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为人之道：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做人当方外有圆，圆外有方，外圆内方，有忍的精神、有让的胸怀、有貌似糊涂的智慧、有形如疯傻的清醒……
黄炎培曾给儿子写信说：“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意思是做人应当方圆并用，该方则方，该圆则圆，巧妙地把握“方”、“圆”的转化。以行动之“圆”助思想之“方”，要善用高尚的思想来提高行动的价值，善用圆滑的行动来落实高尚的思想。这里要讲的是一位深谙方圆之道的名臣，他就是西晋的温峤。
温峤，生于西晋武帝太康九年（288年），自幼聪明伶俐，有胆识，博学能文。长大后仪容秀整，善言谈。17岁时州郡征召他都不应，随后被司隶任命为都官从事。
温峤秉公执法，不畏权势。当时京城有个姓庾的散骑常侍，屡犯法纪，无人敢惹，温峤大胆地举报朝廷。他的这一举动，使京城官吏都大为吃惊。由此，大将军刘琨很赏识他，将他推荐给朝廷做中书令，并把他作为自己的心腹。
当时，王敦率军占据长江上游的江陵一带地区，手中握有朝廷的重兵，早就图谋叛乱。而王敦觉得温峤是自己日后夺权的障碍，就请明帝任温峤为左司马，归自己管理，准备乘机除掉他。
温峤为人机智，在王敦的部下任左司马，目睹王敦野心日渐膨胀，深感忧虑与不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为了保住性命，温峤只好改变策略。他先是装出一副勤勉谨慎的样子，时时处处迎合王敦的心意行事，还时常不失时机地给王敦出些鸡鸣狗盗的主意。日子久了，王敦不但没找到除掉温峤的机会，反而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越来越器重他。但比起温峤，王敦更信任钱凤。讨好主人肯定绕不开看家狗，温峤又主动与钱凤交往，不时来一句：“钱世仪精神满腹。”钱凤听完一些赞扬自己的话，心里大喜，还把温峤当成真朋友来结交。不久，晋朝的丹阳尹辞官出缺，温峤乘机给王敦进言：“丹阳对京都犹如人之咽喉，公应该自己选派人去做丹阳尹。”王敦听后，深以为然，就请他推荐一个合适的人。温峤于是便顺势推荐了钱凤，而钱凤获悉后，碍于面子又举荐温峤，而这正是温峤的本意。他假装极力推辞，说自己不堪重任。结果他越是推辞，王敦就越觉得他合适，立即向晋明帝推荐了他。
丹阳地处东晋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附近，王敦之所以要推荐温峤为丹阳尹，其本意主要是想用温峤来窥伺朝廷的动静，以便自己乘隙起兵反叛。对此，温峤心中早已深知，他担心自己刚一离开，钱凤就会让王敦收回成命。于是，温峤便在王敦为自己赴任丹阳的送别宴会上，假装醉酒，并向同僚敬酒。待走到钱凤身边时，还没等钱凤举杯，温峤便故意用朝板击钱凤束发的头巾，很不高兴地说：“钱凤是什么人，我好意敬酒你却故意不饮！”王敦一见此状，以为温峤酒后胡言乱语，便急忙将此二人拉开，进行调解；而待酒宴散后，温峤离宴在向王敦告别时，又满脸涕泪横流，待走出门后又几次折返回来，好像十分不舍离去的样子。王敦非常感动。
待温峤走后，钱凤果然对王敦告诫说：“温峤与朝廷关系甚密，更与国舅庾亮的交情非同一般，此人实在是不可信任。”又提醒王敦应对温峤严加防范，但王敦一听却大不以为然，便对钱凤说：“昨天温峤醉了，因此触怒于你，你又何必因为计较这些小事来报复呢？”钱凤怏怏退出，讨个没趣儿。而温峤终于摆脱了王敦的控制，很快到了东晋都城建康，将王敦密谋逆反作乱的阴谋，如实而详尽地禀告了晋明帝，并且在暗中与庾亮计划、筹备讨伐王敦事宜。后来，当王敦起兵叛乱之时，由于温峤、庾亮对此早有准备，便立即奉朝廷之命，亲自起兵加以讨伐。当王敦得知讨伐的人是温峤时，顿首捶胸，后悔莫及。
后来，王敦第二次发动叛乱，一个重点打击对象就是温峤：“募生得峤者，当自拔其舌。”温峤出奇谋很快打败了王敦的军队，结果王敦被气死，叛乱结束。事后温峤被封为建宁县开国公，号前将军。
咸和初，温峤成为江州刺史领平南将军督武昌，而后发生了苏峻之乱，建康再次被叛军攻下。温峤随即调解陶侃和庾亮的矛盾，同时主动尊陶侃为盟主，促成了陶、庾、温、郗联军的形成和及时出击，再一次胜利平叛。因这一次的功劳，温峤被拜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始安公。官位到了极品，而他再一次选择了守边，将到手的辅政大权让给了王导，踏上了回武昌的归途。这一去便是不归路，他在途中病逝。
纵观温峤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在****和平乱之中度过的。当时的东晋五大名臣中，王导老来昏碌，扩大了王敦之乱的危害；陶侃自大，自以为重兵在手而对朝廷时有不臣之心；庾亮狭隘，常致人不和；郗鉴中正仁和，但不免有些中庸；而只有温峤，从头到尾，忠义执著，深谋远虑，识见高远，完完全全称得上忠、孝、礼、义、智、明、勇，是建功立业的绝世贤臣！
总而言之，虽然“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的脊梁， 但人仅仅依靠“方”是不够的，还需要“圆”这一手段。
第二节 直中难取胜，则在曲中求
《周易·系辞传》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是《周易》的核心观念之一，所谓“不可典，唯变所适”。凡事都要讲究变通之道，善于变通的人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达到自己的目标。特别是在面对强劲的对手时，有时不妨灵活些，学学多尔衮，以迂回策略取胜。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他的母亲是努尔哈赤最喜欢的一个妃子。多尔衮生于1612年，卒于1650年的年末，年仅38岁。虽然他短命，却拥有谜一样的人生。他战功显赫，成为清朝统一全中国最大的功臣，因此位至极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
