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我营四连驻榆林为邓宝珊守卫，该连连长魏长林，是史钫城的铁杆。他天天打麻将，输了钱，把连里士兵个人打毛线赚的钱也要去还债，不少士兵开了小差。邓知道后非常恼火，把我叫去，要我把魏长林的连长撤了。我让邓给团长说一声，邓生气的让马上就撤。这使我左右为难，总司令指示不办不行；办吧，团长不知道了不行。我就和营副吴善养（二团唯一的一名地下党员）商议，认为魏长林这个人很坏，是史钫城安在一营的一颗钉子，总司令说了，就照办，如果先和团长史钫城一说，他不同意就不好办了。我就集合队伍宣布让魏长林停职检查。史钫城知道后立即把我叫去，责问我：“一个营长，怎么能随便把一个连长撤了？！”当场下了我和护兵的枪。当时，正是数九天气，很冷，我出来时未穿大衣。史钫城下了我的枪，就到榆林金岗寺（邓的住地）告状去了，团部其他人都出去送，我趁便回营部穿大衣。快回到营部门口时，他们就追来了。我也很恼火，对营部哨兵下令：“追来就打！”他们不敢追了。本来我准备穿了大衣再去的，我是执行邓宝珊总司令的命令，没有错误，但这样一来，就不能去了。史钫城告我造反，把我的营长也给撤了。
邓宝珊听了史钫城的报告，也很生气，怪我为什么要跑，把我的枪、马都收了，调回总部。后来邓宝珊问我：“我去信让你暂缓执行，你怎么不听？”我说：“赶收到你的信时我已执行了，我也为难吆。他们下了我的枪，我不是跑，是回营部取大衣的。”邓这才消了气，对我说：“你的一切我负责，就在榆林住下，哪也不要去了。”给了个总少校参谋的名义，实际上是把我软禁在榆林城。在总部，我从未穿过一天军衣，也未上过一天班。
1942年初，史钫城借口吴善养家里有困难，让回地方上做点事，把二团唯一的一个地下党员也撵走了。吴善养临走时从三岔湾来榆林看我，说他到延安去找组织。
三个月后，吴善养又回到榆林，对我说：“麻子（高岗）说给你编个保安团，你干不干？”当时高岗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联防司令员。我说：“不是干不干的问题。我凭什么当八路军的保安团长，我连一个人也没有，共产党再没人，也不缺我一个。你回去说一下，还是让我干点别的什么工作吧。”
不久，延安又派徐子猷来到耳林川，他不敢进榆林城，捎话要我去那里见面。耳林川离榆林100多里，人家不让我出去，没接上头。
1943年四五月间，吴善养又到榆林，告诉我，高岗让我赶快离开榆林到三边新十一旅去，并说高让他也赶快去。
这时，史钫城还在告我，诬陷我谋刺团长，要求军事法庭审判我。胡宗南致电邓宝珊，要邓将我解运上去，以便军法审判，幸好这时邓去重庆未归。邓宝珊总部参谋处长赵廉清，有点正义感，经常到我家吃荞面，对我较好。他说邓总司令就不该撤我的营长。我给赵廉清送了二两大烟土，赵说：“不要怕，电报还在我手里。史钫城告你，实际是在告邓总司令，你不必怕。”这才知道，人家还在告我。赵廉清让我不要怕，我倒不是怕邓宝珊抓我，是怕特务把我秘密抓走。同时，高岗已有让我去三边新十一旅的指示，我就以回家给父亲上坟烧纸为名，向赵处长请假离开了榆林。
1943年夏天，我回到安边，见到陈国宾旅长，陈说：“回来好。”牛化东、曹又参等人对陈国宾说：“子庄回来，旅长看怎么安排，得有个地方。”陈国宾就任命我为旅部参谋主任。
1944年夏，高岗给我来一封信，很长，信中告诫我：“再不能白了少年头，要干一番事业，现在正是时候。”1945年春节，我在家门上写了一副对联，用了“不能白了少年头”的词。旅参谋长石佩玖看见了，说：“老兄心有大志”。这些人都是很敏感的。实际上这时我确实已开始做起义的准备工作了。
三、民主运动促进会及与特务的斗争
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和特务、叛徒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着。安边，当时是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西北部三边地区的重要据点，是特务密集之地。有国民党、三青团、CC，还有复兴社。特务之间也相互倾轧，我们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拉一部分，打一部分。和这些特务打交道，牛化东、冯世光他们不行，太红，我这个角色还可以，人家都知道我不是共产党，还加入过复兴社。
