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众说纷纭的围棋起源
琴棋书画，中国古代四大艺术，源远流长。
琴棋书画之棋，指的就是围棋。
晋朝人张华在他写的《博物志》中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还提到，舜觉得儿子商均不甚聪慧，也曾制作围棋教子。
按照这种说法，制造围棋，是为了开发智慧，纯洁性情的。
不过也有另一种看法，认为“夏人乌曹作赌博围棋。”
唐朝人皮日休在其《原弈》一书中则说，围棋始于战国，是纵横家们的创造。他的根据是，围棋“有害诈争的之道。”
这样一来，围棋又成了寻欢作乐，耍弄权术的工具了。
其实，这些说法都不过是推测而已，尧、舜之说只是编织的美妙传说。乌曹在《古史考》中被认为是造砖的先祖。在造围棋方面找不到更多的佐证。至于皮日休提出的围棋源于战国。更不足为信。早在春秋时，孔子就已经提到围棋了。
在甘肃水昌县鸳鸯池出土的原始社会末期的陶罐，不少绘有黑色、红色甚至彩色的条纹图案，线条均匀。纵横交错，格子齐整，形状很像现在的围棋盘，但纵横线条只有十至十二道，而不像现在是十九道。考古学家讽称之为棋盘纹图案。
湖南省湘阴县挖掘出一座唐代古墓，随葬品里有围棋盘一件，大小呈正方形，纵横各十五道。
在内蒙发掘的一座辽代古墓里，挖出围棋方桌，高十厘米，边长四十厘米，桌上画有长宽各三十厘米的围棋盘。棋盘纵横各十三道，布有黑子七十一枚，白子七十三枚，共一百四十四枚。另有黑子八枚，白子三枚空放着。想必墓主生前好弈，舍不下一盘残局，带到九泉之下琢磨去了。
这些只是众多考古新发现中的几件古物，但足以说明几点：首先，不容置疑的是，围棋在原始社会时，已具雏形。纵横交错的棋盘图形已经基本形成。
其次，从出土棋盘的十、十三、十五……直至今天通用的十九道线的发展过程看，围棋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天里突然创造出的奇迹，而是经过了由简单到复杂，棋子由少到多，着法由单一到多样的发展变化过程，时间跨越数千年，集聚了无数围棋爱好者的智慧和经验，逐渐被改进，被丰富，最后形成今天这种规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围棋的创造者，是我国广大的劳动群众。
由于战事频繁，军事学知识渐渐积累起来。下围棋和军事上的运筹帷幄有几分相似。战争的需要势必加速围棋的发展。两汉时已有人把围棋当作兵法，《隋书·经籍志》还有棋谱收入兵书。
有了上面那些推断和考古学家的发现，围棋诞生于何处已不言自明，但是，日本松井明夫先生在其《围棋三百年史》的“发端”一篇中说：“围棋与象棋有它们的共同的祖先，就是中亚细亚的一种‘盘戏’。它流传于西方成为国际象棋，流传于东方而受到中国天文及其他科学的影响，改良成为十六道的围棋。”
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回顾历史，从《左传》、《论语》、《孟子》等书中。很容易了解到，围棋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广为流行，甚至出现了诸侯列国都知道的围棋高手。众所周知，那个时候，中国和西域各国还没有交往。直至西汉时方有张骞出使西域，中国才和中亚细亚诸国有了文化交流。而那时，围棋在中国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了。
二、出现了围棋高手的春秋、战国时期
“鼻祖”弈秋
围棋见于我国史籍最早的记载，是春秋时期，至今已有二千六七百年的历史了。
弈秋是见于史籍记载的第一位棋手，而且是位“通国之善弈者”。关于他的记载，最早见于《孟子》。由此推测，弈秋可能是与孟子同时的人，也可能稍早一些，大约生活在战国初期。
弈秋是当时诸侯列国都知晓的国手，棋艺高超，《弈旦评》推崇他为国棋“鼻祖”。
