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通过和谈结束战争，尤其是在实力相当，胜负未卜的情况下，就更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这样和谈才会主动，才能成功。但是明神宗在主和派的策动下，不仅同意封贡（明神宗只同意封，不允许贡），而且在和谈尚未进行，日军仍然盘据在朝鲜南部的情况下，就盲目谕令撤回明军主力（只留二万一千人在朝鲜驻守）。这种做法，不仅使和谈失去后盾，变得软弱无力，且使日军更加傲慢无理。果然，就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明军开始撤军的时候，沈维敬立即就引日本使臣小西飞和弹守，率三千日军前来“和谈”。与此同时，日军随之又犯咸安、晋州，进逼全罗。而兵部尚书石星，对于这种以武胁贡以贡掩战的挑衅行为，不仅不加揭露抵制，反而令沈维敬再返回釜山，敦促丰臣秀吉向明朝上谢表。石星认为，只战，“弁中矢且尽”，却仍然不能冲出重围。日军见李如松坠入陷阱，且坐骑已经受伤，便乱箭齐发。幸亏裨将李有升砍死数敌，以身蔽箭，才使李如松得免。但李有升却被日军饶钩拌倒，死于乱刀之下。另外三员战将，李如柏，李如梅，李宁、见李如松势危，也急忙从左、右夹攻。待李如梅射死日军首领以后，才将李如松救出重围。不久。杨元也率大军前来增援。日军取胜无望，只得退回王京固守。王京四周全是稻田。此时已是冰解泥深，又恰值天降大雨，使明军“骑不得骋”、锐气顿挫。而日军却依山面水，步步为营，鸟铳、火器不时冷发。对此，明军一筹莫展，只得再退回开城。
早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游击将军史儒，张国忠等所率领的入朝先头部队被日军消灭以后，当时就引起了朝廷内部的极大震惊。尤其是兵部尚书石星更为恐慌万状。怯懦之下，他妄想通过和谈，劝阻日军退出朝鲜。于是，在他的力主之下，派遣沈维敬到日本军营前去探询摸底。沈维敬本来是个见利忘义的无赖奸人。当他到了日方以后，由于接受了日军的重贿，马上就与日军将领行长勾结在一起。这样，石星的意图不仅没有达到，反而使沈维敬成了日军安插在明军内部的奸细。结果，给抗倭援朝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日本在平壤，开城失利以后，紧接着屯积在龙山的军粮又全部被李如松偷袭烧光。后来在碧蹄馆伏击战中，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只是重创了少部分明军。而明军的后继部队，却仍然向朝鲜南部大举进发。日军慑于明军的气势，又加上兵力不足，粮饷不继，自料侵朝战争现时难于取胜。为了做到“以退为进”，赢得喘息时间，准备再发动第二次侵犯，一方面，放出沈维敬，命他向明朝谎奏，说日军愿意停战求和，向明朝纳贡称臣。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麻痹明军，表示求和的真正“诚意”，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四月十八日，将难于固守的王京主动放弃，向南撤退。日军撤退以后，李如松和宋应昌结队入城。因此，王京不战而得。
碧蹄馆失利以后，朝廷内部顿时形成了主和与主战两个派别。以内阁首辅王锡爵为首的内阁和兵部尚书石星，经略宋应昌等掌政，掌兵者，都主张对日封贡讲和。他们的理由有三条。一是害怕承担战争责任，“持重自保”。在一般情况下，明朝对征战将官“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十分严格。碧蹄馆失利以后，经略宋应昌心恢意冷，对抗倭援朝能否取得胜利已经失去了信心。因为害怕将来承担失败责任，妄想通过和谈结束援朝战争。这种思想正如浙江巡按御使彭应参所分析的：“碧蹄一战，我军长驱之势已阻。倭奴请贡之词愈傲。而经略（宋应昌）代求之说愈坚。”“经略以师出异城，久无战功，阴许通贡，速得倭奴归巢，”以便“归朝叙功耳。”兵科给事中侯庆远也说：“碧蹄之役，因败而怠、持重自保。”二是粮饷不继，军无斗志。七万大军远出异国，不仅粮饷供应不上，且又受到瘟疫，疾病和死伤的严重威胁。因此士兵厌战、军心不稳，使掌兵者难以统驭。山东巡抚周维翰，曾对前线士兵的疾苦状况做过详实的调查。后来他上奏说：“臣奉命驰过鸭绿江前诣平壤，谘诹军情，颇得梗概。”“湿暑交侵，瘟疫大作，亡殁多人，军中泣声震野。一经物故，尸辄烧焚。诸军悲且怨。”“即今途中，臣所目击枕藉道旁者，气息奄奄；伛偻而行者，癯然鬼面，尚可为行伍乎？”