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至元二年（1336年）至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正是日本处于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当时在封建领主统治下失意的武士，由于在国内没有政治和军事地位，便纠集一些奸人，棍徒和无业游民，经常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骚扰和掠夺。因而给中国沿海各省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历史上将这些入侵的日本人称之为“倭寇”。
从元朝开始，元政府就想彻底根除倭患问题。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曾经动员十四万大军，分乘4400艘战船渡海对日本进行征讨。元军在海上虽然没有遇到强烈抵抗，但当兵船驶入九州岛伊万里湾内的鹰岛时，却意外地遇上了狂风巨浪。结果，造成船毁人亡全军覆没。这就是当时发生在日本海域的世界上最罕见的海难事故——弘安海难。从一九八〇年开始，日本政府曾经在这个海域内进行了十一次发掘工作。先后打捞上来的遗物共有450件。经考证，确信为元军战船上的遗物为204件。其中有刻有蒙古文字的青铜制“管军总把印”一颗。这些文物的发现，为研究这次海难事件提供了有利的实物资料。
朱元璋建明以后，倭患依然十分猖厥。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曾命礼部至书日本，“责其国王”。但“亦只言天道祸福之理以导之耳，终不能（以）一兵加于其国”。这种空头谴责，不仅不能解决任何实质问题，反而使日本认为中国对他“无如之何。”因此，对中国的骚扰，掠夺更加肆无忌惮。
到了明永乐时期，已经兵精粮足国力富强。因此在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军曾在辽东望海埚，将入侵的倭寇全部歼灭。虽然如此，明军却依然无力渡海征讨，只是对其稍加抑制而已。因此，后来在明正统年间（1436年至1449年），倭寇又有在东南沿海的桃渚大窝之犯。自明成化三年（1467年）至明万历元年（1573年），日本又由南北朝的分裂转入战国时期。百余年的频繁战争，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于是，一些武士、浪人、商人便进一步组成更强大的海盗集团，在中国沿海进行更大规模的掠夺骚扰。而在此时，明朝已经今不如昔逐渐衰落。由于朝政腐败，边备松弛，加之东南沿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和发展，许多富商大贾暗与倭寇勾结进行走私贸易。因此到了明嘉靖年间（1522年至1566年），（尤其是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以后），倭患问题已经遍及到东南沿海的各个省份。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竟攻掠芜湖，深入到南京近郊。只是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严嵩败露以后，这才从内部排除了干扰。由戚继光，俞大猶再次组织军民继续抗倭。经过四年多的艰苦抗击，到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才将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但一往过去，这些人犯，只不过是一些武士、浪人、商人等自发性的海盗式掠夺和骚扰。其目的只是为了抢夺“子女玉帛”为财货而来。还够不上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武装侵略。
