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字存中，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一个官僚家庭。他自幼勤奋好读，在母亲的指导下，14岁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24岁开始踏上仕途，三年后，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在这里他开始研究天文历算。晚年他在梦溪园认真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和科学活动，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和《忘怀录》等。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沈括逝世。
一直以来，我们评价历史上的这名多才多艺的才子，都是有褒无贬。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不完全。人无完人，作为参与北宋改革大潮中的一名政治家，沈括本身也存在一些弊病。沈括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将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对自己的好朋友苏东坡谗言陷害，在神宗面前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王安石作为一名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最终也得出沈括是一名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沈括博学多才，《宋史·本传》记载：“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即使就自然科学而言，沈括的贡献也是多学科性的，涉及广阔的领域。
沈括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他写了《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著作。而且沈括为保卫北宋的疆土也作出过重要贡献。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担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和军器监长官期间，编成《修城法式条约》和《边州阵法》等军事著作。
沈括还是一名杰出的天文学家。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沈括负责领导司天监以后，研究改革了浑仪（测量天体方位的仪器）、浮漏和影表等旧式的天文观测仪器，还制造了测日影的圭表，改进了测影方法。沈括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浑仪议》、《浮漏议》和《景表议》三篇论文，是我国天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晚年时候，沈括提出了用“十二气历”（纯粹的阳历）代替原来的历法（阴阳合历）的主张，这个历法既符合天体运行的实际，也有利于农业活动的安排。现在世界各国采用的公历（阳历），在分月上甚至还不如沈括的“十二气历”合理。
沈括在数学方面也有精湛的研究。他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不仅促进了平面几何学的发展，而且在天文计算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沈括对物理学研究的成果也是极其珍贵的。《梦溪笔谈》中所记载的这方面的见解和成果，涉及力学、光学、磁学、声学等各个领域，特别是磁学，沈括第一次明确地谈到磁针偏角问题。他指出：“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世界上关于地磁偏角的最早记录，西方直到公元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美洲时才发现，比沈括的发现晚了400年。
在化学方面，沈括注意到石油资源丰富，“生于地中无穷”，并且预料到“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这一远见已为今天所验证。“石油”这个名称也是沈括首先使用的。沈括在地学方面也有许多卓越的论断，他观察研究了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化石，明确指出它们是古代动物和植物的遗迹，并且根据化石推论了古代的自然环境。在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达·芬奇对化石的性质才开始有所论述，这比沈括的推论晚了400多年。
除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外，他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也都有重大的成就，其成就涉及社会、经济、历史、外交、军事、考古、音律、绘画、书法、诗词等学术领域，堪称当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些学术成就，充分反映了沈括勤奋好学而又锐意进取的治学精神。
沈括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这样一位孜孜于科技领域的人，同时还是一位外交能手，这一点却是鲜为人知的。
北宋年间，辽国经常找借口侵扰宋的边界。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辽国又想进攻宋朝，但是苦于没有借口，于是就派了一个叫萧禧的使者来到汴京城面见北宋神宗皇帝，假称河东路黄嵬一带的土地是辽国的土地，现被宋朝占领，请求归还。萧禧说得有板有眼，并且拿出了辽和宋签订的有关条约文本做证明。负责和辽使谈判的大臣们心里都清楚，宋朝和辽国自有交往以来，宋朝的领土就只有减少的份，从来也没有增加过，黄嵬一带一定不是宋朝侵略辽国所得的，但是现在辽使有双方条约文本作证，这些条约好像也不是假造的。如果不承认，辽国有根有据；如果承认，这明显是辽对宋的讹诈。负责谈判的大臣们被萧禧弄得特别狼狈，想和他辩明此事的原委。结果神宗也被辽使耍笑了一番，心里虽然恼恨，但却没有根据反驳。萧禧当着神宗的面，态度十分强硬地说：“你们必须马上把黄嵬一带归还我大辽，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完全由你们承担。”萧禧怒气冲冲地返回北方，向辽国皇帝汇报谈判的结果去了，战争的阴影又笼罩在宋辽边界，大有一触即发的态势。神宗皇帝面临着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边界纠纷，宋辽战争将不可避免，那时北宋就又要面临内忧外患的境地，刚刚进行起来的改革说不定也会功亏一篑。
