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与蒋韵谈《聊斋志异》及重读文言小说的意义
1.当您决定为我刊的“文本典藏”栏目，推荐蒲松龄小说《绿衣女》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从我们创办这个栏目，您是第一个推荐我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作家。为此，十分感谢您。您的选择，会使我们这个栏目更丰富，同时也使我们和读者有机会与您一起重读《绿衣女》这篇文言小说，重视《聊斋志异》这部书。请您谈谈，您选择推荐《绿衣女》的想法。
答：其实，很简单，选择《绿衣女》，缘起于女儿。
关圣力先生一直锲而不舍地要我为“文本典藏”推荐一个短篇小说，而我一直觉得自己不行：我不会写这种精辟的文字。答应是答应了下来，却一直在磨洋工。那天，看女儿的博客，忽然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有一个蜜蜂变成的女孩子，总穿绿色的衣服，因为她是一只绿色的蜜蜂。她对穷书生以身相许，只是因为在她是蜜蜂的时候，书生救了她的命。书生举手之劳就换来几夜刻骨的缱绻。但是后来书生的房间被和尚贴上了驱鬼的符，她就不能来了。书生再也见不到绿色衣服的女孩子。可是有一天，窗口飞进来一只绿色的蜜蜂，慢慢地飞到书生的砚台前边，用身体沾满墨汁，在白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个“谢”字。
我从小迷恋这个《聊斋》故事，直到今天。
我十分震动。
女儿远在巴黎，手边没有《聊斋》，关于这个故事，她的记忆有一些偏差。但是，尽管如此，在她短短一二百字的描述中，这个故事无与伦比的魅力，令我惊艳。我想，除了《聊斋》，还有什么小说，能让今天的我们用如此简单的语言，寥寥数语，把它的美呈现得如此完整，如此具摧枯拉朽直指人心的力量？一只小绿蜂，将自己的身体投入墨池，“出伏几上，走作‘谢’字”，这奇绝又唯美的想象，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带给了我超越时空纯净无边的感动。
应该说，我是借了女儿的眼睛，和《绿衣女》、和文言小说久别重逢。
2.有资料说，蒲松龄一生穷困潦倒，但他却以自己对社会的理解，对众生的慈爱之心，坚持记录、叙写社会万象，以文学的形式，主张善良，张扬正义，他的所作所为可称为写作者的典范，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答：首先，我必须说明，关于蒲松龄，我的了解大概不会比一个普通读者多多少，我肯定不是一个蒲松龄专家，但是，我非常尊敬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关于他的生平，我大致知道的情况是这样：
蒲松龄，生于1640年，卒于1715年，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县蒲家庄人。十九岁应童子试，考秀才，一举博得县、府、道三试第一而名动乡里。这是他一生中科试的巅峰、绝唱，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十九岁遇上了一生中唯一一个欣赏他、懂得他的主考官：当时的山东学政施闰章。施闰章是一个名闻遐迩的诗人，时称“北施南宋”，可能，他选士取才的标准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诗人的标准。也因此，后世有学者说，蒲松龄在科考之初其实就走上了一条歧路，因为他位列榜首的文章《蚤起》并不是一篇严谨、工整的“八股文”。所以，在他昙花一现的“得志”之后，是漫漫几十年噩梦般的屡试不第。直到七十一岁，才成为一个“岁贡生”——副举人。
蒲松龄这一生，为生活所迫，除了在一个同乡人的幕府中做过几年幕宾之外，近四十年的时间，都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有家做西席塾师，也就是说，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民间，没有离开过他小说的源头。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作《聊斋》，一个小说家的情怀和思路文章，大概只能使他和应试的“八股文”拉开越来越遥远的距离。有朋友写诗劝他，“聊斋且莫竟谈空”，让他丢下《聊斋》而一门心思应付科考求取功名。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于是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个官吏，而多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这可能是蒲松龄本人的不幸，却是中国文学的大幸。
3.《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在屡试不第的状况里，穷四十年生命经历，为我们留下了这部堪称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而我们的文学史，姑且这么说吧，从“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开始，便忽略了它重要的文学价值。胡适甚至说过：“《聊斋》取材太滥，见识鄙陋。”基本抹煞了这部书反映大众疾苦的思想意义和它的艺术价值。而鲁迅先生却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它做过积极的肯定。在目前我们这种文学状况下，您认为应该怎样评价这部文言小说？
