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是什么打动了我？
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一个爱情故事。说实话我已经很难被“爱情”所诱惑和打动了。在今天，谁还有本领能把“爱情”这桩如此古典的事讲出新意来呢？如今，人们习惯了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似乎十八岁就历练了一切，是个“过来人”了。我其实是抱着审慎的怀疑来读一个年轻人，一个新人类的爱情故事的，甚至，还有着某种抗拒，但是，这本《悲观主义的花朵》，剧作家、七十年代人廖一梅的长篇处女作，它真的打动了我，深深地，奇怪地，它甚至让我心悸和震惊。
打动我的，肯定不是故事情节，故事是个老故事，一个女人，年轻的艺术女人，爱上了一个成熟的、成功的男人，这男人的年龄，是上一代人的年龄，可做她叔叔，或者父亲的。一场出轨的恋爱，最终，当然不会有结果。
这是俗世中最常见的故事之一，每天每日，在中国的各个角落，甚至，世界各处，发生着。它毫无新鲜、新奇之处，但是，廖一梅这个魔女，奇怪地，以一种黑色的冷静的魅力，将它从俗世中打捞出来，从平庸的危险中解救出来，于是，它化腐朽为神奇，脱胎换骨为一个崭新的生命。
首先，它不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爱情故事。在两个主人公之间，女主人公陶然和男主人公陈天，几乎没有构成任何外在的激烈的冲突，他们相识、重逢、被吸引、相爱和做爱，然后，分手，自始至终，没有一桩可称之为戏剧性的冲突和外在事件。他们的故事，用陶然的话说，似乎“三言两语就能说完”，可是，就在这貌似平淡的、风平浪静波澜不兴的关系之中，我们看到了什么？陶然，这个奇异的女子，这个有一张少女面孔的女人，在内心深处，经历着什么样的风暴，她在内心的炼狱中忍受着怎样的煎熬和折磨，因为，“你问了第一个‘为什么’，便要开始一次灵魂的冒险”。廖一梅把陶然，她钟爱的女人，送上了一条灵魂和精神冒险的不归路。
当然，这风暴，这炼狱的折磨和拷问，其实，与俗世无关，准确地说，与俗世的道德准则俗世的利害和善恶无关，“别跟一个喜欢拜伦的人提什么道德禁忌”，陶然毫不掩饰地向世人这样勇敢而坦率地表白，她要的更不是一个世俗认可的结局，比如婚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说说我为什么喜欢吸血鬼，你就会明白我要的是什么样的爱情。”对了，这是一个向往“吸血鬼般的爱情”，渴望“致死的激情”、“永恒的欲望”，渴望“被精美地爱”的女人，“被精美地爱”，这话让我如此感动，这里面深藏着人类世界根本无法承担的极致的浪漫和诗意，那么，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这个爱情悲剧中，没有世俗意义上的背弃，没有欺骗，没有谎言，或者说，有，但廖一梅赋予了它新的解释。
一个男人，一生中，爱那些有着少女容貌的女人，他有着博爱的胸怀，有博爱的能力，有让女人感到幸福的天赋，但是，他无法专注地、永远地、深刻地、痴心地，爱一个人，比如，像吸血鬼德库拉伯爵，他没有这样走向极致的才能和天赋。
所以，这只是一个人的战争，一个爱着的女人，在心里，和自己作战，征服与被征服。她幼女般的身体中竟潜藏着那样巨大的激情、能量和忧伤，她的理性，她的克制，使她超凡出众，可也是最后砸在她自己脚上的石头。“让我脆弱吧，我恳求你们！”多么悲壮，让人心痛。她像警惕疾病一样警惕着自己不要去眷恋一个人，不要去爱，因为她知道那对她将意味着什么，她如此清醒，如此冷静自信，可是，她，终于，还是爱了。
这几乎就是一个寓言。
活着，就有眷恋。我们终将眷恋什么。即使没有陈天，我想，陶然也会陷落，也会走进爱中，因为，一个渴望“致死的激情”，一个在吸血鬼的利齿面前唯恐自己脖子不美的人，她无法逃脱“爱”这宿命。被精美地爱，在这爱中死去。她在梦境中体验着这幸福，她要的正是这样一个“现实中的奇迹”。
陶然，十八岁的某个早晨，在晨光中，暴露在陈天的注视下，挺着孩子样花蕾般的小胸脯，伸着懒腰。这是多么迷人的景象，纯洁而性感，清新而艳情，充满无邪的诱惑。在我们的小说中，我还从没见过这样迷人的形象。我想起在遥远的异国，在一个叫“鹿园”的地方，我们和一梅曾为“善与美”这一类抽象的问题激烈而深入地争论过，那些夜晚多么美啊，让人怀念。然后，我们下山，沿着爱荷华河边步行回我们的住所，一梅迈着舞蹈演员般的步子，在寒风中穿着借来的不合体的大衣，可是，尽管那大衣多不合体都掩盖不住她的得体和优雅，她戴着有护耳、时尚得很波普的小帽（那帽子特别像五十年代飞行员的帽子，又像保尔·柯察金）依旧优雅得体。我想起有一天她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她还说起他们的无产阶级情怀和小资产阶级情调。不错，他们就是这样复杂和矛盾，也因此而丰富迷人：无论是我的朋友一梅，还是她创造的陶然。
在一个麻木的、极端物质化的时代，陶然，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