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平
郑和研究，从1904年梁启超肇始，迄今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它伴随着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的脚步，逐步走向繁荣，显露出蓬勃的生机。毋庸置疑，20世纪的郑和研究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是继往开来的时期。今天，回首审视郑和研究的发展，对于我们推动21世纪郑和研究事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
全面地总结20世纪的郑和研究，是一项艰苦繁重的工作。本文是在吸收和整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根据20世纪郑和研究发展的特点，可以分为5个阶段。
一、郑和研究的开拓阶段（1904～1934年）
这一时期以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为标志，开启了20世纪中国郑和研究的序幕。
这个开端值得人们注意和研究。今天可以肯定，梁启超所著《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使20世纪郑和研究有一个好的起步。它体现了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以史为鉴，具有服务于现实需要的鲜明时代特征。黄慧珍、薛金度在总结中注意到梁启超“眼看祖国被列强瓜分，国弱民穷，乃以郑和航海事迹和造船业处于当时世界最先进地位为题材，著为专文，意图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1]。二是首倡中西航海比较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郑和研究领域中展开了热烈的中西航海比较研究，但梁启超是首开先河者。他的文章从比较入手，将郑和与西方的亨利、哥伦布、达迦马、麦哲伦航海进行比较，鲜明指出：“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2]肯定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地位，率先提出郑和是中国“伟大的航海家”。“这对于郑和在祖国历史上、航海史上取得重要地位是有很大影响的。”[3]在文章的最后，梁启超仍通过中西航海比较发出深深的感叹：“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4]三是继承并坚持了中国治史的传统，高度重视考据问题。他详细考证了郑和下西洋所到各国地名39处，配以西文对照，对二三十年代的郑和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他设计规划的《建国方略》宏伟蓝图中，盛赞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以此壮举，振奋民族精神，激发国人奋进向上，努力建设近代化国家。
这一时期研究郑和卓有成就的代表人物还有向达、袁嘉谷、冯承钧、张星烺、李长傅、陈子展、许云樵和夏璧等人。代表作有：孙伯恒《郑和传》、向达《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和《中西交通史》、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李长傅《郑和小传及其航行南洋之概略》、许云樵《三宝公在南洋的传说》、冯承钧《〈郑和下西洋考〉序》和《〈瀛涯胜览〉序》、夏璧《郑和七使西洋往返年月及其所经诸国》等。其中，向达《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和冯承钧《〈郑和下西洋考〉序》和《〈瀛涯胜览〉序》更具有代表意义。
这一时期，学者主要以现存的文献资料为依据，研究重点放在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年月、郑和身世以及郑和史迹的几种文献资料考证、注释上。他们的研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由于当时还没有发现娄东刘家港天妃宫“通番事迹记”碑和长乐“天妃灵应”碑，对郑和生平记载缺乏，所以研究成果受到限制。1912年，袁嘉谷发现《马哈只墓》和《马哈只墓志铭》，使人们对郑和的身世、祖先、故里等情况有了较详细的了解。此时的研究，对郑和的航海活动和经过也非常重视，对郑和航海的技术、船队规模、《郑和航海图》和海外地名等方面也进行考证。由于受到文献资料限制和其他方面的制约，研究尚不够全面和深入。
这一时期，郑和的事迹在民众中也开始传播，出版了一系列有关郑和的普及读物。如高君的《郑和》，陈子展的《郑和》，章衣萍的《郑和》，姚名达、朱鸿禧的《郑和》等，辛亥革命后郑和史事首次出现在小学的历史课本上，把郑和与班超、岳飞、郑成功、林则徐等并列，视为民族英雄，对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对郑和进行专门研究的阶段（1935～1949年）
这一时期学术界开始对郑和及其航海进行专门研究，并引向深入，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郑和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郑鹤声、冯承钧、李长傅、吴晗、许道龄、童书业、向达、莎士武、朱偰、李士厚、范文涛、张礼千、顾颉刚、束世徵、管劲丞等。代表作有：郑鹤声《从新史料考证郑和下西洋事之年岁》《娄东刘家港天妃石刻通番事迹记》《郑和遗事汇编》，范文涛《郑和航海图考》，莎士武《考证郑和下西洋年岁之又一史料》，李士厚《郑和家谱考释》，冯承钧译的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朱偰《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历地名考》，尚笏《郑和下西洋考》，管劲丞《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受命未行考》，1936～1937年许道龄、吴晗、李晋华、童书业等在《禹贡》上展开的“关于郑和下西洋性质之讨论”等。
这一时期郑和研究之所以能深入，首先在于一些新的重要史料的发现。1935年，发现了娄东刘家港“通番事迹记”碑文，在云南玉溪发现了《郑和家谱》；1936年，在南京发现《静海寺残碑》，在长乐发现“天妃灵应”碑等。新史料的发现和整理，使这一时期先后发表了数十篇对郑和下西洋考证的论文。它们对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时间、航行路线、所到地名、出使船舶、郑和世系和随员等进行深入考证，把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有机结合起来，使郑和研究出现了新思路和新方法。黄慧珍、薛金度认为：“这是郑和研究史上的一个转折点。”[5]这些新的研究，纠正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年月，弄清了永乐二十二年出使之误，更正了文献记载混乱之处等。
此时研究深入另一方面，表现在对郑和下西洋目的和性质的讨论，对《郑和航海图》、宝船的考证研究等方面。
关于郑和下西洋目的和性质的讨论，从1936年3月吴晗在《清华学报》发表《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一文引发，许道龄、李晋华、童书业先后在《禹贡》发表8篇论文，阐述了不同的观点，进行持续一年多的笔战，到1937年4月，以童书业《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而告结束。双方的观点都以《明史》等文献资料为依据，吴晗等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经济因素，试图通过经营国际贸易来解决国内经济困难。许道龄、李晋华等认为郑和下西洋目的是踪迹建文、宣扬国威。双方在学术上的争鸣，开创了郑和研究学术讨论风气。
