例如：将数贸项目分解成设备销售、软件销售、托管服务、商务中介、数据采端、端口受权、职业培训、系统出租等环节，多方企业协作，各司其职，各谋其政，各得其利，分而治之，皆为有例可循，有法可依的模式。协作组合又构成数贸创新的产品，这样的方式避免了管理部门的误会及公众的猜疑，与管理部门的沟通难度也大大降低。这种方式适宜向各家企业分别推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任何的创新都离不开对传统模式的优化整合。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创新项目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时时紧贴政府的思维，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形成与政府一致的推广声音，与国有企业共同发展，并采取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分散主体、广泛沟通、追求传统与创新的和谐融合，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创新自强发展之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未来产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会面对更多的挑战，只有勇于面对挑战，突破障碍的勇士，才有资格把握挑战之后的优先发展机遇。祝愿所有怀着伟大民族复兴之宏愿的创业者能够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发展之路，获得全世界为之瞩目的经济成果。让我们充满信心，鼓起勇气，和谐合作，为实现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共同奋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