答：记得许多年前，八十年代吧，正是拉美文学爆炸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写作的朋友问我：“你说魔幻现实主义和《聊斋》的区别在哪里？”不记得当时我的回答是怎样的了，总之十分含糊，心里却想，这两者怎么能比？一个那么先锋，那么鲜活茁壮，是光芒四射的红日，一个那么陈旧古老，早已是日暮西山了。那时，在我眼里，新的、先锋的、前卫的、符合西方小说观念的，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也才具有榜样的意义。我想，那时，持这种观点的，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而现在我肯定不这样看了。其实，特别是今天，我觉得，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伟大才日益彰显：《聊斋》的世界，那才真正是一个大千世界，众生万物，都是这世界的主角。过去我们说，蒲松龄是将狐鬼花妖“人格化”了，写鬼其实是写人。这样说我觉得太过狭隘，也太以“人”为这世界的中心。应该说，在蒲松龄笔下，一花一木，一草一叶，皆为生灵，且是至美的生灵，也更具理想的意味。他以异类之美，反衬出了人间和人类的丑陋。这种超越了“人本”意义的生命态度，令今天的我们汗颜。我想，蒲松龄的伟大，在于他拓展了、补充了、丰富了“人性”的含义。他以真正博爱的大情怀，超越了他的时代。当然，一个写作者的良知、天职，直面人生、社会和罪恶的勇气，永远“活在当下”的文本意义，这些都被人们谈论得很多了，我就不再赘述。
“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仅仅是文言小说）虚无主义的评价，其实一直长久地影响着我们。要到今天，要到历史给了我们一个相对从容的时刻，也要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渐渐摆脱青春期而进入比较成熟自信的年龄，我们才有能力，才有襟怀回头，以感恩之心，去面对我们自己传统文学的高山。
4.《绿衣女》在《聊斋志异》中，不是被经常提到的篇目，它不像《画皮》《聂小倩》等篇目那样脍炙人口。这篇作品很短，结构简洁，叙事流畅，歌颂了对爱情的忠贞，暗含着人与自然界的亲密关系，内容很感人。《聊斋志异》的题材十分广泛，有赞美纯洁坚贞的爱情的，有揭露科举制度黑幕的，有讽刺封建官僚，揭露贪官污吏的，也有借荒诞恐怖的故事，阐释伦理道德的作品，重读《聊斋》，我们能从它的艺术与内容上得到什么收获？
答：我前边讲过了，我是借助女儿的眼睛，和《绿衣女》偶遇。可能，它确实不像《聂小倩》《婴宁》等那样广为人知，可是，能以如此短小的篇幅表现这样动人的故事，这种艺术魅力太罕见了。我甚至觉得《绿衣女》是《聊斋》中最具诗意、也最像诗的一篇小说，有诗的结构，诗的意境和意象，以及“意在言外”的神韵，浪漫、完美、风情万种，又感人至深。是《聊斋》中的神品。
这故事特别打动我的地方，是蒲松龄赋予“于生”的态度：他明知绿衣女“非人”，却丝毫不见弃。这和我们惯常所见的志怪一类的小说中，那些被妖鬼迷惑的男人的故事，完全不同。那些故事，以劝人戒色、戒欲、宣讲教化为目的，“人”都是妖鬼的受骗与受害者。而蒲松龄在这篇小说中，超越了“人”的俗见，于是，我们才看到了“于生”和绿衣女如诗一样宁静纯美的相处。
还有它的结尾，被搭救的小绿蜂，投身墨海，用小小的身体“走作谢字”，这一笔，其实，已超越了男女之情，男女之爱，而有了“义”的内涵。我一直以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义”其实比“爱”表达得更动人，也更具形而上的超越性，是一种大美。这是我们自己文化中最独特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对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诚如你所说，《聊斋志异》题材十分广泛，分析它的内容和艺术性那将是一篇太大的文章，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所以，只能借《绿衣女》，谈以上一点感想，也是希望大家能跟随这只有情有义、天籁般的小绿蜂，走进《聊斋》原野的深处。
5.您与李锐先生合作出版了《人间》这部著作，内容是重述《白蛇传》。你们在重述这个神话故事中，已经赋予了它新的内涵，从多方面丰富了我国的神话故事，增加了神话故事的阅读价值。这与您推荐《聊斋志异》中的作品，有没有潜在的关联？
答：确实，有关联。用李锐的话说，就是，重述《白蛇传》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向中国神话致敬的机会。其实，何止是神话，还有传说，还有一切滋养了我们的文化厚土。可能这里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渡。去年，在一篇小文章中，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越来越容易被一些远去的、逝去的事物感动。读《清平山堂话本》，看到《死生交范张鸡黍》的故事，真是大骇异，大震撼！讲给年轻人听，他们的反应平平甚至没什么反应，心下怅然。前些日，读了台湾作家张大春的新作《春灯公子》和《战夏阳》，意外发现他在回头路上走得更远，索性摇身一变，做起了“说书人”。对于暌违许久的那片沃野，那片养育侠士、剑客、诗人和君子的文化故土，它的奥秘、它的美、它的坚韧缠绵、它的好与不好，是要在度过漫长的青春期之后才能慢慢去领略，去发现，去感悟的。当然，前提是，你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毫无文化负担的“国际公民”。
其实这也是我们当初答应参加“重述神话”的一个原因，当然也和我推荐《绿衣女》有很重要的关系。
6.我们以文本典藏的形式，把一些各具特点的小说推荐给读者，是想借此演示小说叙事和文本多元化的可能。这个栏目推出的作品，涉及到国内外众多作家，也确实得到了读者的喜爱。您认为我们还可以从那些方面做出改进。请您帮我们提提意见。
答：这个栏目的开辟确实是有原创性和独创性的，也特别及时。不仅仅对普通读者，就是对写作者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说到意见和建议，一时我还想不起来，等我想起来了再说可以吗？
7.请您为读者推荐几种使您的创作受益或者是您喜欢的文学作品。
答：既然我点评了《绿衣女》，那我就首先推荐《聊斋志异》吧。若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用比较的态度读读《清平山堂话本》，那里面除了有我已经提到过令我骇异和震撼的《死生交范张鸡黍》外，还能看到《白蛇传》最初的原型。不过，读了里面大多数故事，再读《聊斋》，你才能更清楚地看到蒲松龄的伟大。
说到使我创作受益的文学作品，就太多了，若说我最喜欢的，我想应该是这样两部：《红楼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两部作品，在我心中，是没有谁没有哪个后来的大师可以取代可以超越的，它们能够使我对“写作”这件事永远心存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