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暑假，女儿回国度假，我从太原赶到北京首都机场接她，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最幸福的时刻。“非典”终于过去了，在这之前，我几乎天天在心里祷告，祈祷“非典”在暑假时能够仁慈地放过我们，让我的孩子能够平安回家。现在，神听到了我的祈祷：我的孩子回来了，在人群中，我终于看到了她，穿一件酒红色的“一生褶”衬衫，安静而漂亮，却前所未有地消瘦。就是在回到太原家里的当晚，她递给我一个磁盘，说：“妈，我写了点东西，你看看。”
里面，就是《姐姐的丛林》。
我不会忘记初读这篇小说时的震动。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发现她有写作的禀赋，虽然，在学校里，她的作文始终很好，她还是他们那所名校“校刊”的编辑，她也常常把她的文章拿给我看，读给我听，可我却没有从中看出多少超越性：我总觉得它们弥漫着某种中学生的流行腔调，我把它们称作“贺卡体”和“文摘体”。也许，潜意识里，我拒绝承认一个事实，因为我打心里不愿意让我的女儿我最心爱的宝贝做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希望她能够在大学里教书，做学问，至少，可以去解读别人的小说，我觉得她很有这方面的才能——这一点，我从来深信不疑。
她从小喜欢读书，还在初中时，她就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起初，我不相信这本如此难读的书能够吸引她，可是我错了，我不知道她是以什么方式走进这个又繁复又茂盛的小说世界的，我只知道，她痴迷地爱它。更准确地说，她痴迷地爱着那个动人的、不幸的女主人公凯蒂。一连好几个夜晚，我们并排躺在她的小床上，听她给我朗读她喜欢的那些章节，凯蒂和班吉明，那个白痴弟弟之间宿命的深情，让她那么感动。可能，只有我知道，这一点，这种无法挣脱无可奈何的宿命关系，对她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从她后来的小说中，从东霓和郑成功、从雪碧和可乐、从莉莉和猎人的身上，都看到了凯蒂和班吉明的影子，或者说，我从她所有的人物身上，都能看到这种影子：无法挣脱无可奈何的命运关系，像神和黑夜一样笼罩着那些她爱和不爱的人们。
我一直以为笛安是个幸福的孩子，她是我们全家人的掌上明珠，虽然我也知道她常常不快乐，尽管她笑点很低。她严重偏科，而她就读的那所学校，有百年的历史，曾经是华北地区的重点中学，却严重地重理轻文。一个数学物理不好的孩子，在这样的氛围中，基本被视为废物。我以为，这就是她全部烦恼和不快的根源。一个中学生，除了这个还能有什么呢？于是，我们常常宽慰她，给她描绘一个未来的光明前景，那就是，一个再不需要以数学成绩论成败的大学生涯在前面等待着她。也许，我比她还更憧憬和盼望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来了，2002年1月27日，我十八岁的孩子，我的小女儿，连一只袜子都不会洗的宝贝，只身一人离开了我们，漂洋过海，飞往遥远的异国他乡，从此，这一天，就如同刀痕一样刻在了我心上：我觉得，那是我又一次的分娩。
她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想家”这两个字，在电话里，她永远是快乐的，她快活地告诉我们，同学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樱桃小丸子，这个外号让我心里一阵温暖和安心。她在信中，这样描绘着异乡的生活：
图尔是个很棒的城市，美丽而安静。还有一条看上去很温暖的卢瓦尔河。我们LABO课的教室就在这条河边上，每个星期我都得到河边来，坐一会儿，看看那些在岸上乱跑的狗，还有正在接吻的情人。
……
秋天到了。早晨推开窗子，闻见了空气中凉凉的秋天味。院子里已经有不少落叶了，可是树上的叶子依然那么多。习惯性地看看大门口的信箱，邮递员还没来，却看见了房东贴在大门上的纸条：“请房客们进出时把大门关好，因为小狗埃克托很喜欢逃跑，可是它没有钥匙。”很温暖的细节吧？
……
爸爸、妈妈：
你们好吗？
我很好。今天收到你们的信了。还是老样子——妈妈依然那么语无伦次。（笑）菜谱真好，做是没多大指望了，看看也是好的，小时候的故事是怎么说来着：“从前呀，有个叫马良的小孩很会画画，他画什么什么就变成真的了……”
……
她就这样安慰着我们，安慰着我，她深知我是一个资深的“小资”，我会在心中诗化她的生活：还有什么能比法兰西更适合诗化、罗曼蒂克化的吗？但是，2003年那个夏天，读完《姐姐的丛林》，我和她的爸爸，我们极其震动，我们俩用眼睛相互询问，是什么，是怎样严峻的、严酷的东西，让我们的女儿，一下子就长大了？
是的，她长大了，她的文字长大了，脱胎换骨长成了一个让我陌生和新鲜的生命。她用这种有生命的语言，开始讲述她的故事，她在一个最浪漫的国都，开始讲述她和这个世界毫不诗意的关系，讲述滚滚红尘中那些悲凉和卑微的生命，讲述大地的肮脏和万物的葱茏，讲述华美的死亡与青春的残酷……一个一个和毁灭有关的故事，接踵而至，于是，我知道了，我的女儿，她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樱桃小丸子，她还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悲观主义者，可能正是这样两种极端的品质在她身上共生共存，所以，她才能毫无障碍和果敢地穿过别人认为是终点的地方，或者，俗世常识的藩篱，到达一个新鲜的、凛冽的、又美又绝望的对岸。那是一种天赋，我没有。
想想，她所热爱的作家们，其实都具有矛盾的本质，比如三岛由纪夫、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曹雪芹。她喜欢丰富的、繁茂的、难以尽述和诠释的文本：又天真、又苍老，又单纯、又犀利，又温暖、又黑暗，又柔软、又冷酷，集万丈红尘与白茫茫大地为一体，就像大地本身。所以，她像热爱恋人一样热爱着《丰饶之海》，像敬畏高山一样，敬畏着《卡拉马佐夫兄弟》，而《红楼梦》，我想，那应该是她的理想了——在这一点上，笛安是一个有情怀的浪漫主义者。
就这样，不管我愿不愿意，女儿作为一个写作者，已经走过了近十年的路程。不管别人给她贴上什么样的标签，不知为何，在我眼里，她都更像是一个独行的游吟者。这样的想象总是让我心疼和心酸。我想这大概也是她很不愿意被人称为“文二代”和父母扯在一起的原因。这篇小文章，是我得知她要出一本十年小说集后，情不自禁写下来的：十年，这个数字让我悚然心惊。我不想说女儿这十年有多么不容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形容一个真正严肃的、有追求的作家和写作者，只有一个词——呕心沥血。我想起了女儿高二的时候，她曾经送给过我一个笔记本，封面是那种深海般的、有重量端庄的蓝，我一直舍不得用它，只是当时在它雪白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2000年5月14日，泡泡送我这个笔记本作为母亲节的礼物，她在“迪迪”挑选了很久，选中了这本没有修饰的白色内页的本子，告诉我：“给你就要用，别又收藏起来。”
我们聊天，说起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她非常感慨，说：“真奇异呀，美，最初诱惑人，征服人，最后又奴役人，摧毁人，就像爱情。”
或者，孩子，也可以说，就像写作。
那年，她十七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