多尔衮能有如此辉煌的人生，与他本人的能力和智慧是分不开的，这在他攻打南明******，统一全中国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王朝迁都北京以后，摄政王多尔衮便着手进行武力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当时的军事形势是：农民军李自成部和张献忠部共有兵力40余万；刚建立起来的南明弘光政权，汇集江淮以南各镇兵力，也不下50万人，并雄踞长江天险；而清军不过20万人。如果在辽阔的中原腹地同诸多对手作战，清军兵力明显不足。况且迁都之初，人心不稳，弄不好会造成顾此失彼的局面。
多尔衮审时度势，机智灵活地采取了以迂为直的策略，先对南明政权实施怀柔政策，集中力量攻击农民军。南明当局果然放松了对清的警惕，不但不再抵抗清兵，反而派使臣携带大量金银财物，到北京与清廷谈判，向清求和。这样一来，多尔衮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主动。顺治元年七月，多尔衮对农民军的战争取得了很大进展，后方亦趋稳固。此时，多尔衮认为最后消灭明朝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发起了对南明的进攻。当清军在南方的高压政策和暴行受阻时，多尔衮又施展以迂为直之术，派明朝降将、汉人大学士洪承畴招抚江南。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以他的谋略和气魄，基本上完成了清朝在全国的统治。
做人要学会灵活变通。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沿一条直线进行的。智慧之人能看到直中之曲和曲中之直，并不失时机地把握事物迂回发展的规律，通过迂回应变，达到既定的目标；反之，一个不善于变通的人，“一根筋”只会四处碰壁，被撞得头破血流。
运用以迂为直的策略，十分讲究迂回的手段。特别是在与强劲的对手交锋时，迂回的手段高明与否，往往是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
第三节 在方中做人，在圆中归真
自古做人难，做人要懂得方圆之道。方是做人的脊梁，是壮士立志、平天下的气度；圆是处世的锦囊，是聪明者协调乾坤的行为准则。为人处世要方圆有度，在方中做人，在圆中归真，做到千变万化，才可圆润通达。
隋文帝开皇年间，著名儒家学者沈重于太学讲经，授业弟子常常多达千人，其中一人便是徐文远。徐文远是名门之后，由于家道中落，其兄徐文林常在街上摆摊卖书，文远每日到哥哥的书摊上读书。经过长期刻苦自学，他博通五经。这一次他听沈重讲经，只听讲数日便辞行。有人问他缘由，他回答说：“先生讲的都是书本上的话，我早就背熟了。至于其中奥妙之处，先生没有发现，当然也不能讲出来。”沈重听到文远的话后，立即召见这个“狂妄”的孩子。两人见面经过一番交谈之后，沈重十分赞叹徐文远的才能。后来，隋文帝任命徐文远为太学博士，又命他到并州为汉王杨谅讲授经书。由于汉王杨谅谋反，文远亦受牵连而被撤职，贬为庶民。
隋炀帝大业初年，由于礼部侍郎许善心的推荐，徐文远在国都洛阳再次被任为国子博士，开始传道授业。他讲课常使学生听而忘倦，受到国子诸生的欢迎。除授业国子诸生外，隋末几个著名人物窦威、杨玄感、李密、王世充等均先后受学于他。由于他学识渊博、品性方正，所以虽当时战乱无常，当政者均请他为学官。
隋炀帝败死后，越王杨侗被立为恭帝，即命他为国子祭酒。当时洛阳饥荒，徐文远只得亲自出城打柴维持生计，农民义军领袖李密见到了徐文远，便请他坐在朝南的上座，自己则率领手下兵士向他参拜行礼，拜他为师，请求他为自己效力。徐文远对李密说：“如果将军你决心效仿伊尹、霍光，在危险之际辅佐皇室，那我虽然年迈，仍然希望能为你尽心尽力。但如果你要学王莽、董卓，在皇室遭遇危难的时刻，乘机篡位夺权，那我这个年迈体衰之人就不能帮你什么了。”李密答谢说：“我敬听您的教诲。”
后来，李密战败，徐文远投奔了王世充。王世充也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见到徐文远十分高兴，赐给他锦衣玉食。徐文远每次见到王世充，总要十分谦恭地对他行礼。有人问他：“听说您对李密十分倨傲，对王世充却恭敬万分，这是为什么呢？”徐文远回答说：“李密是个谦谦君子，所以像郦生对待刘邦那样用狂傲的方式对待他，他也能够接受；王世充却是个阴险小人，即使是老朋友也可能会被他杀死，所以我必须小心谨慎地与他相处。我察看时机而采取相应的对策，难道不应该如此吗？”等到王世充也归顺唐朝后，徐文远又被任命为国子博士，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当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隋末唐初，正值乱世，徐文远乃一介书生，他之所以能在此乱世保全自己，屡被重用，就是因为他为人处世十分圆融，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之法。
做人当不失方正本性，处世却不可太方，否则，易碰壁。要学会圆融处世，能适应，会变通，左右逢源也可偶一为之。知世故而不世故，有所不为才有所为。
第四节 方圆通达，即能保全自我
《庄子·天下篇》中说：“矩虽然可以用来画方，但是矩本身却不是方的，所以说矩不可以为方；规虽然可以用来画圆，但规本身却不是圆的，所以说规也不可以为圆。”《算经》中说：“方中有圆者，谓之圆方；圆中有方者，谓之方圆。”古人的这些话说明了可方可圆的道理。