所以“军士战斗之心渐弛。”“有久难再羁之情。”因此，这种“病势已迫，不可滞留”、战斗力极弱的队伍，必然要影响要谢表一上，就等于和谈“成功”，战事马上就可以结束。从这些举动可以看出，石星已由原来的主和派进而又堕落成了投降派。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七月，李如松统领明军主力回国以后，由顾养谦接任驻朝总督。顾养谦认为只留21，000人驻守朝鲜，根本不能抵御日军的进犯。所以他到任以后，更是力主和谈封贡。主和派虽然一时得逞，但却受到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其中以御使杨绍程、礼部郎中何乔远、科臣王德完、李先芒、赵完壁等十数人反对最为强烈。给事中李先芳揭露主和派说：“封不出于彼之求，而出于我之媾，诚非得策。”由于受到众多科臣、御史的反对，迫使明神宗主和主封的思想发生了动摇。因此，到了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五月，便谕令刘挺在朝鲜严加守备。决定对日本罢封，不再和谈。兵部尚书石星得知明神宗罢封以后，“甚张惶”，仍然幻想通过和谈平息战事，“终主封贡不已。”
封事一罢，朝鲜国王担心激怒日本。日本一怒，不仅不撤兵，肯定还要向北再行进犯。于是，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上奏明神宗，请“许贡保国”。明神宗虽然一时采纳了众多御史、科臣罢封的建言，但经李昖奏请以后，也害怕激怒日本再向北犯。因而思想上又发生了变化，由罢封再转为主和。思想一变化，便调过头来追论主战罢封派诸臣。一怒之下，竟将带头倡言罢封的刑部主事郭实革职为民。这样做气还不消，又谕令兵部：“通查两京前后条阵东事（主战罢封派官员的）职名，”准备再加重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十月，兵部尚书石星见明神宗思想发生了变化，又急忙上疏催请和谈。在石星的摧促下，明神宗终于准许小西飞入京和谈。虽然如此，明神宗却没有放弃原则。他特别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即：日军必须全数撤离釜山；对日本只许封，不许贡；日军保证以后永远不再侵略朝鲜。最后又严申。如果日方不答应上述三个条件，不仅罢封，而且要以全力进行征剿。而石星竟不等丰臣秀吉做出反应，便急传小西飞入京。小西飞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十二月初到达北京东郊。入京那天，他趾高气扬态度傲慢。而石星却对他卑躬曲膝，“优遇如王公”。在和谈当中，小西飞为了进一步麻痹明朝，表面上竟然接受了上述三个条件。为此，主和派无不手舞足蹈，欢喜若狂。
和谈既然“成功”，就需要派遣使臣前往日本举行册封典礼。在大学士赵志皋，兵部尚书石星等人的摧促下，明神宗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十二月三十日，谕令临准侯勋卫李宗城（特授署都督佥事）任正使，五军营右副将署都督佥事杨方享任副使，各赐武官一品服饰，由沈维敬陪同赴日本前去册封。册封仪式，谕旨照册封朝鲜，琉球事例进行。拟封丰臣秀吉为顺化王，承认他为日本国王。给予诰命，诏紵，印章及皮弁，冠服、紵丝等物。对行长、清正等其他将领，拟授都督佥事等职。对日僧玄苏，特赐予衣帽。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初三日，在册使未启行之前，明神宗特下谕旨，严嘱沈维敬必须按照三个先决条件行事。否则就“严辞罢封。”明神宗的谕旨虽然明晰森严，但是由于沈维敬早已通敌，而李宗城又是个贪色索货的纨樗子弟，所以在册封过程中，不仅丧威辱国、丑态百出，且给丰臣秀吉二次进犯提供了充分的准备时间。
