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和下西洋与亚、非洲及台湾关系的研究。从50年代中叶开始，学术界重视对郑和研究中中外关系问题研究。如周一良《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郑鹤声《十五世纪初叶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友谊关系》、徐玉虎《明代与东南亚关系之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群工部编《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刘仲如《郑和与南亚》等，从现在所见到的研究著述看，研究的国家涉及印尼、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马尔代夫、日本、澳洲及西亚、东非诸国。它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等。这符合当时国家政治上需要，成为这一时期郑和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另一个特点是以台湾学者为主体，开始重视郑和下西洋与台湾关系的研究，成果多属考证性文章。据曹玉爽的统计，50～70年代，研究郑和的论文和著作，台湾、香港发表的论文数量超过大陆[8]。
这一时期关于郑和宝船、航海技术和《郑和航海图》的研究，涌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其中包遵彭《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对宝船问题的研究、徐玉虎《明代郑和航海图之研究》颇有建树。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郑和研究出现了小高潮，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郑和的著述增多，出版了10部专门研究的著作；二是研究郑和的领域拓宽和深入。这是以往郑和研究所不多见的。
四、郑和研究全面发展阶段（1983～1997年）
这一时期郑和研究发展出现了新的机遇，国家重视的程度前所未有，形成了郑和研究全面持续发展的新局面，是20世纪郑和研究发展最快的时期，先后出现了郑和研究的第二、第三个高潮。
这一时期郑和研究之所以能出现全面发展和高潮迭现的局面，是郑和研究适应了国家改革开放及其不断深化发展的需要。人们把历史研究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发挥历史科学的功能，通过总结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它具体表现在：一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重点着眼于解放思想，提高对开放的认识，加快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的步伐；二是与弘扬爱国主义思想，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联系起来，这在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期的郑和研究中是一个突出的特征；三是着眼于从国家战略高度，把郑和研究与国家外交政策、海洋斗争的形势和国防安全、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等方面结合起来，获得对当代有益的启示。
郑和研究属于文化范畴，这种文化现象必然要反映到社会发展的现实中去。所以，文化与经济殊途同归。郑和研究高潮的出现，恰恰反映了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1985年和1992～1995年出现了郑和研究的两次高潮。1985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规模空前，声势浩大，肇启了郑和研究的高潮，标志着郑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2—1995年第三个高潮，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整个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特别是内陆沿边一些城市开放，出现了中国全面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趋势而形成的。从1992年7月昆明召开的纪念郑和下西洋587周年大会到1995年7月和9月在福州、长乐、南京三地召开的纪念郑和下西洋590周年大会，形成了郑和研究繁荣局面。它适应了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
这一时期郑和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建立专门学术组织，创办了研究刊物。郑和研究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开创郑和研究事业迈上新台阶，是与郑和研究会等学术组织作用分不开的。1986年3月，南京郑和研究会宣告成立，同年创办了会刊《郑和研究》和《郑和研究简讯》，使得郑和研究有了专门学术组织和刊物，在郑和研究方面起到了联系、宣传、筹划和组织的积极作用，有力推动了郑和研究事业的发展。1992年12月，昆明郑和研究会成立。1994年，筹备已久的郑和航海研究基金会成立。1996年12月，江苏省郑和研究会成立。这些组织的建立，既是郑和研究发展的产物，又推动郑和研究持续发展和不断繁荣。《郑和研究》是海内外唯一反映郑和研究成果的专门学术刊物，自1986年创刊到2002年年底历时16个春秋，从开始的半年刊，到1993年改为季刊（2000年又改回半年刊），共出版50期，栏目由原来的不足10个发展到30多个，截至1997年，共发表论文、译文、学术动态、书刊评介、文学作品及其他文章400多篇，字数约340万字，刊载了郑和研究领域的绝大多数学术成果。交流范围最大时遍及国内20多个省市、港澳台以及美国、日本、韩国、英国、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10多个国家，成为连接海内外郑和研究的一根纽带。
第二，持续举办学术交流活动，出版大批学术成果。这一时期每隔一两年就组织一次学术活动，先后举行了15次研讨会。“学术讨论会成了交流郑和研究情况、检阅郑和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而经常性的学术讨论会，客观上促进了郑和研究的持续发展。”[9]郑和研究学术活动持续频繁的开展，使郑和研究地区增多，队伍扩大，研究深入，成果不断，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与此同时，有关郑和研究的专著、论文集、资料选编、史料集、家谱、航海图、画册及宣传普及读物等纷纷出版，数量约30部，论文达500余篇，各种电视片、戏剧、展览、雕塑、船模、邮票等纪念形式精彩纷呈。
第三，多学科参与，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随着郑和研究的发展，这一时期的郑和研究不再仅限于历史研究领域，历史学、考古学、航海学、地理学、天文学、军事学、民族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协作交融，拓宽了郑和研究领域，深化了郑和研究。如在《郑和航海图》、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技术、宝船、海洋科学及军事、宗教等方面，特别是从多学科角度构建“郑和学”体系。把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是这一时期郑和研究的主旋律。“十年来郑和研究很大程度上跨越郑和下西洋的时限，追寻历史的发展规律，朝着为现实服务这一方向积极努力和健康发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成为郑和研究领域最鲜明的特征。”[10]两次郑和研究高潮的形成和郑和研究持续旺盛的活力都折射出这一特色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