可方可圆，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做人也要效法天地，像天那样生生不息，大公无私；像地那样厚朴笃实，宽厚待人。尊与卑、智与愚、贵与贱、得与失……都在方、圆之间。
提起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似乎人们脑海里马上闪现出一个疾恶如仇的清官忠臣形象。其实，这仅仅是人们从表面上看问题罢了。因为在封建社会皇帝一个人独裁的情况下，一个大臣无论你多么能干，即使你有通天的本事，如果处处与皇帝对着干，老是逆龙鳞，其下场也好不了。
在乾隆皇帝的眼里，刘统勋是个才品兼优的清官，也是个不辱皇命、与君一体的能臣，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众多汉官中脱颖而出，官拜东阁大学士，直至出任领班军机大臣。但是，刘统勋能够在官场游刃有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通晓方圆智慧，精于方正圆滑、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
刘统勋的疾恶如仇、对皇帝忠贞不贰无人可比，否则他也不可能被乾隆帝打破汉人不能居军机大臣首席的惯例，并且在死后被称为“真宰相”。据《清史稿》记载：“统勋岁出按事。”著名的如广东粮驿道员明福违禁折收钱粮案，云贵总督恒文、巡抚郭一裕借上贡之名勒索属员金钱案，山西将军保德侵吞钱粮案，江苏布政使苏崇阿误论书吏侵蚀库帑案等，乾隆中期许多有关地方大吏贪赃枉法大案，无不由刘统勋负责审理，这也足以证明乾隆帝对刘统勋的信任和寄予的厚望。
当然，刘统勋的这种疾恶如仇是与对皇帝忠贞不贰紧密相连的，有时为了不惹怒龙颜，他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这就是“方正圆滑，明哲保身”的糊涂为官之道的精髓。
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癸未科新进士褚筠心和董东亭本为该科一榜中的巨擘，诗文、书法皆冠于一时。但二人唯恐殿试不得前列，于是，褚筠心找到了主考大臣刘统勋，董东亭则找到了同为主考大臣的刘纶。结果两人求情不成，反而受损。而这位刘统勋与另一位主考官刘纶就因深谙明哲保身之道，从而得以安然无恙。
刘纶，江苏武进人，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以廪生举博学鸿词科，试第一，登入仕途，而后即以才能和品学官阶累迁，卒至文渊阁大学士。刘纶因与刘统勋同为乾隆帝赏识和选拔的得力大臣，又因与刘统勋同样清廉刚正，所以，两人被时人并称为“二刘”。为了加以区分，山东人刘统勋被称为“东刘”，而江南人刘纶则被称为“南刘”。据时人所言，刘纶赋性之洁、为人之正，丝毫不在刘统勋之下。
一次，侍郎王昶充军机章京，因有争奏，具草后，连夜奔赴时任军机大臣的刘纶府第。时值严冬，寒气袭人，刘纶亲自操笔为王昶点定后，即唤家人准备酒菜，然而其厨内空之无食，仅有白枣数枚做下酒菜。
但作为大臣而言，精通明哲保身之道的刘纶，除了清廉之外，尤以谨慎公正得人心。他不止一次地出任科举考试官，曾言：“衡文始难在取，继难在去。文佳劣相近，一去取间，****甚易，独不为士子计乎？”所以，凡是由他审衡的士子文章，总是反复比较，衡鉴甚精，以求不失于公正。
现在，褚、董二人为了殿试顺利过关，找到了这两位精通明哲保身的大佬，实在让他们为难。本来，如果不找的话，两人肯定是列十名之内，但现在既然找到了，如果再将此二人列为榜首，“二刘”均担心自己的清誉受损。于是，一向标榜唯才是举的“二刘”，采取了明哲保身的糊涂之道，即二人均不得入前十名，最后的结果褚卷名列第十一，董卷第十二，褚、董二人不但求营未成，反而因之受累。
通过乾隆朝这著名的“二刘”的为人处世之法可以看出，通晓方圆智慧是成功处世的前提。
做人难，难做人。生活在这纷繁的世界，做人真的很难。纵观世界历史，大凡能成就伟业者，无不是深谙做人之道。他们知道做人何时应该进，何时应该退，何时应该发脾气，何时应该深藏不露。那些成大事者，多是方圆通达之人，在危难时刻总能把做人的机智技巧运用得淋漓尽致。因此，方圆之间的大智慧，值得我们汲取。
第五节 方圆合璧，方能纵横捭阖
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正确处理各种关系的有效方法。方是对原则的遵循，对道德标准的维护；圆是思路的变通，是手段的灵活。人们处在各种关系之中，方圆之道是其安身立命、杀出重围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与地位较高的人相处时，更要掌握方圆之道。
其实清朝才子纪晓岚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风流倜傥，据史书上记载，纪晓岚“貌寝短视”。所谓“寝”，就是相貌丑陋；所谓“短视”，就是近视眼。另外，跟纪晓岚交游数十年的朱珪有诗描述纪晓岚：
河间宗伯姹，口吃善著书。
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