早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十一月，石星就曾暗中派遣****鸿，沈嘉旺，叶靖国三个人赴釜山。将朝廷提出的三个先决条件，试探性地透露给了行长。行长和日僧玄苏听了以后，当时都颇有难色。当行长将朝廷提出的先决条件传报给丰臣秀吉以后，丰臣秀吉十分恼怒。这就充分说明，丰臣秀吉根本就没有受封称臣的诚意。当这个消息被蓟辽总督孙钅广了解到以后，立即就将此事秉告给驻在本镇的册使李宗城，并按明神宗的谕旨，阻止李宗城前行。但大学士赵志皋，兵部尚书石星却认为，沈嘉旺等人所提供的情报不足为信。却痴心地认为日本“请封恳切，保无他虞。”陈请明神宗谕令李宗城渡江前行。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四月初七日，李宗城等三人渡鸭绿江抵达义州。然后派遣沈维敬和武举孔闻绍，先去釜山宣谕行长，之前，总督孙纩为了彻底摸清丰臣秀吉受封的真实态度，也暗派骆一龙等三人前去釜山进行侦察。但此事却被丰臣秀吉识破，于是便将计就计，故意做出许多假象来迷惑、麻痹骆一龙等人。果然，骆一龙等人上当受骗。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五月，骆一龙就上报说，行长、玄苏对明朝官员“出迎恭谨。”并说“倭船大半归巢。”最后骆一龙又解释说，行长之所以仍然驻在釜山，是奉命等候小西飞和谈的消息。小西飞一归，日军就会全部撤回。据此，明神宗听纳石星的奏请，令李宗城与小西飞同往朝鲜南原，杨方享前驻居昌，“以示东封大信。”到了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七月二十六日，沈维敬奉丰臣秀吉之命，向朝廷假报：“倭众定议焚栅渡海。”陈请册使再往前行。但在七月二十九日，朝鲜国王李昖却向朝廷奏报说，日本以对天朝谢恩为名，大队兵船要借道朝鲜前去中国。为此。李睑担心日本借机再犯。陈请明神宗谕令日本不要路过朝鲜，令其改道先赴宁波。此时，册使李宗城正在途中，受封典礼尚未举行，而日本事先就出动大量兵船到中国来“谢恩，”这种做法足以证明丰臣秀吉对纳贡称臣毫无诚意。但是兵部尚书石星却痴心地认为，既然日军已经“焚栅渡海”，就决不会再借口进行二次进犯。所以，对李睑的奏告竟然不予理睬。
行长见骆一龙等人已经上当受骗，接着，又用同样手段欺骗迷惑册使李宗城。果然，李宗城也被行长的“出迎恭谨”和假撤军所欺骗。于是在万历二十三年九月，他也向朝廷奏报说：“倭众二班已尽焚栅渡海。其三班已去过半。”兵部尚书石星听了以后手舞足蹈，错误地认为，“封事旦夕可成”。但是多数御史、科臣，却对丰臣秀吉的“恭谨”表示怀疑。其中刑科给事中徐成楚说得最为达理。他说，在釜山居住的日本人，已经有一百余年。他们的财产和祖宗坟墓全在此地。几十万之众仅凭沈维敬的一句话，就能使日本人全部撤离吗？“岂一封之力所能制乎？臣未信也。”最后揭露沈维敬说，沈维敬“阴予彼国之情，而阳欺该部（兵部）之术。”
沈维敬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四月初，奉李宗域之命由义州赴釜山。但到了釜山以后，却久往不回，专为行长出谋划策。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一月，又以教习丰臣秀吉礼仪，以便迎接册使为名，竟去日本向丰臣秀吉报告朝廷内情。为了取媚于丰臣秀吉，沈维敬私下向丰臣秀吉赠送蟒玉、翼善冠、地图、五经及壮马300匹。丰臣秀吉见后大悦。立即将阿里马之女许配沈敬维为妻。从此，沈维敬更加死心踏地为丰臣秀吉效劳。按着丰臣秀吉的旨意，他不断向朝廷提供假情报。例如向朝廷谎奏说，丰臣秀吉已经无条件接受册封。并说为了表示对朝廷的恭顺，丰臣秀吉已把日军将领清正处决等等。由于石星竭力主封，因此，对沈维敬所提供的土述假情报便坚信不疑。认为只要李宗城和杨方享渡海举行封典，东事即可完局。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四月十九日，前方又报称说，釜山倭营不仅将稻种分发倭户以备播种秋收。且有大批船只载兵载物而来。不久又报：丰臣秀吉已发二十万大军准备再犯。这就说明，敌情已经十分明朗，二次进犯瞬息就要暴发。
李宗城在朝廷的催促下，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三月到达日本的对马岛。当地的日本太守义智，为了稳住李宗城，特送美女二、三人，“更番纳行帐中。”李宗城忘乎所以，竟将国家重任仍在一边，昼夜与美女****欢饮。这样做还不满足，他听说义智的妻子（丰臣秀吉之女）长得貌美，“饼欲淫之”。因为引起义智大怒，这才未敢动手。某一日，沈维敬手下的千总谢隆，因为与李宗城争夺美女，险些被李宗城杀死。为此谢隆怀恨在心，便放出谣言说，倭将对李宗城行刺。李宗城听了以后吓得魂不附体，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四月初三日深夜，丢下御书，符节等物，只带家丁二、三人慌忙潜逃。因为身在异地道路不明，便“自缢于树”。后经追者解救，这才免于一死。后来又逃回朝鲜的庆州潜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