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反共反革命行为引起国民党内一些将领的不满，邓演达等人认为此举“近于反革命行动”，汪精卫更是“怒气勃然”，认为此举是“独断专行，未尝谋之于我的”。但是并没有人挺身而出反对******专擅跋扈的反共反革命行为。以******为代表的一些共产党人则主张进行反击，“对******要强硬”，“******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但这种意见也没有被苏联顾问团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采纳，反而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这就使******的阴谋得逞，愈加张狂。事后他又把此事诿过于汪精卫，说这是汪精卫在军校中挑拨国共关系，引起误会造成的，迫使汪精卫4月中旬离开广州出国。这时由谭延闿和******取代汪精卫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进一步控制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
******虽然通过“中山舰事件”篡夺了军政大权，但羽毛未丰，另有北洋军阀大敌当前，所以还不敢公开反共，而是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承认错误“专擅之罪，诚不敢辞”，“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另一方面暗地里进一步策划新的反共阴谋，以待将来。而后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又通过“整理党务案”限制和削弱共产党人的活动和权力，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时，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凡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诸多限制十分苛刻。这样******便于6月爬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高座，统帅海、陆、空各军，7月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打击了共产党，军权和党权已完全集中于他一人之手，成了革命阵营中的最大隐患。因此，北伐战争一开始便潜伏着严重危机。
北伐军攻克湖南
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建议和推动下，7月6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即北伐宣言，北伐战争开始。
当时国民革命军总兵力为8个军，10万人，而北洋军阀总兵力为70多万，共分三支：一支是盘踞在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南部等地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有军队20万人；二是控制着东北各省和京津一带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有军队30万人；三是占领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从直系军阀分化出来的孙传芳，有军队20万人。根据敌众我寡和各军阀之间存在着矛盾的情况，北伐军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以主力进攻吴佩孚，为防止敌军的侧后攻击，同时分出两个支队警戒江西、福建敌人。待消灭吴佩孚后再依次进攻孙传芳和张作霖。
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从广东出发向湖南集结，在湖南战场作战的主要是第四、第七和第八军，后又有第一军之一部，总兵力为5万多人。当时吴佩孚主力部队正在联合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战于南口，所以两湖只有十万人左右。在北伐前的3月份便发生了代理省长，后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与原省长、依附于吴佩孚的军阀赵恒惕之间的战争。5月初，国民政府派第四军的两个师和叶挺的独立团先行赴湖南援助唐生智。6月初赵恒惕以六个团的兵力进攻湖南安仁，唐生智向叶挺独立团发出急电求援，叶挺迅速率团抵达安仁迎敌。
第四军独立团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全团2000多人，军长叶挺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团级到连级的绝大多数干部也是共产党员，大部分士兵都是工农革命骨干。为了打好入湘后的第一仗，叶挺在战前党支部会上进行了动员，他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又是北伐先锋队，我们不但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北伐中的第一次打仗，我们一定要打胜。”
6月3日独立团分兵两路，一路由叶挺率领增援龙家湾，一路由参谋长共产党员周士弟率领增援渌田。次日独立团与敌在渌田、黄茅铺展开激战，敌军全线溃退，独立团两路会师于桑田，6月5日独立团乘胜攻占攸县。独立团首战告捷，共击溃敌军六个团，敌军伤亡和被俘各百余名，缴获步枪300多枝，鼓舞了全军斗志。与此同时，进入湖南的李宗仁部尹承纲团和周祖冕团击溃进攻衡阳的敌军，与敌在衡阳、衡山、涟水一带相峙。
