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参在旧十一旅的近16年间，无论是抗战前同军队内的帮派作斗争，还是抗战期间同军队内复兴社特务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武装匪徒作斗争，一直和党的观点一致，站在党的一边，正如刘志丹所说，是位党外布尔什维克。又参在旧十一旅的16年，是同共产党特别是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分不开的16年。没有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像又参那样不随世俗、更不会钻营的人，在十一旅是当不了旅长、团长的；如果没有曹又参，我们这些大革命时期的大批党员在十一旅也难站住脚，也难保存下来。这是又参对党作出的重大贡献。在当时，地下党组织遇到重大问题，都要把意见告诉又参，又参遇到重大问题，也主动找地下党的同志商量，并且非常尊重党员同志的意见。如1936年红军长征经甘肃，十一旅受命追击，我们只佯作追击，不打红军；1937年建议邓宝珊请缨抗战等，又参完全赞同党的意见。同时，又参的一些独到见解，也被地下党组织采纳。一些地下党组织不便出面做的事，也总是由又参去做。如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到兰州了解邓宝珊的态度；1937年建议邓宝珊请缨北上抗战等，都是党派又参出面的。
1938年春，十一旅一团包括我在内的九名大革命时期的地下党员被叛徒告发，蒋鼎文电令邓宝珊严办。一团团长告知地下党的负责人李树林，经组织研究，我和李树林找又参商量。又参明确指出：“这是刘宝堂（旅长）和史钫城（二团团长）的阴谋，妄图搞垮一团，投奔胡宗南。”他当即约请二营、三营两位营长找团长陈国宾说明情况。
陈听后亲自找邓宝珊以脑袋担保一团没问题，才将这批地下党员保护下来。
又参同十一旅内部的地下党组织关系密切，同延安党中央、西北局及三边地委，同贺晋年、王世泰、李启明等同志关系也十分密切。这些同志来安边时，为了工作方便，大都住在又参家，王震、贺晋年同又参长谈了三天。又参坚决拥护党的抗日主张，在抗日战争中，他一直阅读延安、定边寄送的《解放日报》和各种宣传刊物，还及时阅读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一些党的公开文献。
我和又参相处多年，深感他品德高尚，从无害人之心，虽在旧军队多年，但不随世俗，对个人的名利看得淡薄。他对封建军阀、官僚的贪污腐化、苛捐杂税、剥削人民等行径深恶痛绝，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恨之入骨，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是坚决的。因此，地下党组织，以至西北局、三边地委及贺晋年等同志认为，又参不像一些官僚会弄钱，他的生活党要包下来。保住了曹又参，十一旅的地下党员才能保存下来，十一旅的进步力量才会发展。又参任一团团长时，何应钦、胡宗南停发了该团的军饷，他通过苏建儒同志向西北局请示，西北局拨发了30万元（法币），作为该团的补助。
1944年4月，十一旅旅长陈国宾病故，在谁继任旅长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副旅长吴？、副官长任怀义、二团副团长张鼎丞等复兴社特务，为二团团长史钫城升任旅长大造舆论。一团地下党组织认为团长曹又参坚决拥护党的抗日主张，是十一旅创始人之一，在官兵中威望很高，应坚决支持他继任旅长。遂派地下党负责人李树林到陕西榆林与邓宝珊周旋，并活动一些党外进步人士向邓荐曹。
又参任代旅长（仍兼一团团长）后，一团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我是团副，3个营长中李树林是地下党员，13个连长中有11个是地下党员。可以说，一团完全被地下党掌握了，为以后的反内战起义，打下良好的基础。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决意打内战。我和又参谈论，如果蒋介石逼咱们打内战，咱们就投奔八路军，又参完全赞同。这时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封锁延安，而北边的邓宝珊部却反共不坚决。特别是十一旅最不可靠，拟调其往绥远整编，由史钫城任师长。又参坚决反对内战，反对整编，遂仓促去榆林请示邓宝珊，并希望邓举起反内战的大旗，但未遇机会。此时，十一旅的特务分子趁又参不在，勾结史钫城四处游说整编。地下党组织还获悉二团准备以野营名义进驻安边，以武力解决一团的消息，经请示，党中央决定一团马上起义。