看来，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当然，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其间有审音官通过对话、目测等检查其形体长相以及说话能力，以免上朝时影响朝仪 “形象”，应该不至于丑得没法见人。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乾隆貌合神离、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为何如此说呢？其实这与乾隆用人的标准有关，他对身边近臣的标准是不但要求这些人机警敏捷、聪明干练，而且要相貌俊秀。例如和珅、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都是数一数二的“美男子”，故而得到重用，而纪晓岚如此丑陋，是如何能得到有此怪癖的皇帝的真正重用的呢？因此，有人说，纪晓岚只不过是乾隆豢养的文学词臣而已。但是这位“词臣”却以他自己的处世方式在乾隆、嘉庆时期走上高位，并名留青史，成为文化巨人。
究其原因，这不仅仅是由于纪晓岚主持编著了伟大的《四库全书》，或者多年主持科举考试，对乾隆朝贡献重大，更因为他懂得方圆处世之道，因此能在乾隆帝对宠臣的怪癖要求中，自在地做事。有一个故事即可证明纪晓岚的这种处世方法。
有一次，乾隆皇帝想开个玩笑以考验纪晓岚的辩才，便问纪晓岚：“纪卿，‘忠孝’二字作何解释？”
纪晓岚答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为忠；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为孝。”
乾隆立刻说：“那好，朕要你现在就去死。”
“臣领旨！”
“你打算怎么个死法？”
“跳河。”
“好吧！”
乾隆当然知道纪晓岚不可能去死，于是静观其变。不一会儿，纪晓岚回到乾隆皇帝跟前，乾隆笑道：“纪卿何以未死？”
“我碰到屈原了，他不让我死。”纪晓岚回答。
“此话怎讲？”
“我走到河边，正要往下跳时，屈原从水里向我走来，他说：‘晓岚，你此举大错矣！想当年楚王昏庸，我才不得不死；可如今皇上如此圣明，你为什么要死呢？你应该回去先问问皇上是不是昏君，如果皇上说他跟当年的楚王一样是个昏君，你再死也不迟啊！’”
乾隆听后，放声大笑，连连称赞道：“好一个如簧之舌，真不愧为当今的雄辩之才。”
这就是纪晓岚，这就是纪晓岚的处世智慧，他一生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60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他逝世以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衰。
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思想，一种以“方”为代表，好比刺猬，以不变应万变；另一种以“圆”为代表，好比狐狸，遇事灵活，这两种思想可谓是优劣参半，其实将方圆合璧才是智者所为，毕竟方圆不仅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层次。大而言之，方是做人的底气，圆是成事的方法。将方与圆这双剑合璧的人，才是能够纵横捭阖、任意挥洒的“武功”高手。
第六节 掌握方圆，才能无往不胜
“方”的确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精神脊梁。但为人处世仅仅依靠“方”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圆”的包裹，只有掌握方圆之道，才能无往不胜。
做人与做事都离不开方圆之道，“内方外圆”正是一种内外结合之道，是做人与做事的大智慧、大学问。做人与做事，不仅要学会方圆之道，作为方圆之人还要懂得把握方圆的分寸，该方时方，该圆时圆。
公元979年初，宋太宗御驾亲征北汉，北汉皇帝刘继元走投无路，只好投降。面对这巨大的胜利，宋太宗心花怒放，难以自持，他不顾兵疲财缺的现状，主张乘胜伐辽，收回被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宋军遂大举北进，快到高粱河时，遭到辽军的伏击，损失惨重，宋太宗也不知去向。
当时，宋太祖赵匡胤的长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也随宋太宗亲征。他手下的将领猜测宋太宗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于是私下商议拥立赵德昭为帝。众将讨论过后，齐聚赵德昭的帐中，为首者当面劝赵德昭说：“皇上失踪，想必已经蒙难。如今军心不稳，大敌当前，大王如不当机立断，承继大统，否则恐怕变乱不止。恭请大王迅速登上帝位，号召天下。”
赵德昭面对众将拥立，一时心动。但他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没有轻言可否。
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去世时，他没有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赵德昭，却遵循母亲的遗命，让弟弟赵光义做了皇帝。这个事实曾让赵德昭心中郁闷，郁郁寡欢。赵德昭的一位亲信曾劝他不可这样，这位亲信说：“事已至此，大王纵有千般怨言，也无力回天了。大王现在的举动，皇上必定极为关注，皇上怎会容忍一个心怀不满的臣子呢？再说，大王当不上皇帝也未必就是坏事，只要大王参透荣辱，顺天应命，可以做个自在的逍遥王！”
赵德昭立刻领悟了亲信的真意，不觉为自己先前的失误暗自叫险。自此，他天天纵歌饮酒，对宋太宗也极其恭敬。宋太宗对他并不怀疑，君臣相安无事，相处得十分融洽。
今日面临此变，赵德昭虽口里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是千回百转。他思忖这件事关系太大，万不可因贪求帝位而犯下致命之祸。他又想太宗虽是失踪，终究不能肯定他已蒙难，如果自己轻率即位，太宗又没死，太宗自是不能放过他了，如此自己连性命都将不保。