关于《郑和航海图》研究。郑和航海图最早是记载于明茅元仪《武备志》卷二百四十。1885年英国人菲利普斯（Phillips）首先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进行了研究，著有“The Seaports of India and Ceylon”。后来纪里尼（Gerini）、布莱顿（Blagden）、密尔斯（J.V.Mills）、伯希和、戴闻达克（Duyven-dak）、藤田丰八等人进行了研究。中国人的研究受到外国人研究的影响。这一时期主要代表首推范文涛《郑和航海图考》（商务出版社1943年12月，重庆版）和张礼千《东西洋考中之针路》（新加坡南洋编译所1947年出版）。范文涛认为：郑和航海图“不得早于一四三三年”[6]，蓝本出自元朝，得自爪哇图，约在1525～1575年间绘成。并对航海图中马来半岛等地区的地名进行考证，对若干线路中的术语作了注释，但他对图中其他地方的研究有限。张礼千的研究，东自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西到印度等地，范围超过了范文涛。两书综合起来基本上把郑和下西洋及《郑和航海图》中有关地方的情形搞清楚了。
关于宝船研究。郑鹤声、张礼千、管劲丞和荷兰学者格伦威尔德等专门著文讨论。其中管劲丞对《明史·郑和传》记载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的长宽之比提出质疑，认为“航海的船舶，为了波涛汹涌之故，更需要减少水的阻力；而愈短阔则阻力愈大，又是古今不变的。那就可以断言，当时造船，一定不会采用这样的长方形”。他根据郑鹤声发现的静海寺残碑记载进行研究，认为郑和所乘宝船“系二千料海船”[7]。
关于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研究。这一时期，对此书的研究涌现了一批学术成果。郑振铎、鲁迅、冯承钧、向达、陈子展、赵景琛等加以研究和评论。其中赵景琛的《三宝太监西洋记》和《西洋记与西洋朝贡》对《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内容做了辑录比较，认为该书主要是依据《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并非完全荒诞之书”。
这一时期研究郑和的学者出版了几部有影响的著作。其中代表性的有郑鹤声《郑和遗事汇编》和《郑和》、束世徵《郑和南征记》。郑鹤声从30年代研究郑和，经10余年的资料收集、整理、考察，撰写二书，是40年代郑和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著作。
这一时期郑和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新史料的发现；郑和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出版了专门研究郑和的著作；对郑和下西洋的经过、目的、使团组织编成、船舶、郑和家世、生平、出使国家及港口等都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三、郑和研究广泛展开和深入研究阶段（1950～1982年）
这一时期郑和研究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期间虽经历了曲折，然而审视20世纪郑和研究的发展轨迹，却是郑和研究广泛展开和进一步深入的阶段。主要表现在郑和有关资料的整理出版和考古发现上；郑和研究领域明显拓宽，涉及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背景、动机和历史作用，郑和下西洋与亚、非洲及台湾的关系，郑和宝船和航海技术等；重视郑和事迹、遗迹的宣传和介绍等方面。
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郑鹤声、向达、朱楔、包遵彭、徐玉虎、韩振华、张维华、周世德、徐鳌润、方豪、毛一波、樊树志、陈存仁、林宗霖、朱杰勤、陈得芝、冯尔康、田树茂、周绍泉等。
关于郑和下西洋资料的整理和出版。1950年以前，中华书局曾出版过《星槎胜览》等一些原始资料，但比较有限。五六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了冯承钧、向达校注的《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瀛涯胜览》《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等较系统的资料。1980年，郑鹤声、郑一钧编辑整理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由齐鲁书社出版。此外，一些中外关系史料、国别史料、地方志史料的整理出版，也从不同角度为郑和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这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说明对郑和研究领域的重视，并为更全面深入的研究郑和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这一时期出版了一批郑和研究的成果。如朱楔《郑和》、黄森《郑和下西洋》、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徐玉虎《郑和评传》、陈得芝《试论郑和下“西洋”的两重任务》、包遵彭《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制度考》、周钰森《郑和航路考》、周世德《从宝船厂舵杆的坚定推论郑和宝船》、李松权《郑和下西洋动机的探讨》、林宗霖《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背景及其内外因素》、郑一钧《郑和下西洋对我国海洋科学的贡献》、陈存仁《三宝太监七次下西洋考》、吴晗《郑和下西洋》、冯尔康《“郑和下西洋”的再认识——兼论“下西洋”同封建专制政治的关系》、徐玉虎《明郑和之研究》、杨熺《郑和下西洋航线的形成以及停航的原因》、潘群《郑和使日问题初探》等。其中朱楔的《郑和》是较有影响的著作。书中吸收了几十年来郑和研究的成果，考证了56处国外地名，超过了此前考证的地名数量，还阐述了郑和在东西方交往史上的重要地位，并附录了郑和研究参考文献目录和中外地名古今对照表，均为以往未曾有过。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中国通史中，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尚钺《中国通史纲要》等均对郑和下西洋的性质、目的、历史地位等进行了探讨。这说明史学界对郑和研究的重视。特别是继三四十年代关于郑和下西洋目的和使命的学术争论，五六十年代又展开了学术争鸣，向达、尚钺等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针对中亚蒙古帖木儿帝国对明朝西北的威胁；韩振华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明朝廷积极推行“朝贡贸易”和“赍赐贸易”；陈得芝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和发展明朝与海外各国的关系，同时进行海外贸易；陈牧野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踪迹建文和耀兵异域。这场讨论把郑和研究引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