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识,以前听人这么说过。”眉目间那股欣喜之色仍然飞动着。然而,他的眼神说明:他的思想倏忽间飘然远逸,好像到很远的地方捕捉了什么。接着又很感慨地加一句道:“她又小,又弱,也参加了打仗。人,就是要锻炼啊!……”
院里一阵脚步声传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房东大叔领着一个人进来了。这人穿一身半新洋布裤褂,耳尖上夹着半截烟卷,满脸灰气,微躬着身子,好像随时都想打躬作揖似的。但他一见我们,却把肚子腆了两腆,惊乍乍地喊道:“哎呀呀!同志你们可真命大,洋人成天价踢破门限子,你们生生地没出事!哎呀呀,我刚一听说你们在这儿,就吓了一身冷汗!……”接着,就问我们从哪一面出村,说他好派人送。他肯定:洋人马上要回来,一来就要挨门查户口。
这种借夸大敌情,想三言两语把我们吓跑的做法,一眼就给我们看破了。一种由于年纪小而被欺生的感觉,激怒了我们。又昌立起眼来问他是干什么的,贵姓。那人大咧咧回答:姓邢,本村的保长。
“邢保长,”又昌说,“先去给我们做点吃的。我们这个同志两三天没吃东西了。”
“嘻嘻,洋人来了怎么办呢?”
“吃多少粮食,我们给你打条子,你可以找抗日政府去报账……”
“可是,洋人马上要来了……”
“最好找点儿白面,做点面汤。我们这个同志是个彩号……”
“洋人一来,可要查户口!……”
又昌忽地眼睛一瞪,两道寒光凛凛然直逼保长面门,手往腰里一拍道:“查户口怕什么?这有手榴弹顶着!——你先给我找饭来!”
邢保长的脸刷地变白了,腰也马上躬了两躬,堆下笑容,说了些“行行,好好”的话。
随就往后撒腿,灰溜溜地想退出去。可是,又昌又把他叫住了,为了缓和一下僵局,他又说了几句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道理。随后问他村子里有没有治红伤的医生。
“这、这……可实在没有。”保长又把腰躬了两躬。
“能不能给这个同志找点什么药呢?”又昌指着我又问。
“药,咳咳……”保长把他那对老鼠眼滴溜溜一转,油滑地说,“倒是有两瓶补药,可就怕咱同志吃不起啊,一瓶,老头票就得七十多块!咳咳,要呢,我就给咱拿去。”
又昌把头低下来了。我于是朝保长摆摆手。保长躬一躬腰,带着房东拔腿走了。
“记着赶快弄饭来!”又昌追一句说。
“是是……”
不一刻,房东端来了两个大黑碗,一人一个,放在我们面前。
我挣扎着坐起来。三天不吃饭了,这时候才觉得真是饿极了。可是,碗里是黑糊糊似粥似汤的东西,翻一筷子,净是些莱梗树叶,只有一星半点白糁糁的小颗粒。闻一闻,酸不必说了,另有一种甜腥腥的邪味。我看一眼房东,房东扭脸向门外,凝视着墙角。转看又昌,他却已经把大半碗扒拉完了。我也忙吃了一口,觉得嘴里又苦又涩,不敢嚼,连忙下咽,又吃第二口……又吃第三口……到第四口时,胃里便觉得满了,仿佛还要往上涌。
又昌已经把他那一碗吃完了,便轻轻劝我道:“硬吃点吧,总比空肚子强啊——可也是,这饭太不像话了……”
我不禁冲口而出:“这不是饭,是猪食!”
又昌不由得一怔。我马上觉得不好,我是没有理由向他发脾气的。但已觉不好解释,便探问地转看着房东。
“大叔!”又昌叫了一声,房东这才吸一下鼻子,回过脸来。不知怎的,他眼里有些湿,嘴紧紧闭着,好像一张开便会涌出什么似的。又昌请他再去找保长来一趟。然而房东似乎再也忍不住他的难过和委屈了,他大声说:“同志,我恨不能把心给你们炒着吃了,可再去找他——就是找着,他也不来……”
又昌圆睁着眼,一阵,把炕一捶道:
“我去找!”说了便跳起来,要亲自上街。房东和我都慌了,赶忙拦住说,那么一来,可能招致更大祸害,说不定连房东都会受连累;要找,也得等到天黑!又昌嘴里仍在愤愤道:“这太欺负人了!这太欺负人了!”直到我问“是不是对我生了气”时,他才安静下来,又对着我的脸凄然道:“别的,怎么也好说,只是你——太黄了。”
随即,他猛地想起了补药的话,问房东道:“大叔,那两瓶补药到底是什么东西?”