1944年春，我去榆林，CC特务谢永鹏带着电台、家眷准备去三边。他来找我，公开说他带着电台，问我住在哪方便一些，实际上他想到安边对我们进行控制。我想也好，你想控制我们，我还想利用你呢。就说：“你就住在安边吧，你的安全一切由我负责。”到了安边，我就安置他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我把这些策略和想法告诉了地下党负责人冯世光、牛化东等，他们非常同意。在和谢永鹏聊天时，我有意问他“你知道不知道我的身份？我是国民党，还加入过复兴社，人家共产党不要我，我对国民党也看不惯。我是主张中间路线的，不信国，也不信共，谁的对赞成谁，主张民主。”谢说他赞成我的观点，也觉得国民党很腐败，自己也是混事而已。后来还把复兴社密告我们的情况透露给我。
1945年春，从西安又来了一个军统职业特务郝登阁，安置住到我开设的店里。我们经常聊天，他大骂西安大特务李猷龙，说他看透了国民党。三边地委保安处曾派葛申来安边了解郝的情况，郝登阁也去过定边。葛申了解后对郝说：“你要革命，我们欢迎，但要等待。”葛还对我们说：“对郝登阁要再看看。”
为了准备起义，我们办了两期排以上军官训练班，我任班主任，冯世光任队长，对下级军官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还报请三边地委批准，成立了一个“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宣传民主，广泛团结进步人士。为了迷惑敌人，民主运动促进会还选郝登阁当了主任，牛化东为副主任，我任组织部长，冯世光任秘书长，还让谢永鹏也加入了这一组织。新十一旅旅部及一团排以上官佐都被吸收进来，实际上成了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后来定边派来张景生，以同学的名义住在我家，帮助我们起草促进会的章程等，从事革命活动。
1945年10月起义时，我们先把谢永鹏、郝登阁扣了起来，郝登阁要见牛化东和我，问为什么扣他？我让人告诉他：“现在搞民主的行动开始了。”郝是绥德人，说：“搞民主，是我教给他们的，他们才搞民主，搞了民主倒把我先扣起来了。”起义后，我们把他和谢永鹏都送到定边转送延安，延安组织上给他们做了工作，建立了关系后，把他们放了。后来郝到旬邑当了国民党的县长，带了一个保安团起义了，真的革命了。谢永鹏释放后在榆林还为我们做了些工作。
四、点委受贿，为我说话
1945年春，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派员来三边点验新十一旅，实际上是考察新十一旅一团是否赤化了。点委到了榆林后，听到特务们说安边不敢去，新十一旅一团已经赤化了。我们得知情况后，即令住榆林的同志就近欢迎点委来安边。点委来安边时，我亲自到中途迎接。到安边后亲自招待，并请点委到牛化东、冯世光等家里去玩，吸大烟等等。我故弄玄虚地向点委说：“你看牛、冯等像不像共产党？他们都吸大烟，瘾很大，而且都有很大家产，人称牛十万，冯八万。”点委说：“这哪是共产党？”我们还给点委送了钱和皮大衣等物品。后来西北长官公署给新十一旅拨步枪1000余支，还有机枪、迫击炮等武器弹药。9月间接到一批步枪，其余正在运输途中，部队起义了，未能收到。由于点委回去的汇报，直到我们起义了两三天，榆林方面还不相信我们会起义。
五、贺晋年说：“欢迎起义，我们支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蒋介石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积极准备打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命令邓宝珊将新十一旅调往包绥线上进行整编，企图清除新十一旅一团的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并预定由史钫城任整编后的师长。地下党组织和我们一分析，认为新十一旅一调走，一团就完了，新十一旅也完了。所以，我们积极向曹又参旅长建议，不走，逼得不行就起义。曹又参当时还有幻想，希望邓宝珊能顶住不调。于是就亲自去榆林找邓宝珊活动。结果邓也抗不住，没办法，非调不可。为了麻痹和迷惑我们，放出风说整编中一团军官都要安排，还说让牛化东任师参谋长。