赵德昭越想越怕，他先前的窃喜之情一扫而光。他决定以静制动，慎重行事，于是他故作生气地说：“皇上生死未明，大敌在侧，你们不思报国杀敌，却在这儿胡言乱语，动摇军心，这是忠臣所为吗？我是皇上的臣子，誓死效忠皇上，岂能受你们唆使，干下这大逆不道之事？你们真是昏了头了！”
众将本想赵德昭定然接受，自己也可有拥立之功，飞黄腾达，谁知赵德昭却出言训斥，他们都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应对。他们虽自称有罪，但心中怅然若失，面有不快之色。
赵德昭见之一凛，为了安抚众将，不令他们疏远自己，他又低声说：“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可荣辱之事，岂可盲动？再说赵氏江山谁做皇帝都是一样，我岂能趁皇上危难而行其私呢？倘若皇上真的遭遇不幸，为了宋室江山，我还是不会令各位失望的。”
众将气消，皆服其义。第二天早上，宋太宗被杨业父子救回，安然无恙，众将皆深服赵德昭的慎重。
赵德昭领悟到方圆之道，适当以圆融的手段来安抚众将，从而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赢得了众人的尊重。
“方”的确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精神脊梁。那些世界上最受欢迎、最受爱戴的人物无不具有“方”之灵魂。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没有“方”之灵魂的人，有悖于社会伦理，只会遭到大众的唾弃，永远无法取得成功。但人仅仅依靠“方”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圆”的包裹，只有掌握为人处世的技巧，才能无往不利。
第七节 处方圆人生，以糊涂处世
世人会耍小聪明者居多，事事、处处、时时都在争名夺利，争功诿过，却往往因小失大。而有大智慧者，则知道该舍小利时，便舍小利；该不争时，便不争；该糊涂时，便糊涂。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还有一句话说得更妙：“人生难得糊涂。”这两句话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可是办事究竟是应该“认真”还是“糊涂”呢？糊涂学的观点是：该认真的要认真，该糊涂的要糊涂，这才是处世的大智慧。
20世纪50年代，中国台湾的许多商人知道于右任是著名书法家，于是他们纷纷在自己的公司、店铺、饭店门口挂起了署名于右任的假招牌，想用于右任的名头来招徕顾客。
一天，于右任的一个学生急匆匆地来见老师，说：“老师，我今天中午去一家平时常去的羊肉泡馍馆吃饭，想不到他们居然也挂起了以您的名义题写的招牌。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欺世盗名，您老说可气不可气？”正在练习书法的于右任“哦”了一声，放下毛笔然后缓缓地问：“他们那块招牌上的字写得好不好？”
“一点儿也不好！”学生道，“字写得歪歪斜斜，难看死了。下面还签上老师您的大名，连我看着都觉得害臊！”
“这可不行！”于右任沉思道。
“我去把那幅字摘下来！”学生说完，转身要走，但被于右任喊住了。
“慢着，你等等。”
于右任顺手从书案旁拿过一张宣纸，拎起毛笔在纸上写下些什么，然后交给恭候在一旁的学生，说：“你去把这幅字交给店老板。”
学生接过宣纸一看，不由得呆住了。只见纸上写着笔墨流畅、铁画银勾的“羊肉泡馍馆”几个大字，落款处则是“于右任题”几个小字，并盖了一方私章。
“老师，您这……”此学生大惑不解。
“哈哈。”于右任抚着长髯笑道，“你刚才不是说，那块假招牌的字实在是惨不忍睹吗？我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坏了自己的名声！所以，帮忙帮到底，还是麻烦你跑一趟，把那块假的给换下来，如何？”
“噢，我明白了，学生遵命。”转怒为喜的学生拿着于右任的题字匆匆离去了。
这样，这家羊肉泡馍馆的店主竟以一块假招牌换来了大书法家于右任的真墨宝，喜出望外之余，也因自己的做法而感到惭愧。
这件事情传开之后，于右任这一做法赢得了学生乃至商界人士的一致尊敬，他的名望更高了。
中国人糊涂哲学的精髓是：“过程糊涂、结果不糊涂，表面糊涂、心里不糊涂，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这一做人哲学中体现的是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一种谦抑为人的态度，这正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世人会耍小聪明者居多，事事、处处、时时都在争名夺利，争功诿过，却往往因小失大。而有大智慧者，则知道该舍小利时，便舍小利；该不争时，便不争；该糊涂时，便糊涂。
“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这是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处世态度。在人的一生中，谁都难免犯错，能以宽容诙谐的态度应对他人的过错，是大度的表现。故作糊涂不较真，反而能抬高自己。
第八节 以柔克刚，自能滴水穿石
中国人为人处世讲究方圆之道，讲究以柔克刚，而“柔”的做人智慧不仅仅是一种退让，还是一种审时度势，一种宽容的态度。只有恰当地运用和把握“柔”的尺度，才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清初的孝庄皇后就是一位深知以柔克刚精髓的女人。