“咳,”房东大叔叹口气说,“他们,是指着这两瓶东西讹人哩!听说,是一个‘白脖’官儿丢在保公所的,叫什么‘人造自来血’,说能补人的气血不足……”
“眼下东西在谁手里?”
“大半他们账房先生们攥着。”
又昌那浑黑的大眼里一波一波地放起光来,张着的手猛地往前一抓说:“既是白脖官儿的,咱去把他赊了吃!”
“同志,”房东大叔赶忙说,“保公所咱可千万去不得,进进出出都是鬼子派儿的,那班人一个比一个难斗!”
我也觉得又昌说的太天真了,便笑着劝他说;“算了吧,跟他们还能讨出好儿来。
离天黑还早呢,我看咱们还是先歇歇再说吧。”
又昌见我有些累了,便把房东大叔打发走,扶我重新躺下。我阖上眼,不久,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睡梦中,忽觉有人拉我的胳膊,张开眼,见是又昌,笑嘻嘻地把握着拳的左手伸到我的眼前,突然,手一张,沙拉的一声,二三十个红艳艳的扁圆豆儿,满炕席上滚着、跳着,像一个个很精致的小纽扣,红而且亮,显得那么鲜艳,简直可以说是娇滴滴的。又昌从兜里又掏出一个茶色的小瓶,里头盛的也是这样的小东西。我迷惑地把眼望着他,疑心自己依然是在梦中。
“吃吧,”又昌兴高采烈地点着豆儿说。
“这是什么?”“人造自来血呀。”
“嚄!怎么弄来的?”
“这……喏,房东大叔给赊来的。”
我还想再问些什么,可又昌急不可耐地把那豆儿往我脸前一推,催着说:“吃,吃,吃了再说!”我只好欠起身子,捏一粒放在嘴里。一面也抓了几个给他:“你也几天不吃饭了,一块补一补吧。”他却退着身子摇头道:“我壮着呢,吃了怕上火。”我急了,抓起一把向他一扬道:“你不吃我也不吃了!”他见我红了脸,才捏起一颗放在嘴里,却像吃糖球儿似的在牙齿间含着,好半天都不下咽。
这些扁圆的红得很可爱的小药丸,有些甜,还有一股炒豆面似的香味,想来该是现在我们常见的维生素一类的玩意儿。当时我主要是解饿,就一口气把那散着的二三十粒吃个精光,却也不显有什么感觉。只记得,在我吃完时又昌脸上那两只眼睛,流露着怎样的喜悦和欢乐,那是怎样的明亮啊!简直是两苗火,两朵花,两颗秋夜晴空中的星星!
“你觉得好些吗?身上是不是有点劲儿了?”他眯着稚气的大眼,笑着问。
“嗵嗵嗵……”一阵脚步响,把我俩吓了一跳。急看时,却是房东大叔。他风风火火地闯进来,满脸是眉飞色舞的兴奋,眼里闪着明朗的火花,早晨那副慌慌乱乱急于扔下家溜走的样子,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他大踏步直奔了又昌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大声嚷道:
“好家伙!你可真敢玩儿命啊!”接着转向我:“同志,你怎么也不拦住他?”随后又昂起头,自语似的赞叹道:“嗨!我只说关二爷单刀赴会那是唱戏哩,敢情天下真有这样的人!”