十六世纪末期，新军阀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日本六十六州。最后又废黜了山城君，自号大闺王。据《明史纪事本末》讲：丰臣秀吉原来是萨摩州人的一个奴仆。后来以贩鱼为业。某一日，担鱼在树荫下歇凉，恰好被外出狩猎的信长发现。信长当时不仅是山城州的首领，还居关白职位。“关白”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官名。天皇年幼的时候，由太政大臣主持政务，称做“摄政”。天皇成年主政以后，原来摄政的大臣改称“关白”。虽然如此，各部大臣有事需要奏请还必须先向关白请示，然后再奏报天皇。所以关白仍然握有相当大的实权。信长发现丰臣秀吉以后，怀疑他是歹人，想立即杀死他。但丰臣秀吉凭着他那能言善辩的口才，竟然免于一死。之后，先在信长手下养马（称做木下人），后来又充当信长的谋士。由于他的出谋划策，使信长的势力范围很快扩展到二十余州。不久信长被自己手下的参谋阿奇支刺死。丰臣秀吉便借此时机发兵打败了阿奇支，自己夺取了关白位。后来他又以关白位的特殊身份，利用软硬兼施的各种手段，最后统一日本全境。
丰臣秀吉虽然在名义上统一了日本，但是一些握有军事实权的封建主，却仍然不肯听从他的指挥。为了把国内矛盾引向国外，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丰臣秀吉亲自制定了占领朝鲜、征服中国，进而向南洋扩张的军事侵略计划。万历年间，有个兵科给事中名叫徐成楚，他对丰臣秀吉的侵略野心说得最为深刻明彻。他说，日本“今舍（中国）东南不犯，直趋东北，又屯田筑舍为持久计，所谓舍股体而攻腹心，此其志足畏也。”
万历十九年（1591年）五月，丰臣秀吉通过僧人玄苏，向朝鲜国王李昖致书。说丰臣秀吉已经统一了日本六十六州，并诈言琉球等国都已被他征服。他要借道朝鲜攻打中国。因此要求朝鲜为他引路，态度傲慢、气焰嚣张。到了同年八月和十一月，琉球和朝鲜国王分别派遣使臣来到中国，将丰臣秀吉的侵略意图如实奏报给了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一月，山东巡按御史宋应昌也上疏说，倭奴入侵情形已明，请征募丁壮、选练精兵，做好迎敌准备。明神宗览奏以后，谕令兵部着实举行。
万历二十年（1592年）五月，丰臣秀吉果然派遣两名心腹将领（行长和清正），率十五万大军，乘坐千余条战舰，从釜山登陆侵略朝鲜。由于朝鲜国王李昖“湎于酒色”，致使政治腐败，武备废弛。所以在日军登陆以后，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深入到朝鲜腹地。先后攻占了王京、平壤，并继续向北猛突。使“朝鲜八道几乎尽没”，大有旦暮即可渡鸭绿江攻占辽东之势。日军侵占王京（汉城）以后，朝鲜王子李珲和左右陪臣全被掠获。而国王李昖先奔平壤，平壤不保再逃至鸭绿江边的义州。后来又渡江流亡到中国的辽东。在朝鲜存亡危在且夕的严得时刻，李昖别无他策，只得急请明朝尽快出兵进行援救。
根据朝鲜国王的请求，明朝的文武大臣，大都认为，朝鲜“为我藩篱，必争之地”唇亡齿寒，不能坐视不救。于是，明神宗先遣行人薛潘，传旨安慰李昖，然后发兵进行援救。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神宗命辽东先发精兵二支（由游击将军史儒，张国忠，马世尤统帅），做为先头部队渡江援朝。接着又调集宣大、山西、保定、蓟镇马步军及江南水军共七万余人，节次开赴朝鲜。命宋应昌为经略，李成梁之子李如松为防海御倭总兵官。援朝大军兵分三路进发：左路李如松之弟李如柏；右路张世爵；中路杨元。经过紧急动员、准备以后，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明军誓师东渡。
由于日军远离后方，战线拉得过长，又由于长途跋涉疲惫不堪，所以战斗力不强，防御比较薄弱，待明军三路大军渡江以后，依仗人多势众，便自北向南疾驰猛进。到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月初四日，就抵达肃宁。事隔两天，又抵至平壤近郊。稍事休整以后，于一月初八日开始攻城。经过二十八小时激战，一举攻克平壤。此役共歼灭日军1647人，烧死、溺死无以数计。
在平壤攻坚战的过程中，明军表现得异常勇敢，战况十分激烈。平壤地处大同江畔，东南临江，北部为牡丹台，西部为高山。战前，李如松令游击将军吴继忠主攻牡丹峰，并阴取平壤西南。又令祖承训部一律改穿朝鲜军服（化装成朝鲜士兵），潜伏在城南。一月初八日黎明，李如松集中重兵，专攻平壤东南。发起总攻以后，日军凭城抵抗，炮矢如雨，杀伤明军甚多。因而使明军进攻受阻，前军稍有溃退。待李如松手斩先退数人以后，这才稳住了阵势。接着，李如松又组织敢死队，用钩梯登城。结果，又全部被打下，进攻仍不能奏效。于是再令祖承训部亮明衣甲，从城南进攻，用来分散日军兵力。日军历来轻视朝鲜，所以在城南防守比较薄弱。当行长发现城南不是朝军，而是明军以后大惊，急忙下令向南分兵。趁此时机，李如松命杨元攻小西门，自己攻大西门。“火药并发，毒烟蔽空”，三方进攻，一举奏效。进攻当中吴继忠胸部中弹，仍然奋呼督战；李如松坐骑被炮火炸伤以后，立即换马再战。由于将帅身先士卒，明军无不以一当十，前仆后继，蜂拥登城。行长自料坚守不住，只得退至风月楼负隅顽抗。待到夜半，只得率残部偷渡大同江退到龙山。至此，平壤宣告光复。