与此同时，二团团副、复兴社分子张鼎丞亲自到安边进行活动，大肆宣传改编成正规师的好处，拉拢下级军官。张对一团三连连长赵武臣说：“跟上走，你的前途由我负责。”赵武臣是地下党员，把张的活动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了。
10月20日，牛化东、冯世光和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应该立即起义，不能再坐失时机。遂议定地下党负责人冯世光和我到定边，向驻定边部队警三旅贺晋年旅长汇报。
我以买布为名向旅参谋长石佩玖请了假。到定边后立即向贺晋年汇报了情况，说明非起义不行了，请求警三旅给予援助。贺即向三边地委汇报并向延安中央军委请示。
10月23日下午，贺晋年约冯世光和我到定边东门外边墙上，在一个看瓜棚子里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说：“欢迎起义，我们支援。”对起义的具体事宜又进行了一番研究。我说：“安边没问题，新十一旅自己就能解决，宁条梁非打不行，一团没力量，主要靠八路军了。”冯世光却说只要给他两个营，包打宁条梁。我认为他对二团史钫城的反动性、顽固性估计不足，就对贺晋年说，不要听世光胡吹，贺晋年最后说：“打宁条梁由我们负责，我们可调几个团支援你们。现在有了黄色炸药，一下就可以把城墙炸开。”当时，警三旅七团在盐池，八团远在吴旗，需要三四天才能赶来，遂定于10月27日起义。贺晋年旅长决定派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带部队先到安边。
冯世光10月23日晚即赶回安边，我24日晚回去。回去后觉得很累，正准备休息，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赵武臣都在赵级三家，派人找我去。我已经躺下了，先后三次派人来找，说化东有要事研究。我去后，他们说得到消息，张鼎丞要走了，并散布说一团如不接受整编，二团便于28日以长途野营名义进驻安边，以武力解决一团。当即决定提前于10月25日起义，并决定成立起义指挥部，牛化东为指挥，我任副指挥。由冯世光派人到定边向贺晋年报告提前起义的情况。派高昆山到白泥井，带着我给一团二营柴明堂营长的亲笔信，调二营朱子春连到安边，并告知柴有什么事听我的命令。
10月25日拂晓，起义开始。安边城门紧闭，不准出入。首先抓了新十一旅反动军官副旅长兼政治部主任吴？、参谋长石佩玖，占据了邮政局，封锁了对外联系。谢永鹏是我扣的，郝登阁也扣了。张鼎丞是冯世光到万发店抓的，因张拒捕，被当场击毙。当时还没有公开宣布起义，说是搞独立，搞民主。
10月25日晚，警三旅副旅长吴岱峰和参谋长张文舟率警三旅七团部分部队赶到安边。10月27日，在安边城内北大操场召开军民大会。旅部及一团、警三旅七团、八团和安边市民参加了大会。三边地委书记高峰、专员吴志渊也出席了大会。由我正式宣布反内战武装起义，并下达了攻打宁条梁，武力解决二团的命令。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代表警三旅宣读了贺信，表示欢迎起义，支援起义。
堆子梁驻二团周效武营的两个连，一团派李树林带部队去包围时，已经跑掉了。宁条梁史钫城听到一团起义的消息后，积极部署顽抗。当时寨内有七个连的兵力，寨堡比较坚固，地形开阔，四面多沙漠，不易接近，易守难攻。
10月28日，攻打宁条梁的战斗打响了。11月1日，贺晋年旅长亲临指挥，发起强攻。11月3日拂晓攻克了宁条梁，击毙了史钫城，俘虏了慕寿山等800余人。打下了宁条梁，整个三边“一片红”了。
六、曹又参说：“起义，对对的，前途光明”
安边起义后，由于我们控制了邮政局，封锁了消息，两三天后，榆林方面才听到安边出事了。但传说不一，有的说一团“红了”，有的说是一、二团闹矛盾。榆林也闹不清楚。曹又参旅长这时还在榆林，他心里有数，就乘机向总部说他赶快回去看看。出了榆林城，他怕人家追他，快马加鞭，昼夜兼程回到白泥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