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我看到过这样一个展览：一群美丽窈窕的女模特，被关在一间华丽的、流金溢彩的大厅里，她们集体****着，一丝不挂，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超高的、时尚的高跟鞋。摄像机的镜头，暗中监视着她们，就像一双偷窥者的眼睛。起初，高跟鞋使这成百上千名裸女保持了习惯性的优雅姿态，T型台上的那种姿态，挺拔、傲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站累了的双脚开始觉醒反抗，开始试图挣脱高跟鞋的桎梏，开始放纵自己的身体，开始用各种不雅的、近乎隐私的姿势让身体尽可能自由自在地松弛、懈怠，于是，高跟鞋这件寻常的东西变得诡异，而它存在的意义则被解构了。
或许，是更加凸显了出来。
我忘不了这景象带给我的震撼。我问自己，高跟鞋是什么？我不能确定创作者的真正意图，但，它确实让我看到了，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里所隐藏的秘密，以及，令人警醒的暗示，那就是，任何一样貌似美丽的东西都有可能是一个陷阱，它们使“自由”陷落。至少，在这里，我以为，高跟鞋隐喻了枷锁——物质和欲望的枷锁。它在某种意义上锁住了我们的肉身以及精神。
绿色生活这个词，首先，使我想到的是“田园”。在中国文学中，或者，在中国文化中，田园，是中国文人最后的归宿或者人生的理想。“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因为，那不仅仅是一种“戴月荷锄归”或者“采菊东篱下”的诗意生活，更是一种对于心灵自由的追求。“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这种对心灵的解放，让心灵从物欲的压迫下自由挣脱，我以为，是任何时代、任何空间，所谓“绿色生活”的真正内涵和灵魂。
所有人都知道那句话，所有人都喜欢引用那句话：“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其实，这句海德格尔的名言出自何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句话如今早已被“小资”们庸俗化成为某种情调、腔调的代言。而海子用他年轻天才的生命，在令他绝望的大地上书写的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则成为了房地产商高端楼盘的广告。不错，在属于我们的时代，在今天，拥有一个真实的田园，拥有竹林、菊花，拥有夕阳下的虫鸣鸟唱，早已是生活在钢筋与混凝土森林之中、为一小套“蜗居”而终生沦为“房奴”的人群的一种奢侈的梦想。被高大的建筑物、泛滥的物质和千人一面的“标准化”挤压着、塑造着的现代人，拥有一个精神的田园就显得尤为珍贵。
几年前，我丈夫去日本访问归来，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黄昏时分，他和一个朋友在大阪的街头闲逛，无意中闯进了一条叫做“法善寺横丁”的小巷。不用说，那小巷，因“法善寺”而得名，但此刻，时间已是傍晚，来寺庙旅游的观光客散去了，幽深的小巷终于回到了日常生活的宁静之中。苍茫暮色里，只见路边一尊石佛前，安静地排着一队小长龙。一望而知，他们应该都是本土的居民：老人、孩子、妇女，还有拎着皮包刚刚下班的白领职员。他们安静从容地排在那里，等待着完成一个仪式：每一个人，走上前，从一只大木桶里，舀一瓢清水，虔敬地浇在石佛的头上，然后双手合十默默祈祷。无数的人，无数瓢清水，无数个这样的夕阳西下的黄昏，那石头的佛像，竟不可思议地长出了碧绿的青草，变成了一尊被茂密的青草覆盖的草佛！石头开花的奇迹就这样出现在我丈夫眼前，这个外乡人的心里慢慢升起了一种感动，为这种对生活的珍惜和古老的尊敬。他说他在那一刻看见了日本的隐私，看见了近乎永恒的对于美好生活的执著与祈盼。这份执著的力量足以让冰冷的石头盛开鲜花。
我也很感动，为这尊开花的有生命的草佛。
我想，写作，对于我，就是一种在精神上努力甩掉“高跟鞋”、努力挣脱桎梏和枷锁的自觉，飞翔的自觉，我认为这是“绿色生活”的前提，无论这桎梏和枷锁叫做“贪婪的欲望”、“物质暴力”，还是别的什么。我希望用自由的写作来完成这样一个仪式，一个过程，就像用一瓢一瓢的清水，浇洒石头，一瓢一瓢，一下一下，年深日久，看它慢慢慢慢被青草覆盖，慢慢慢慢变成一尊夕阳下生机无限的草佛。这是我藏在心里的田园，也是我绿色生活的归宿。
曾经，受某个“行为艺术”的启发，我忽发奇想，想在此生完成这样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想走遍中国大地，随便在任意一个城市或者乡村，任意一个街头或者村寨，任意一个小巷、港口、码头，随便拦住任何一个陌生的行人，一个老人、孩子、少女或者青年，请他或她读一段我手中的《红楼梦》。用各自不同的声音，苍老的或者青葱鲜嫩的，颤抖的或者蓝天般明快的，用各自不同的方言，南方的或者北方的，海边的或者高原之上的，从第一回第一行开始，接龙阅读，可以是一句，可以是一段，一直读完百二十回。我用录音设备将这些声音珍藏起来，这些朴素的、天然的、绿色的声音，然后，我这样为它命名——中国好声音！这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路程，一个漫长的仪式，就像用一瓢一瓢清水，浇灌石头，但，我有耐心，因为，我相信奇迹。
是，人应该诗意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