1643年秋，皇太极因病猝死——前一天还如平素一样忙碌一天，晚上却离世，“储嗣未定”。当时有希望继承皇位的主要有三个人：皇太极长子豪格、第九子福临和皇太极十四弟多尔衮。前后两者都手握重兵，实力不俗。只有中间的福临，虽然颇得皇太极的宠爱，但只有6岁，缺乏实力。八旗中，支持豪格和多尔衮的各占三旗，剩下的两旗则比较中立，只强调支持先帝的儿子，至于哪个儿子倒无所谓。
豪格与多尔衮两个集团在继承人会议上剑拔弩张，互不相让。最终有个折中方案出来：让福临即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幼小的福临不费吹灰之力登上帝位。
而多尔衮毕竟势力强大，且对于皇位非常向往。由于他在诸王大会上首倡立福临，格局一成，便难以出尔反尔，推翻前议了。虽然他是摄政王，掌握大清军政大权，一人之下，方人之上，但毕竟没有遂其所愿，还是一种缺憾。因此，他对于孝庄母子来说一直是个威胁，于是孝庄只得以柔克刚，隐忍、退让，委曲求全。她不断给多尔衮戴高帽、加封号，以免多尔衮废帝自立。因此，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乃至“皇父摄政王”，最后，她不得不以太后的身份下嫁多尔衮，福临称多尔衮为“皇父”，诸臣上疏称“皇父摄政王”。遇到元旦或者其他庆贺大礼，多尔衮还要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朝拜，这便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多尔衮对皇位的野心，化解了孝庄母子的危机。否则，孝庄母子根本敌不过手握重兵的多尔衮，顺治的皇位就更是个问题了，这一切不得不说是孝庄的功劳。
可就在这场权力斗争刚告一段落时，孝庄又陷入家庭矛盾的旋涡中。
满蒙联姻，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位时定下的国策。因为，清帝国的建立，蒙古八旗也立下汗马之功，蒙古王公在清廷政治生活中，一直是一股倚为股肱的力量。为了确保这种关系代代相传，也为了保持自己家族的特殊地位，福临即位不久，孝庄就册立自己的侄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待福临亲政，就大礼完婚，正中宫之位。自古帝王婚姻，总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人的喜好与感情则是次要的。而福临恰恰缺乏一种胸怀，他更多地以自己的好恶来对待这种关系。他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聪明、漂亮，但喜欢奢侈，而且爱嫉妒。本来，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女子，这些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福临却不能容忍，坚决要求废后另立。这个未成年的皇帝性格十分执拗，尽管大臣们屡次谏阻，他仍然坚持己见，毫不退让。
顺治十年八月，孝庄拗不过儿子，只好同意，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为了消除这一举动可能带来的消极政治影响，孝庄又选择蒙古科尔沁多罗贝勒之女博尔济锦氏进宫为妃。但福临对这位蒙古包里出来的漂亮姑娘同样不感兴趣，反而如痴如醉地恋上了同父异母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董鄂氏。博穆博果尔经常从军出征，董鄂氏出入宫苑侍候后妃，与福临相识并坠入情网。孝庄察觉出这一危险的苗头，立即采取措施，宣布停止命妇入侍的旧例，同时赶紧给儿子完婚，博尔济锦氏成为第二任皇后。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福临对董鄂氏的迷恋。为了获得更多接近董鄂氏的机会，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福临封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后来，博穆博果尔得悉其中内情，愤怒地训斥了董鄂氏。这事被福临知道，他打了弟弟一耳光，博穆博果尔羞愤自杀。
宫中发生了这种事情，传扬出去自然是不光彩的，孝庄悄悄地处理了这件事：博穆博果尔按亲王体例发丧，二十七天丧服期满，董鄂氏被接入宫中，封为贤妃。一个月后，又按儿子的意愿，晋封她为皇贵妃。
后来，董鄂妃病逝，顺治帝也追随而去。孝庄便扶植8岁的玄烨登上皇位，是为康熙帝。
在这一过程中，孝庄为了确立新政府的统治，不惜修改自己儿子的遗诏，因此便出现了顺治帝那份奇怪的“悔过书”，其实细看起来，有很多东西都不可能是福临真正想说的话。例如在遗诏中有言：“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宣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反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变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联之罪一也。”这就很不像顺治帝的话，因为顺治帝是一个在汉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少年天子，他主张以儒家思想治国，重用汉官，抑制贵族特权，因此他的思想在临死时不会轻易改变，那么如何看待这份维护贵族利益的遗嘱呢？这只能是当时地位举足轻重的孝庄太后的意思，她这么做也只有一个目的：通过维护权贵利益来稳定朝野，巩固统治。因此孝庄更改遗诏这种做法正体现出了她圆融的处世手段。
