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一天午夜，老友张奚若带了两位人民解放军干部，来到梁思成家中。
当两位来人取出一幅北平的军事地图，请梁思成把有重要文物古迹和古建筑的地方标出来，划出禁止炮击区域，以使之避开炮火。
从未直接和中国共产党人打过交道的梁思成感到十分惊愕：共产党也保护文物古迹。而当他继而又听来人说他们的上级表示，宁可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也要尽最大可能保全古建筑一砖一瓦时，他更被深深地感动。
他随即和妻子林徽因，用红色的铅笔，在那幅军用地图上，把他们认为必须特别加以保护的地点，一一圈点了出来。北平最终获得和平解放，国人额首称庆；而梁思成深夜圈点禁止炮轰图一事，则成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永久佳话。
有了这次经历，梁思成毅然作出了留在清华大学等待解放军到来的选择，拒绝了国民党派飞机接他到台湾的邀请。如何在解放战争中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中共中央特地派人到清华大学来请教梁思成，倾听他的看法和意见。这一做法正符合梁思成千方百计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心愿，于是他慨然应允，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编印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以供在解放各个城市和地方使用。
梁思成承担此重任，从内容、封面和书的版式设计都亲自定夺和指导，并率领清华建筑系的部分教师以及该系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人员一起动手，以最快的速度，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编印出了长达100多页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1949年6月，这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即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图书文物处印出，发给各路解放大军。这本简目不仅在解放各个城市、地方时避免了不少盲目的破坏，对保护古建文物起到了切实作用，而且对解放初期开展古建筑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也提供了指导和方便，它可以称为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早期重要的历史文献。
1952年秋，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提出了要维修长城，向国内外开放的建议。这一建议引起了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特意安排他的学生罗哲文，先行去搞勘察规划。经过实地勘察，他的学生罗哲文拿出了一份对八达岭长城维修规划的草图。他感到这是件大事，必须精益求精，便带着草图去向老师梁思成请教，并请他审定。
梁思成看到草图非常高兴，当即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并在图纸上做了审定签名。这张珍贵的图纸，罗哲文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成为他对老师梁思成一个永久的回忆。
当时，梁思成对罗哲文着重谈了三点意见：
第一，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要“整旧如旧”。他特别强调了修长城要保存古意，不要全都换成新砖、新石。千万不要用洋灰。有些残断的地方，没有危险，不危及游人的安全就不必全修了，“故垒斜阳”更觉有味儿。
第二，他谈到长城上休息座位的布置也要讲究艺术性。不能在古长城下搞“排排座，吃果果”的布置，要有野趣，讲究自然。
第三，谈到长城上种树的问题，梁思成提议千万不能种高大乔木，以免影响观看长城。另外，树过于高大，离长城的距离过近，对长城的保护也是不利的。
罗哲文说：“老师梁思成提的这几条意见，对我以后几十年中的维修文物的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
北海团城位于北京古城的中心部位，更为重要的是，团城自身的文物古迹价值极高。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些工程负责人为了贯通内城阜成门到朝阳门的东西马路，且要马路笔直无拦，便不惜以价值连城的团城为代价，定要把它完全拆毁，或拆除一半。
风闻团城可能要消逝的讯息，梁思成和范文澜、翦伯赞等知名的专家学者们焦急万分，纷纷出面呼吁保护团城，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要求制止这一将造成千古遗憾的方案的实施。
但是，由于受到当时过分强调“破旧立新”和贪大求快等“左”的思潮影响，加之一些市政领导和城市规划人员未能从长远利益考虑，仍然坚持要执行拆砍团城的方案，团城危在旦夕。
出于对保护团城的呼吁和办法仍不能奏效的担忧，梁思成最后不得不下决心，亲自去面见周总理，恳陈保护团城的意见。在汇报后的一天里，周总理亲自前去处在国务院斜对面的团城。他登上台阶，仔细观察了团城上的文物古迹，并考察了团城周围的环境。
经过了两度亲临现场的考察，周恩来召集有关方面开了一个专门的会议，研究团城的去存问题。最后由周恩来亲自拍板，将珍贵的团城古迹保护了下来。
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让北平奇迹般地逃脱了战争的厄运。而在奇迹降临古都之前，解放军带着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急令，特地找来请求梁思成在地图上标出北平重要的古建筑，以便攻城时避免炮火。解放军走后，梁思成、林徽因两人激动得紧紧拥抱，欢呼懂文化的“义师”来了。
2003年3月17日上午，北京市政府发布了永定门城楼的重建工程即将启动的消息。此时的北京，身为全中国现代化程度仅次于上海的大都市，能拆的全都拆了，除了号称众多的谁也动不得的名胜古迹还在支撑着古都的骨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