1945年10月25日拂晓，一团在安边击毙了张鼎丞，逮捕了特务分子吴？等，毅然起义。起义通电起草好了，我们同贺晋年同志商量，一定要等又参回来参加起义（实际上是党中央的意见）。我当即给邓宝珊去电，又参接电星夜赶回一团二营驻地。这时，贺晋年同志率八路军攻克二团驻地，击毙二团团长史钫城等200余人。贺当即向中央军委发电告捷，并派人接又参到安边。又参抵安边时，部队夹道欢迎，高呼起义胜利口号。奉中央军委命令，起义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新十一旅。又参任旅长，我任副旅长，团营干部均由起义部队地下党员担任。《解放日报》发表了起义通电。起义数日后，又参由贺晋年陪同到达延安。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大规模起义。毛泽东同志接见了又参，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好！好！你来了好！你们是火车头。”毛泽东同志赠送他一支金笔，作为纪念。《解放日报》发表了文章，充分肯定了起义的意义和功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向又参详细介绍了国际国内形势、党的主张和革命胜利的前途，使又参深受教育和鼓舞。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同志又为又参设宴，举办了欢迎晚会。在延安的20多天，他终生难忘。1948年8月，贺龙、王维舟、谭生彬三同志介绍，经党中央批准，又参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又参一生的重大转折。
又参的一生，是追求进步，追求真理，革命的一生。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所亲身经历的新十一旅起义前后
right王子庄
1930年，冯玉祥部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在宁夏平罗扩编队伍时，我就参加了该部石英秀的第九旅。该部后改为雷中田的第三旅，九一八事变后，改编为陆军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直到1945年反内战起义，我的前半生和新十一旅息息相关。新十一旅起义时，我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却是一个激进的地下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参与并领导了这次武装起义工作，很多往事也是难以忘怀的。
一、投笔从戎
1926年，我在榆林中学读书。当时国共合作，革命处于高潮阶段，我受学校共产党员和进步老师的影响，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捕杀共产党人，陕北也开始清党，我因嫌疑不能继续在榆中读书，回到横山（当时我家还是米脂县属地，靠近横山县城）当了小学教员。
“八七”会议以后，共产党内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决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陕北特委也决定大抓武装，趁当时苏雨生扩编队伍的机会，由谢子长联络，利用石英秀、谷莲舫、王子元是陕北人，和我党有过一些关系，大批派人进去，并通过办学兵队的办法，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谢子长还担任了石英秀九旅的副旅长，刘志丹任八旅十六团的团副，张东皎任王子元十五团的学兵队长，高岗任副队长。陕北各县动员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步青年学生和农民到兵营去，扛枪杆子。当时民间议论，陕北青年“有精神的多是共产党员，没有精神的多是大烟鬼”。因我教学期间参与了筹办农民协会，并参加了控告劣绅等地方工作，有些劣绅说我是共产党。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在地方上已难以立足。幸好我的同学张东皎、胡立亭、高岗、李树林等先后都去了苏雨生部，我在他们的影响下，1930年农历二月初，也离开家乡投奔石英秀的部队。