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入湘部队进抵敌军驻守的渌水、涟水一线，向敌发起攻击。由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为右翼主攻沈潭、醴陵，叶挺独立团为左翼助攻泗汾、豆田、龙山铺，相机攻醴陵。7月10日张发奎部攻克沈潭，叶挺独立团一部攻克泗汾桥，一部攻克豆田，而后向龙山铺方向追击敌军。在激战中一营被敌军增援部队包围，形势危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率领全营与敌军展开血战。二连连长共产党员吴兆生在战斗中腿被打断，但仍奋不顾身指挥战士冲锋，壮烈牺牲。最后一营将敌军击溃，占领了龙山铺，敌军逃至醴陵。叶挺独立团追至醴陵城下，张发奎部尚远远落在后边。为使敌军不得喘息，叶挺决定不待右翼军到达，即先行向醴陵守敌发起突然袭击。独立团势如破竹，10日下午攻占醴陵，一小时后担任主攻的右翼张发奎部方才到达。两翼军合并后乘胜向楚东桥、株洲、浏阳方向追击。7月12日攻克浏阳。醴陵、浏阳一役歼敌200多人，俘敌300多人。
7月5日在涟水方面担任主攻的第七、八两军向敌军发起攻击，次日进抵娄底镇，7日攻占谷水，8日占领山枣等地，10日占领湘乡、湘潭，敌军向长沙溃退。至此，敌军失去醴陵、湘潭，渌水、涟水防线也已被突破，长沙已三面被围且无险可守，危在旦夕，敌守军为避免被全歼而纷纷撤逃。这时在长沙市内的共产党组织发动工人、农民和学生在7月11日先于北伐军占领长沙，并组织1000多人的纠察队维护社会秩序，北伐军未经战斗便顺利进入长沙。
北伐军占领醴陵、浏阳、长沙后，敌军退守平江，企图利用汨罗江作为防线，沿江构筑工事严密防守，守敌达3万多人，平江守敌万余人，由吴佩孚的心腹第三十三混成旅旅长陆沄指挥。8月20日北伐军经过一个月的修整，决定兵分三路主攻武汉，而后占据武胜关，全歼吴佩孚主力。具体部署为：中路为第四、七、八军，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直取武汉，再取武胜关；左翼军为第九、十两军，以袁祖铭为总指挥，由湘西北上；右翼军为第二、三两军，朱培德为总指挥，在攸县、醴陵集结，监视江西之敌。8月18日中路军向武汉进军，第一作战目标是敌军汨罗江一线的支撑点平江。在平江战役中，第四军分兵三路，以第十二师之十五团为左翼，向平江城南鲁肃山、审思岭之敌佯攻，牵制敌军主力。叶挺独立团和三十六团为中路主攻平江。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为右翼，另有总预备队以应急。
在进攻平江之前，平江一带的共产党组织早已发动工人、农民和学生对敌情进行了全面的侦察，早在7月便已将平江一带的地形图和敌军兵力部署、武器配备情况绘成图册暗地里送给了独立团，所以独立团对平江布防情况已了如指掌。19日独立团在当地农民的指引下，从止马铺渡河，在东北方向突然袭击平江之敌。与此同时，第三十六团也渡过汨罗江占领了西山坑，从北面向平江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北伐军攻入平江并包围了敌军司令部，猛攻数小时后敌军被迫投降，敌司令官陆沄自杀身亡。8月19日北伐军胜利占领平江。
在右翼作战的第二十八团在团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向淡江、中洞岭守敌发起攻击，英勇奋战攻下中洞岭，在率队冲锋时蔡廷锴身先士卒，手负重伤，平江一役敌军死伤无数，被俘1600多人，缴获大炮11门，枪1000余枝。
第四军占领平江后，8月20日越过湘鄂边界，进入湖北，22日攻占通城。此时吴佩孚亲率敌军主力南下，准备于汀泗桥一线据险死守，以阻止北伐军逼近武汉。8月23日北伐军决定在25日前首先在十里铺车站截断粤汉铁路，这是歼灭吴佩孚主力的关键一仗，所以军部令独立团执行这一艰巨任务。叶挺接受任务后，立即急行军150多里，攻占了中伙铺车站，并歼灭了敌军企图北逃的一个团，按时完成了切断粤汉铁路线的任务。
这时，李宗仁指挥的第七军分兵两路，也于19日强渡汨罗江，分别占领了浯口和张家碑，23日会师于北港，经大沙坪向贺胜桥推进。唐生智指挥的第八军也于8月20日渡汨罗江，向岳州方向推进并于22日攻克湘北重镇岳州，经羊楼司进入湖北，至此湖南全境为北伐军所占领。
湖北汀泗桥、贺胜桥、武昌之役
汀泗桥位于粤汉铁路中伙铺与咸宁之间，地势险要，是湖北南部的重要关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吴佩孚见国民革命军长驱直入，已占领湖南，便令齐燮元代他为总司令留守长辛店，以拒南口之革命军，自己亲率嫡系刘玉春等部连夜南下，8月25日抵达汉口前线督战。吴佩孚决定先守汀泗桥、咸宁一线，待所部北方主力到达后再联合孙传芳进行反攻，并任命刘玉春为“讨贼联军总司令”。
当时中伙铺车站已被叶挺独立团攻占，第四军务部也陆续到达中伙铺一带。第四军决定先拿下汀泗桥镇。8月26日三十五团由中伙铺出发沿铁路两侧从正面攻打汀泗桥，三十六团从石坑渡出发由左翼进攻，第二十九团和三十团从右翼进攻，独立团为军预备队。27日凌晨，叶挺独立团在当地农民的带领下，经汀泗桥东侧大山中小路绕到汀泗桥东北角的古塘角，出其不意攻占古塘角，然后从东北方向猛攻汀泗桥。与此同时，第三十六团利用夜幕掩护渡河攀上敌军主阵地所在高山，向敌发起猛攻。第十师二十九团和三十团从饶家湾、赤岗亭由右翼向敌发起猛攻，第二十八团则由朱家湾、山窝廖和万安春向敌后迂回，截断铁路，防止敌军北窜。至上午9时仅几个小时的激战，北伐军便攻下了汀泗桥镇，并使溃退之敌大部分被俘获，打了一个漂亮的围歼战。
在此役中，吴佩孚亲自督战并下了“敢有退怯者杀无赦”的死命令，斩杀旅、团、营长9人，但也无济于事，最终惨败。
北伐军占领汀泗桥后，叶挺独立团发扬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乘胜追击向咸宁溃退之敌，趁逃敌立足未稳，27日正午一举攻下地形险要的咸宁城。至28日上午第四军其他师团才抵达咸宁。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非常钦佩在北伐中屡建奇功的叶挺，赞扬他“具有军事天才”。汀泗桥一役共歼敌1000多人，俘敌2400多人，缴获步枪1500多枝，大炮4门，战绩空前。
北伐军攻占汀泗桥镇后，敌军退至贺胜桥镇。贺胜桥一带丘陵起伏，茶树丛生，西南有黄塘湖，东北有梁子湖，便于防守，这已是武汉的最后一道险隘防线。贺胜桥除有原守军外，又有自汀泗桥、咸宁一线遗退下来的敌军残部，共数万敌军。吴佩孚亲乘装甲车在桥北督阵，妄图决一死战以挽回败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