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隐秘盛开》。
起初,是听了一个故事,里面特别打动我的,不是“暗恋”本身,而是故事后面那一种山高水长时光悠远的纯情的气息。
我说,我要写一部“言情”的小说。但是到后来,我发现,我写的其实是“爱”——这个“爱”,是脆弱的“爱情”所承载不起的。
我想,我写了几个爱的天才。这世界上,有喉咙的人,人人都会唱歌,可并不是人人都是贝多芬莫扎特阿炳那样的音乐天才;有腿的人,人人都会跑步,可并不是人人都像刘翔那样有着飞奔的天赋。同样,这世界上,人人都有七情六欲,人人都会谈情说爱,“为情所困”也几乎是人人都曾面对过的问题,可真正有爱的才能、爱的天赋的人,不多。
爱的天才,更是鲜见。
“天才”是什么?“天才”是注定要为他所独具的天赋而献身的。贝多芬是这样,莫扎特是这样,凡·高、高更是这样,所以,我的潘红霞们也只能是这样:只有爱的天才,才会将俗世中的“爱情”改造成宗教,并且,为之献身。
献身并不等同于“殉情”,“殉情”是一件壮举,而献身则需要一生隐忍的坚持。爱的天才也不等同于“殉情者”,“殉情者”我们并不陌生,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但绝不是所有的“殉情者”都是“爱的天才”。以我有限的文学知识,我想,安徒生的“小人鱼”是这样的一个天才,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是这样的天才,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美丽不幸的格鲁什卡是这样的天才,再有,大概就是那个荣国府中的逆子贾宝玉了——上下五千年,偌大一个中国,唯此一人,唯这个奇异的男人,把少女的美视为这世界的意义和终极的理想。
我想有人可能会质疑这故事,质疑的理由,无非是,世界太“新”,而我的故事太“旧”,对一个“新”世界而言一个“旧”故事是否有意义?我却不这么认为,在我,新和旧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不是判断价值检验意义的标尺。我只关心我的表达是否刻骨铭心,是否淋漓尽致,是否真实和诚实。对我而言,曹雪芹永远都是有意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都是有意义的。没有哪一个“新”的大师或者“新”的文本将他们覆盖和遮蔽。从历史深处透射出来的光芒,多么珍贵和美!诚如博尔赫斯所言:“读到《荷马史诗》精彩文句的一瞬,古人就在眼前,并没有死亡。”
或许,“观念”有新有旧,可若说到“人”这个物种,从远古到如今,在本质上,又“进化”了多少,改变了多少?更善?更美?更聪明?更珍惜世界和万物?除了更贪婪之外我还真看不出有更多的修改。说到底,有关人的故事,其实,都是老的、旧的,人的故事无非就那么几个母本。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他的命运,其实就是如来巨掌中的那个猴子,无论他怎么跳,也跳不出母本的疆域——那是可无限延伸的。但正是因为许多人奋力地、不甘地、千变万化不屈不挠地腾跃,这母本的边界才被不断地改写。
我想,我也是在努力腾跃的那一个,只不过我姿态老实。我比较老实地讲述了一个有唯美倾向的浪漫的故事:“暗恋”只不过是一个框架,一个规定情境,而我真正要写的,是那些爱的天才们极端和极致的、近乎绚烂却又喑哑的悲剧性命运。
我相信,就是到了另一个百年,就是到了二十八世纪,无论世界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无论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无论有多少新观念新思想新技术新时尚被制造出来,可只要人类尚存,爱的天才就不会绝灭——他们仍旧会以非凡的激情和悲剧性的承担,创造出类似神迹的奇迹。
毋庸讳言,这个故事对读者是有选择的。就是说,我知道,我这本书是写给谁看,换言之,我知道什么样的读者会选择我:不是年龄、不是阶层、不是性别,而是,那些散落在大地各处,经历了生活的磨砺甚至是凌虐之后,在内心深处,却仍然保留了一些童真的气息、保留了一些严肃和梦想、一些宗教感的人们,他们将和我一起共同完成对这个故事最终的创造。
杜尚说,是观看者在创造一件作品。
为此,我要感谢所有读完最后一页并为之感动的人们,是他们给了这故事完美的可能。
我要感谢我的第一个读者——我的责编周晓枫,是她真诚的感动、迷恋和激励,使我对这故事有了一点自信甚至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