石英秀，又叫石子俊，是陕北靖边县人。原是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高世秀骑兵旅二团一个连长，驻在宁条梁。陕北特委领导开展反对军阀井岳秀的“倒井”运动，谢子长领导的清涧兵暴，石英秀是支持的。他的连里就曾有一些共产党人。后来石英秀投到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下，被收编为第九旅，驻守宁夏平罗一带。1930年春，石英秀派郑得胜回到陕北招兵买马，招了100多人。返回平罗时，途经宁条梁遇到我，就要我到他连当文书，我同意了，即在郑连暂当文书。
有一次，连里给旅部写了个报告，石英秀问是谁写的，郑得胜说是我写的。石英秀认为写得好，要我到旅部去，郑得胜说他不识字，要求把我留下，石英秀说：“这样的人才有大用，不能留在连里。”原来我在离开家乡时，横山县高小校长曹雨三就给石英秀写了一封信。石英秀和曹雨三的关系很好，到旅部后我才把信交给了石，石责怪我为什么早不给他。这样，我被任命为旅部书记处的司书。书记处还有个书记官李藩丞，司书李子栋和我共同负责办理石英秀的一些公文函件。
二、谢子长说：“大麻纸一张，这就是革命的本钱”
当时，九旅旅部驻在平罗火神庙。有一天，石英秀旅长将我叫到他的驻所后，见谢子长同石坐在一盘炕上，石对我说：“你给浩如（谢的字）盖一些九旅的关防大印和旅长印章的空白公文纸。”这些盖有关防大印的公文纸可以作通行证用，也可以作委任状用。石英秀让我给盖上二三十张，谢子长对我说：“同志，多闹几张！”我就给准备了五六十张。一会儿，谢子长亲自来到书记处，问我：“闹了多少？”我说：“有五六十张。”谢拿过关防大印自己就在纸上加盖，把剩下的白麻纸都盖完了，高兴地说：“大麻纸一张，这就是革命的本钱。”
陈国宾是个老粗，缺少计谋，但他人缘好，讲义气，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人。曹又参当时任一营营长，我是中校团副，还有李树林等一批共产党员，后来又来了牛化东，都成了陈国宾的左膀右臂。陈国宾对我的意见，真可谓言听计从，因为陈知道我当时没有共产党嫌疑。1935年夏，一团调兰州，部队由我负责训练，曾受到军部参谋长张性白的褒奖。人们都说一团有人才。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十一旅随邓宝珊开到陕北，一团驻安边，二团驻宁条梁。刘宝堂为了拆散陈的势力，分裂一团，要我到二团当营长，陈国宾受骗，我被调二团。1940年春节刚过，我到二团一营去上任，还不到一周，二团少校团副张鼎丞就通知让我到宁条梁西门外一个旅店里去。到了那里，旅长刘宝堂、二团团长史钫城均已在座，后来又陆续来了几个人。刘宝堂让把登记表拿出来，要我们填表，原来这是军统复兴社的登记表。刘宝堂和史钫城、张鼎丞等都是复兴社分子。我刚去，他们就要把我拉入复兴社组织。这些，我当即向新十一旅地下党负责人冯世光、李树林都说知，冯说：“人家也要拉李树林入，入了也好，便于了解他们的情况。”这一年，我到武汉蒋介石办的军官训练团受训，在西安和张鼎丞吵了一架，回来后半年没活动。张是我的单线联系人，我就问：“入了复兴社怎么不活动？”张鼎丞说：“停止活动了”。实际上人家对我不放心，不让我参加活动了。
1941年，“安边事件”中，刘宝堂旅长被三边反动民团头子张廷芝、张廷祥兄弟设计谋杀，二团团长史钫城想当旅长。鉴于陈国宾本人尚不反动，在驻防安边期间与三边八路军关系处得还不错，三边党组织有意争取让陈国宾当旅长。当时我正在榆林，牛化东给我去信，让我在邓宝珊处活动，后来又派李树林向邓宝珊做工作。我是通过榆林一位和邓有交情的绅士白伯英及总部一些朋友给邓做工作的。我告他们说：“论资格，陈国宾是新十一旅的老人手，石英秀病故后就该陈国宾当旅长，并且已经当了几天，结果被刘宝堂耍手腕从陈的手里夺走了旅长职位，一团官兵一直愤愤不平。陈国宾为人忠厚，讲义气，即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复兴社分子，当了旅长对邓总司令一定忠贞不贰。史钫城、张鼎丞都是复兴社小头目，又是山西人，早已和同乡董其武挂钩，想离邓归董。”邓宝珊是杂牌军，原来怕胡宗南把他消灭在甘肃而出来抗日，结果两个旅只带出一个新十一旅，另一个旅（新十旅）被胡宗南搞走了。由于这些原因，邓遂任命陈国宾继任了新十一旅旅长。我的活动被史钫城察觉，对我更加不满，告我通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