正当神宗心烦意乱的时候，沈括主动请求出使辽国，继续谈判边界的领土归属问题。他对神宗说：“臣仔细查阅研究了资料，近年来，在我朝与辽国所签订的所有条约，准确的边界应该是以古长城为国界，而辽使所讲的黄嵬是位于长城之南30里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它理应是我朝的领土。辽人是欺负我朝无人知道黄嵬的准确位置，故意挑衅想发起战争。臣请求皇帝准许，让我出使辽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跟辽人辩明是非，说清曲直。”说完，沈括就把有关条约的副本拿出来让神宗过目。宋神宗看过后，喜形于色，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他对沈括说：“负责谈判的大臣们都是酒囊饭袋，谈判了几天，竟然没有搞清楚黄嵬的来龙去脉，差点儿误了大事。”于是宋神宗就任命沈括为出使辽国的全权负责大使，去谈判黄嵬一带的归属问题。
沈括到辽国之后，辽国的宰相杨益戒亲自出面和他谈判边界的领土归属问题。在正式谈判之前，沈括就先让自己的随员把带来的条约副本和北方边界地点的地名、位置等内容背得滚瓜烂熟。在谈判中，沈括不露声色，镇定自若。在一连几次的谈判中，对于辽人提出的问题，随员们都能讲得头头是道，无懈可击。双方共谈了6次，而沈括和他的随员们每次都处于上风，所谈的内容符合宋辽双方条约公允的规定，辽国人也找不到任何破绽。辽国的宰相杨益戒恼羞成怒，原形毕露说：“宋朝连这几里地大小的土地都不忍割舍，这不是明明想断绝和大辽的友好关系吗？”沈括毫不退让，据理力争：“军队作战，理直士气就是旺盛，理曲士气就是衰退，杨宰相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吧？黄嵬虽小，可是条约上明白无误地写着应属大宋，你怎么能说是我们破坏两国关系呢？这是你们背弃自己祖先的信义，置以前签订的条约于不顾，想强占我大宋的土地，并且不惜以武力相威胁。我想你们以此为借口出兵恐怕不能说是名正言顺吧？辽国的老百姓也未必会为了这几里大小的土地就愿意和大宋朝开战吧？大宋虽然软弱，但也未必就怕和你们辽国打仗。”一席话说得那个嚣张的宰相杨益戒哑口无言，他看到沈括和他的使团成员们软硬不吃，就只好上报辽国皇帝，再另想别的办法挑起战争了。
沈括出使辽国不辱使命，从道义上制止了辽国以领土问题为借口而发动战争的企图，黄嵬最终也没能成为新的宋辽战争的导火线，沈括的出使功不可没。在出使辽国的路上，沈括绘图记载了所过地方的山脉河流的情况和当地风俗特点，了解了北方的人心向背，做成《使契丹图抄》呈报给北宋朝廷，它对日后宋朝处理北方边境的许多事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沈括与苏轼是好朋友，这两名在历史上都有杰出贡献的大家，最终却分道扬镳。沈括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自古文人相轻，进而相轧相害是常有的事情。皇帝在沈括面前夸奖苏东坡，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于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朝廷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39位亲友、100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当时，北宋神宗皇帝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坚决反对，总是阻挠新政实施。所以，当时在朝野内外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是势不两立的。可是，苏轼一向是个不会见风使舵的人，他总是实话实说，所以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厌恶。起先苏轼反对变法，受到了新党的排斥；后来，旧党上台，苏轼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又不同意全盘否定新法，遭到了旧党的戒备。再以后，新党又把旧党打了下去，为了争权夺利，又把苏轼归于旧党。
沈括在政治上倾向于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加之与苏轼的个人恩怨，就伺机陷害这位好朋友。
元丰三年，苏轼被调任为湖州太守，当时依照惯例，调职官员要写一份“谢恩表”，然后刊行在“邸报”（当时北宋官方的报纸）上。他在表上写的一些话又让新旧两党产生了愤恨。表中有这样几句话，意思是这样的：“皇上您知道我愚昧，难以追随那些新进的权贵，又不能适应形势；可是您看在我虽然已经年老，却不爱生事，就派我去管管小民……”在他的这份“谢恩表”里，“新进”、“生事”这两个词让人听出了弦外之音。谁是“新进”？谁又爱“生事”？人们对新党一阵嘲笑，沈括当然对苏轼就更为不满了。他于是趁机向皇上奏了一本，说：“苏轼的谢恩表讥讽时事，包藏祸心，怨恨皇上，讥谤讪上，渎职谩骂而没有人臣之节。现在人们已经在争相传诵，他这一举措实在是搞得朝野轰动，万死也不足以谢皇上。”另外，沈括还从苏轼写的诗文中摘出了60多条词句作为证实苏轼不满朝廷的材料，他诋毁苏轼“讪上骂下”，还举出具体的例子：“陛下教群吏学法令，他却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发青苗钱，本来是接济贫民，他却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推行盐法，他却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沈括大肆毁谤在先，接着，御史中丞李定也跟着上表，还列举了四点苏轼该杀的理由。一时间，苏轼因为一份“谢恩表”竟然惹祸上身，皇帝将这件案子发到御史台处理。不久，苏轼就从湖州被抓回京城，过了一个月，又被关进御史台监狱。
起初，苏轼并不承认自己有怨谤之心，只是说其中的一些诗句的确反映了民间疾苦。可是后来，在沈括的吩咐下，手下对苏轼进行了轮番的审讯和折磨，苏轼一个儒生，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心理上的屈辱和肉体上的疼痛，所以就承认自己有罪，还写了“供词”。一首描写普通农村人家生活的诗：“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虿。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苏轼自己说是讥讽了朝廷的青苗立法，他的供词是：“此诗意言百姓请香青苗钱……庄家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看次第，但学得城中人语音而已，以讥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可是这番话是多么牵强附会！苏轼还说，他的《山村绝句》“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讥讽了新法实施中的“盐法”太急，使得山中之人饥贫无食，动经数月。其实这首诗与盐法哪里有半点儿瓜葛，苏轼当时已经完全绝望了，就等着沈括把罪状和供词编织就绪，待皇帝批准后杀头了。
幸好，宋神宗觉得苏轼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反复考虑之后动了恻隐之心。后来，神宗又看到苏轼在狱中写的诗，更是不准备杀苏轼了，所以就赦免了他。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黯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还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因诗句差点儿被杀，又因诗句获救，真是值得庆幸。而沈括在“乌台诗案”中扮演的丑陋角色，却是他人生的一个污点，让我们看到了一名杰出天才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