出现弈秋这样的高手，说明当时围棋已相当普及，可以肯定，像弈秋这样的国手不只一人。弈秋是幸运的，春秋战国延续五百年，他是留下名字的惟一的一位棋手，也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位棋手。
三、围棋大发展的两汉三国时期
汉朝时，围棋发展还较缓慢。目前见于史籍的棋手，都是西汉时期的。
据说，西汉时人称杜陵人杜夫子为“天下第一名手。”他棋艺高强，好棋如命。有人讥笑他在下棋上乱花工夫浪费时间，谁知道他却回答说：“我精通了围棋之道，可以弥补孔夫子之不足。”一个封建士大夫，竟敢说这样的话，可见他确实是把围棋当作一种艺术，当作一门不在儒家经典之下的学问来研究的。而且，杜夫子看来还是位有胆气的汉子。
西汉时，以棋扬名的还有陈逐。传说，陈逐因陪汉宣帝下棋，讨得天子欢心，后来还得了太原太守的官职。
汉代宫中盛行围棋。据《西京杂记》记载，每年八月四日这一天，戚夫人总要陪高祖刘邦下围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八月四日下围棋成了汉宫中的风俗，晋人干宝在其《搜神记》中说，这天下棋，赢家可以终年有福，输家可能遭疾病之灾，要免除灾难，只能取一缕发丝，面朝北辰星，乞求它赐予长命百岁，给这一风俗涂上了神秘色彩。但不管怎么说，汉代朝野皆下围棋是有据可查的事实。
围棋到了三国时，出现一个大发展的局面，涌现出大批优秀棋手。
曹操是三国时众所周知的政治家、军事家，计谋多端。据《三国志·太祖纪》记载，曹操的棋力也不弱。他与当时魏国的著名棋手山子道、王九真、郭凯都交过手，棋术即使不在其上，也堪称对手，旗鼓相当。
三国之中，蜀国下围棋的人相对少些，但也不无名家。《三国志费祎传》中说，费祎很喜欢下围棋。后主延熙七年间，魏军大举侵犯蜀国，费祎率兵抵挡。当时，形势很紧张，敌人大兵压境，蜀军随时都有战败的可能。费祎却指挥若定，稳坐军帐之中，与光禄大夫来敏专心致志地下围棋很有大将风度。据说，在这战乱之秋，费祎常下围棋，劳逸结合，从不影响战事。
在吴国，围棋流行的程度不亚于魏国，甚至还出现“棋圣”、“弈圣”。
严子卿、马绥明是吴国最有名的棋手也就是被称为“棋圣”、“弈圣”的人物。可以说在当时是天下无敌了。相比之下严子卿的棋力可能更强一些。据《吴录》说，他名叫严武，当时棋手中没有他的对手，他和书法家皇象、画家戴不兴等人被人称为吴国“八绝”。
吴国上层人物中，好弈者甚多。孙策、吕范、诸葛瑾、陆逊等都是围棋好手。
围棋的发展，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棋艺的提高，一是棋盘的改进，二者是相互关联的。棋艺提高了，就要求进一步改进棋盘，棋盘改进后，又对棋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围棋纵横十六道线的棋盘保持了相当长时间，汉魏三国时，围棋呈现出发展趋势，围棋高手，很可能不满足十六道棋盘。至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十九道线，三百六十一路棋盘出现于何时，尚无定论。
《孙子算经》上有句话：“今有棋局方十九道，问用棋几何？答曰：三百六十一。术曰：置十九道，自相来之，即得。”问题是，《孙子算经》作于何时，历来看法有分歧。清朱彝尊认为是春秋时孙武所著。清阮元则认为是周朝时的著作。但因《汉书·艺文志》未录，至《隋书·经籍志》上才有记载，也有人就认为是两晋南北朝的著作。近人又考据论证，它可能是东汉时的作品——如果此推断不错，那就是说，东汉时围棋盘已是纵横十九道了。
东汉人马融、蔡洪在《围棋赋》中，有“棋锥”、“五岳”的提法，对这些布局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只有十九道线，三百六十一路的棋盘才可能形成。这再次说明这种棋盘是东汉时问世的。
但三国时魏国邯郸淳的《艺经》里写着，“棋局纵横各十六道，自黑棋各五十枚。”而且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的古墓中，人们发现初唐时彩色围棋仕女图，画的围棋盘是十六道。
