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十三岁那年，喜欢上了诗歌。她给我背诵叶赛宁的诗句：“我离别了出生时的老屋子，告别了天蓝色的俄罗斯……”她有些忧伤地说：“妈妈，我爱叶赛宁……”不知是叶赛宁的诗还是女儿的表白，让我热泪满盈。我很感动，同时，更大的一种忧伤、不知因何而起的忧伤，水一样淹没了我。
五年后，女儿远走异国，去法兰西读书。她起初落脚的地方，是一个叫图尔的城市，美丽的卢瓦尔河穿城而过：那是一条活在法国小说中的河流。女儿在信中，简朴地、安静地描述着河边的景色，木墙屋、散步的老人和狗，还有河上年头很老的桥梁，女儿每天都要从那桥上经过，去她读书的学院。她在信中，或是电话里，从来，都是快乐的，阳光灿烂的，没有说过一句想家，没有流露过哪怕一丝的乡愁。她的同学们，都喜欢叫她“丸子”，那是“樱桃小丸子”的简称，由此可见她的天真和没心没肺。但是有一天，她开始写作了，她在遥远的卢瓦尔河边在别人的法兰西，开始不厌其烦地描述一个叫“龙城”的地方，那是一个没有多少风景的灰色的工业城市，地处中国北方，闭塞、不发达，在春天总是风沙弥漫，那里许多孩子的人生理想，就是怎样能够离它而去……这个“龙城”，几乎成为了女儿所有故事的源泉和母体，它孕育了那些缠绵、那些疯狂与残酷、那些鲜嫩滴血的青春和令人颤栗的爱恋，她用文字为自己建构了一个故乡——她爱它。
几十年来，我几乎从没有离开过我生活的城市（除了短暂的小别），这里，应该说是我在这世界上最熟悉的地方。我像一棵树一样，在这里扎下了很深的根，但我却从没有一个树的灵魂。对年轻时的我而言，生活永远是在别处的。我在精神上漂泊，把自己放逐到了生活之外。等到有一天，当我想和这城市或者说和生活和解的时候，却发现，我已经挣脱不掉那永恒的乡愁。我足不出户，却早已失乡……
乡愁和生命悲情，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大母题，历代文人骚客，用各种的文学方式将它推向了表现的极致，在千百年重复的、不绝如缕坚韧的慨叹感怀之中，那夕阳白云下悠悠的乡愁，早已不再是一己的情怀而变成了“人的乡愁”，而游子们所怀恋的那个家，也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某村某乡而变成了“人类的家乡”。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游子，我们从家乡出发，却再也走不回去。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小说和文章中，渐渐出现一个词：我的城市。这个词我说得好像很理直气壮斩钉截铁，但是，它在哪里？尽管看上去，它和我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城市很像，它们有同样的地理位置，有同样的物产和空气、同样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但，这城终究不是那城，这城，我的城，只活在我的文字中，活在我的故事中，就像女儿的“龙城”一样，我用文字为自己无中生有建构了一个可以回头眺望可以眷恋的城池。
也许，这正是我热爱文学热爱写作的原因，它对我永远有着拯救的意义。写下“拯救”这个词，我犹豫再三，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大词早已被人用滥故而失去了诚恳和朴素的意味。但，我想不出一个可以替代它的准确的词汇。曾经，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假如，没有写作，你的生活会是怎样一种状态？这个问题让我静默良久，因为，我能想到的只有两个字：黑暗。
它将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如同神明。
年轻时，曾经有过一次迷路的经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春天，“五一”节，我们三个年轻的少女结伴去五台山。那时，旅游业远远没有兴起，五台山也还是一个寂寞的深山。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乘错了车，最后的结果，是需要徒步走近百里山路并且要翻过一个叫“黄毛眼梁”的山峰才能抵达我们的目的地——台怀镇。一路上，所有人都这样向我们描述“黄毛眼梁”，说它是一座最高的高山，是最冷的风口，六月天下大雪，积雪终年不化。当年，从内蒙一带前来五台山拜山朝圣的信徒，有许多人都是在黄毛眼梁上迷了路冻饿而死……而我们，恰恰就是在爬上风雪交加的黄毛眼梁上的那一刹间，迷路了。我们站在山巅，千沟万壑都在我们脚下，四周白茫茫一片，哪里有路的迹象？路被没膝深的白雪掩埋了。风吼叫着，卷着迷乱的雪片，白茫茫令人恐惧的苍穹之下，除了我们这几粒芥豆般的人，就是风雪，就是如涛的群山。那一刻，我们离死很近……当然，最终，我们还是从迷途中找到了通往五台山的正路。那天黄昏，当我们疲惫不堪拐过一个山口，突然，台怀镇那一片辉煌安静、美轮美奂的寺庙金顶，辽阔的金顶，出其不意地扑入我们的眼睛时，我第一次，理解了“拯救”这个词：那是我离神最近的一个时刻。
后来，我才知道，那黄毛眼梁，原来，就是五台山的北台，华北最高峰。我们曾经在华北最高的地方，和死擦肩而过。
我想，写作之于我，就是漫漫长旅中突然现身的那一片金顶，辉煌安静，美不胜收，那是一个永远吸引我的故乡般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