就在孝庄的辅佐下，清王朝从****走向稳定，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清王朝在康熙朝形成第一个黄金时代，其中不可否认有孝庄的一份功劳和心血。虽然孝庄有能力成为中国第二个武则天，但她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全心辅佐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为了清朝的基业，她兢兢业业、委曲求全。历数古往今来之辅政太后，能至如此境界者，仅此一人也！
孝庄在辅佐皇子的路上，以柔克刚、委曲求全，终于换来了大清的几百年基业，这就是成大事者当借鉴的地方。
做人要外圆内方，就是在外至忍至韧，在内则至刚至坚、内外交合如水滴穿石，刚柔相济而愈挫弥坚。所谓“水无常形而有常理”，即水性的柔中见刚，至柔至刚，刚柔相济。如此才是处世之道。
第九节 平时多烧香，急时有人帮
俗话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那样做即使是慈悲为怀的佛祖，也不会帮助你。因为你心中平时就没有佛祖，有事才来恳求，佛祖怎会显灵？所以我们求佛，应在平时烧香。而平时烧香，表明自己别无希求，完全出于敬意，而绝不是买卖；一旦有事，你去求佛，佛念平时在你的烧香热忱，也不致拒绝。
有些人做人往往过于功利，平时对人不冷不热，甚至还冷嘲热讽，有事时却像是换了副脸孔似的，又是送礼，又是送钱，显得特别热情，但这样的人往往很难成功。平时多多去“冷庙”烧香，急时自有“神仙”相助。
一个人能否发达，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机遇。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怀才不遇的人？如果有，这个朋友就是“冷庙”，你应该像对待“热庙”一样，时常去“烧烧香”，逢年过节，送些礼物。为求实惠，有时甚至可以送些钱，让他自己买些实用的东西。因为他尚未发达，所以可能不会礼尚往来，并非他不知道还礼，而是无力还礼。他虽不曾还礼，但心中绝对不会忘记未还的礼，这是他欠的人情债，人情债欠得越多，他想还的心越切。日后他否极泰来，第一个要报答的人当然是你。当他有清偿能力时，即使你不去请求，他也会自动还你。这时候你有求于他，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很显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随着平时联络的增加而加深，久不见面的朋友自然会日渐疏远。建立人脉，就是要把朋友都兼顾到。虽然身为上班族，但也不要一天到晚都埋头在办公桌前，不论多么忙碌的人，也总会有吃饭和休息的时间。至于那些从事业务工作的人，整天都在外面奔跑，只有吃饭时间才会回到公司，这样可以利用在外面跑的机会，联络那些久疏联络的朋友。
至于整日守在办公桌边的人，不妨利用午餐时间，与在同一地区工作的朋友共进午餐。与其每天一个人吃饭，不如偶尔打个电话约其他朋友一起吃顿饭，如果没有时间一起吃饭，一起喝杯咖啡也可以。如果彼此的距离稍远，坐出租车去也没关系。那些斤斤计较的人，很难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虽然上班族的收入有限，得靠省吃俭用才能存一点钱。但是，因此失去与朋友来往的机会，就得不偿失了。
下班后，与朋友一起喝杯茶。不论是迎新送旧还是大功告成，找各种理由大家一块儿聚聚，这不只是大家互相联络感情，也是松弛一下紧张许久的神经的好机会。喜新厌旧是人之常情，比起早已熟知的朋友，新朋友更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而频频与之接触。
对人情的投资，最忌讳的是急功近利，因为这就成了一种买卖，甚至是一种贿赂。如果对方是有骨气之人，更会感到不高兴，即使勉强接受，也并不重视；即便日后回报，也是半斤还八两，没什么好处可言。平时不联络，事到临头再来抱佛脚就来不及了。人脉不只在建立，也要重视平时的经营，否则时间长了，人脉就变成冷脉了。
平时不屑到冷庙上香，急时再来抱佛脚也来不及了。一般人总以为冷庙的菩萨不灵，所以才成为冷庙，其实英雄落难、壮士潦倒，都是常见的事。只要一朝交泰，风云际会，冷庙菩萨就会一飞冲天、一鸣惊人。
从现在起，多注意一下你周围的朋友，若有值得上香的冷庙，千万别错过了。
第十节 巧妇能为无米炊，空手也可套白狼
谁说要想得到鸡蛋，就必须有一只肥母鸡呢？在对有限财富的争夺战中，空手套白狼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
在发迹之前，日本角荣建设公司董事长角荣长期专心经营“没有资金赚大钱”的生意，他想了许多办法，“预约销售”是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譬如有人要卖某处山坡的地上物时，他就前去找买主，一找到他就跟买主接洽。他说：“那座山上的木料价值有100万元以上，主人现在有意以80万脱手，请你把它买下来，两个月内保证赚一成。超出一成利润时，超出部分由我所得，如果赚不到一成时，我可以赔你一成的利润。”角荣又让有钱的朋友给他做连带担保，如果买方把它买下来，角荣就代买主销售，如此他往往以买价两倍左右的价格脱手。对买主来说，两个月就有一成的利润，而一成利润比一年的银行利息要多得多，而且有保证，安全可靠，因此找买主并不困难。
空手套白狼之法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中国古代就有不少这样的高手，战国时期的张仪就是其中之一。
战国时的张仪，和别人一同跑到楚国去求富贵。但楚王丝毫不重视他们，张仪等人穷困潦倒。
那时候，楚王正宠爱着两个美人，一个是南后，一个是郑袖。
张仪就去面见楚王。见到了楚王，张仪就说：“我到这里很久了，大王还不给我事做。如果大王真的不想用我的话，请允许我离开这里，到晋国去碰一碰运气！”