行长逃遁以后，明军乘胜追击。一月十九日，李如柏又以风驰电掣之势，再克开城。得日军首级165颗。至此，朝鲜北部郡县，如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全部光复。另外一位日将清正，拒守在威镜道。闻悉开城失守以后，便仓惶退回王京。此次战役，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明军渡江，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月十九日结束，历时二十四天。明军行军千里，连克两城，收复四道，将朝鲜北部的日军全部扫清，取得了抗倭援朝的初战胜利。
明军入朝以后，捷平壤，克开城，势如破竹，迫使日军逃到王京固守。但因“援师既连胜，有轻敌心”，所以在碧蹄馆遭到日军伏击。从此抗倭受阻，双方转入和谈。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月十九日，李如柏克复开城以后，李如松立即率领少部分精骑向朝鲜国都（王京）进军。当一月二十七日，行至王京以北七十余里的某地时，得到朝鲜奸人的诈报，说日军已经逃离王京，请王师急去收复。李如松求胜心切，信以为真。立即亲自率领轻骑向王京疾驰。当行至王京以北三十余里的碧蹄馆、方要跨过大石桥时，坐骑突然坠入陷阱之中。即时日军四起、被包围数重。全军将士虽然殊死决到掌兵者的战斗决心。所以他们想通过和谈、封贡来尽快结束战争。三是为了减轻负担，保护生灵。在抗倭援朝的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极不安定。农民起义，少数民族叛乱也时有发生，“海内兵端屡动”。如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宁夏哮拜叛乱。朝廷不得不出动十几万大军征战八个月，费银二百万两，才将这次叛乱平息。据此，主和者认为，国家已经到了“兵疲饷绝，无一堪恃”的困境。在这种形势下，不顾中国的困境，而为属国征战“是舍股心而救四肢也。”大学士赵志皋。陈于陛等人也认为，“倭夷侵犯属国，我军士马损折甚多，钱粮耗损无算，故不得已停战讲和。”又说：“在兵部，则不欲损无辜之生灵于锋镝之下；在户部，则不欲弃有限之膏血于沟壑之中，”最后明确表示：“而臣等亦欲为国家息事安民、主持此议。”后来接任李如松的总督顾养谦，对和谈，封贡就更为幼稚、急切。他说，如果停战封贡，“可保十年无事。”上述三条理由，虽然有的是出于将官的私心，害怕承担责任，但主要还是出于对国家具体困境的忧虑。他们不想为援救“小邦”，而做更大的牺牲。但他们却没有想到，一旦朝鲜被日本侵占，就会出现“唇亡齿寒”、辽东不保的严重局面。如果那样，更大规模的战争将会在中国内部进行。用现代的政治术语来讲，就是他们只考虑到眼前的民族利益，而没有考虑长远利益和睦邻之谊。
主战派虽然不是掌政、掌兵者，但却人数众多（约占文武官员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呼声很大。坚持主战的人，除了认为朝鲜是我之藩篱，“唇亡齿寒”，“天朝”应该尽援救的义务以外，他们也有三条理由。一是认为日本是以和掩战，实属骗局。浙江巡按御史彭应参等人就认为，日军之所以提出封贡求和，并非真心悔罪，畏惧明军。而是为了争取时间，为第二次进攻做准备。他说：“碧蹄之役，我军残败，大将李如松仅以身免，”倭奴对我“何畏之有？”又说，主和派想“以贡愚倭”结果，反而被倭“以贡愚我”二是认为日本贪得无厌，无法满足。户科给事中王德完说：“倭欲无厌，夷信难终。”又说，他们得封以后，必然求贡，得贡以后必然求市，决不会满足一个虚号。三是认为封贡以后，将会加重朝廷负担。王德完等人认为，对俺答封贡自万历初年以来，朝廷每年需要支付360万两白银的赏费。如果再来个东封日本，不仅倭患不能根除，“其（赏）费亦不可少于北虏。”后来的实践证明，主战派所坚持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