我被他这一路嚷弄迷糊了。又昌却忽地有些畏缩,连连递眼色给房东,怪他在那里多嘴。
房东大叔还是把故事告诉了我:就在我睡熟的时候,东院保公所灶上的刀勺响了起来,是几个过路的伪军在那里打尖。他们吃过之后便走了,保长和两个账房先生便围起桌子,大嚼那剩菜残羹。房东大叔其时正被抓往灶上担水。突然,他看见一个穿了军装、扎了皮带的八路,胸前染着牡丹花似的一片血迹,迈着堂堂大步,撞进了保公所——正是又昌。
他进得正房,堵着门口一站,响当当地说:“保长,那两瓶补药呢?给我看看。”保长万想不到他一个人会明出大卖地跑到保公所来,一时吓得呆了。不待保长发话,有个账房先生赶忙拉开抽斗,取出两个茶色的扁瓶儿来。又昌拿在手里,刚要拧开盖子,突然从大门口又撞来两个“白脖”,他们肩着大枪,披着子弹,扬风乍毛地直抢了上来。保长吓得一缩身,筷子都扔了。眼看无处可躲的又昌,立地身子一旋,闪在了门背后。那两个瞎眼的“白脖”竟而懵里懵懂撞进屋门,什么也未曾发觉;倒抢近饭桌,抄起筷子就去捞菜。其中一个拿起那茶色的小瓶对保长道:“二叔,这是治什么的药?”这时,他才猛然发现保长两眼木直,死僵僵盯着他的身后。他一回头,“呱啦”一声,瓶子掉在一个汤碗里,打个粉碎。那娇红的豆儿就叮叮咚咚地撒了一桌一地。原来他背后的门已经关上,一个莽墩墩的小黑汉子,左手拉着弦,右手把个手榴弹直直地插到他们眼前来。
“不许动!”
五个人:两个“白脖”,两个账房,一个保长,十只眼睛,都直勾勾盯在那悬在当头的手榴弹上;五个人,化做了五段木头。
“把枪给我!”又是雷震似的一吼。
这个毛发直竖、两眼冒火的小黑汉子,仿佛霍然变做一团光焰四射的刚烈之气,逼使得两个“白脖”颤抖抖话也未能哼一声,就乖乖地把枪递了过去。
“怕死不当八路军!”又昌把两支枪搂在怀里,展一展那副浓黑的大眼,大声说:“我本不想找麻烦,是你们自己碰来啦!对不住,你们得听听我的辖治!”接着,他赶忙问“白脖”们打哪儿来,干什么去,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这一问,竟意外地发现其中一个家伙原来就是本村人,他的妻儿老小就住在丁字街小庙的对门,今儿来此只是想捡洋落儿赶嘴吃的。
又昌皱起眉想了一想,便高喝一声,对“白脖”们讲起一番中国人不该糟害老百姓的道理来。最后,把手一挥,断然道,“得啦!八路军有宽大政策,我还等着走道儿呢,放了你们啦!”说着,把两棵枪的枪栓卸下,将撞针在阶石上撞弯,扔给“白脖”说:“你们可老实点,我记着你就是丁字街小庙对门儿的!——去吧!”两个家伙这才拾了烂枪,退一步一鞠躬地跑了。
又昌动手去捡那桌上地下的小红豆儿,可惜有一大半泼了菜汤还沾了泥,捡了半天,只落得一握,便和那一整瓶一起拿着,向保长道:“明明是鬼子们丢下的东西,你怎么敢要七十块钱?”保长自“白脖”进来就一直瘫在椅子上未能动弹,如今才挪一挪尿湿了的屁股,捣蒜似的点着头说:“拿去吃吧,拿去吃吧……”
他就是这样把补药“赊”了来的。
听完故事,我激动得望着又昌,一时竟完全忘记了说话。好一阵,我才一把攥住他的手,想骂他。可是,还未开口,泪水就夺眶而出了……
转眼之间,这事过去已近二十年了。至今想来,那一切仍在眼前。记得就在当天,我们碰到了一支自己的部队,我马上被安置去休养,于是,就那么匆促地与又昌分了手。临分别,还记得他问过我一句话:“喂,你看,穿白也能当兵吧?她比小兰要壮得多呢。”这句话,曾在我耳边响了很久。至于那个盛“人造自来血”的瓶子,我一直把它随身带了三年多,拿它盛纽扣和针线,也盛过盐粒和墨汁。抗日战争快结束时,不料在一次偶然的比较紧急的情况下弄丢了,使我难过了好多时候。
以后,再没有能和又昌见过面。解放战争后期,有消息说他在海南岛,五二年,又听说在朝鲜,但一直未能接上头。曾到他的老家去探望过,老人仍健在,如今在生产队里任着饲养员。至于妹妹穿白,早已是一位妇联干部了。
又昌啊!你在哪里呢?与又昌不见已近二十年了。然而他仍然时时像一颗明星一样降临到我的回忆中来,推动我前进,激励我奋发,督促我向上!
1961年11月27日改于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