“好吧，你只管去吧！”楚王满口答应。
“当然，不管那边有没有机会，我还是要回来一次的。”张仪说，“但请问大王，需要从晋国带些什么吗？譬如那边的土特产，您如果喜欢，我可以顺便带一些回来。”
楚王扫了他一眼，淡淡地说：“晋国的东西有什么稀罕的？”
“大王就不喜欢那边的美女吗？”张仪问道，“那真是妙呀！漂亮极了！晋国的女子哪一个不似仙女一样？粉红的脸颊、雪白的肌肤、头发黑得发亮，走起路来如风吹杨柳，说话娇滴滴的，简直比银铃还清脆……”
这席话引得楚王连声道：“你不说我倒忘了，那你就给我去办，多带些名贵的‘土特产’回来吧！”
“不过，大王，没银两办事可就难了。”张仪说。
“那还用说，银两是少不了的。”楚王立即给了张仪很多银子，让他尽快去办。
张仪领到银子后，又故意把这消息传开，一直传到南后和郑袖的耳朵里。两个人一听，大为恐慌，急忙去贿赂张仪，让他不要给楚王带什么美女，免得动摇自己的地位。
这样，张仪又捞了一笔。
张仪要去晋国了，他在向楚王辞行时说：“我这一次到晋国去，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知哪一天可以回来，请大王赐我几杯酒，给我壮壮胆吧！”
楚王同意了，还特意把最宠爱的南后和郑袖请了出来，轮流给张仪敬酒。
张仪一见，“扑通”一声跪在楚王面前，说：“请大王把我杀了吧，我欺骗大王了。”
“为什么？”楚王惊讶不已。
张仪说：“我走遍天下，从未见过有人长得比大王的这两位贵妃更漂亮。过去我对大王说过要去找‘土特产’，那是没有见过贵妃之故，现在见了，觉得把大王给欺骗了，罪该万死！”
楚王松了口气，对张仪说：“我以为是什么呢！那你不必起程了，也不必介意。我明白，天下根本就没有谁比得上我的爱妃，是不是？”
这样，张仪讨好了南后和郑袖，引起了楚王的注意，还从中捞了不少银子。
不用花一分本钱，就能让你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空手套白狼的好处。相较于用力气赚钱用钱赚钱用脑子赚钱，可以这说是最上乘的赚钱之法了。不仅是赚钱，做别的事情也应该是这样，善于利用资源，在纵横捭阖中谋取利益，就是最高的智慧。
第十一节 没有不倒的靠山，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做人要辨别是非曲直，也要坚守忠的立场，但不可至愚忠之境。无论何时，都不要将自己的人生交托给一个人去打理，多找几个靠山，多铺几条后路，多挖几个洞穴，才最保险。即便走到了困境之中，也总还有生存之法。
吴起是战国时的一位军事家、改革家，他深得楚悼王的倚重，被任命为相国，主持楚国的变法。他变法的一个主要的内容便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把矛头指向在楚国根深蒂固、势力雄厚的贵族，剥夺他们的田产，废除他们的特权，并将他们迁移到偏远的地区去开荒种地。
楚国强大了，吴起却孤立了，他遭到了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憎恨，只是由于楚悼王的支持，这些人一时还奈何他不得。吴起深为自己找到一棵大树而庆幸，却没想到即便是大树，也有枯死倒掉的时候。后来，楚悼王死了，吴起的后台没有了，那些仇恨积压已久的旧贵族们再也按捺不住复仇之心，立即对吴起群起而攻之。吴起无处可逃，情急无奈，一下子扑到了楚悼王的尸体上，他估计那些旧贵族们投鼠忌器，一定不敢再对他施行攻击，如果伤害了国君的尸体，那可是灭族的大罪。可那些疯狂的贵族早已失去了理智，什么也顾不上了，乱箭齐发，国君的尸体并没有帮吴起的忙。
吴起的遭遇有一个可以汲取的重要经验教训。吴起以为，有了楚悼王这样的最高掌权者的支持，他便可以有恃无恐，放手大胆地去****所想干的一切，而对其他政治势力的态度可以不闻不问。殊不知，在政治舞台上，在官场上，没有永远不倒的靠山，将一切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一方，等到靠山倾颓的时候，末日也已不远。
有一个硬靠山虽好，但它总有靠不住甚至倒下的时候。只有一个靠山，就等于把赌注都压在一个人身上，一旦这人身败名裂，自己不但失去了依靠，说不定还会跟着他遭殃。因此，聪明的人总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多找靠山，以防不测，不把鸡蛋全放到一个篮子里。
要想在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有时候需要左投右靠；若只顾一人，不及其余，他日靠山一倒则墙倒众人推，自己必然会遭到众人攻击，致使身陷险境。这是欲“靠”者最需用心之处。如不仔细权衡，难保他日平安，特别是在官场上，更是如此。
此外，找靠山也需要一种平衡艺术，既要左顾右盼，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又要瞻前顾后，考虑到事情的前因后果。不能只在一棵树上吊死，也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聪明的人都明白，你不只要迎合今日的权势者，还要留意明日的权势者，就像一个精于棋道的棋手一样，当你走出第一步棋之后，还要想到第二步、第三步如何走法，走一看二观三，这样你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政治舞台上，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如果都像吴起这样只靠在一棵树上“为所欲为”，却没有给自己留下抽身退步之地，那么无论身负怎样的经天纬地之才，最终也只会走向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