与此相关联的是著名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的真伪问题。这一棋局见于来人李逸民编的《忘忧清乐集》，多少年来影响很大，但因为这局棋是在纵横十九道的棋盘上展开的，和三国时邯郸淳的记载相违，从清朝人钱大昕开始，对它的真实性发生了疑问，百余年来争论不休。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局棋。
我们认为，棋盘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这种变化要被所有的棋手认可，不可能在一时一处完成。新形式总是由局部到全面，逐渐推广完善的，而老形式也不可能一夜间在地球上完全消失。我们可以这么设想，纵横十九道围棋盘，最早出现于东汉，完成于隋唐，而纵横十六道围棋盘，到初唐时尚未完全消失，还在部分地区流行。如果这个设想得到证实，那么《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的真伪就不难分辨了。
围棋盘由纵横十七道二百八十九路，改为纵横十九道三百六十一路，在围棋发展史上是一飞跃性的变化，从此以后的全部围棋史都将证明这个飞跃具有重大意义。
四、围棋风靡一时的晋朝时期
还是下棋要紧
晋武帝的秘书丞张华棋术高明，常被皇上召去对弈。一次正下着棋时，老将军杜预给皇上送来奏请伐吴的表章。张华见此情况，马上站了起来，把下到一半的棋盘推开，侃侃而谈，劝说晋武帝伐吴，武帝真还听了这位棋友的意见，决定兴师伐吴。
讨伐胜利后，武帝又重操棋子，这回他可非下过瘾不行了。这次是与王武子对局，投降过来的吴主孙皓就站在一旁观看。下了一会儿，晋武帝忽然问孙皓，“你为什么喜欢拨人皮？”（吴国刑法严酷，“每凿人眼目，剥人面皮。”）孙皓回答：“对君主无礼的人就该剥皮。”王武子怒斥孙皓就是无礼的人，晋武帝却说，“还是下棋要紧。”
性情各异的东晋棋手
东晋会下棋的人很多，开国元勋丞相王导精通棋艺。他曾与长子王悦对弈，认为这里面有无穷乐趣。他的次子王恬多才多艺，其中围棋最好，是东晋初年最有名的棋手之一，与王恬齐名的，还有江霖，他也有多方面的才能。
围棋是陶冶人的性情的，下棋的布局、着法、时间、节奏，乃至对输赢的态度，很能表现一个人的性情。我们从《晋书》中摘取几段东晋棋手的小故事，读者可以从这些小故事中看到东晋棋手迥然不同的性情和修养程度。
谢安是当时著名的围棋爱好者。苻坚率军侵犯晋国，打到淮肥时，京师震动。晋帝当即提升谢安为征讨大都督。前方战局吃紧，谢安的侄子、将军谢玄前来请示退敌的办法。谢安面无惧色，不以为然，说是自有办法。让谢玄随他与亲友一道去山中别墅游玩。到了山中，谢安摆开棋盘邀侄儿对局。谢玄原本棋高一筹，这时因为紧张，糊里糊涂败给了谢安。谢安很高兴，晚上回家后，开始指示如何对敌作战的方案。这一仗把入侵的苻坚打得溃不成军。捷报传来，又碰上谢安在下棋。谢安扫了一眼捷报。顺手放在床上，声色未动，继续下棋。客人们忍不住手纷纷问他仗打得怎么样。他这才缓缓地说：“仗打胜了。”谢安临危不乱，坚定沉着，风度令人叹服。
祖纳也是东晋时代的围棋好手。他的弟弟祖逖在北伐中因孤立无援而告失败，为这事他很悲伤，终日下棋。朋友王隐劝他爱惜时间，不要全部花费在下棋上，祖纳回答：“我是借围棋来使自己忘记忧愁。”王隐说：“你可以通过建树功勋或著书立说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何必借围棋来忘记忧愁呢？”祖纳喃喃道：“你的话我同意，可我没有那种力量。”祖纳的隐忍、自知，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当时还有袁羌、颜延之、潘茂、卢循、王虞等目前有据可查的棋手。
史书上能记载这么些棋手的名字，甚至还能让后人了解到这些棋手的性格秉性，说明当时这些棋手就很受人关注，他们的事经常被人谈论。
五、名手辈出、百花争艳的南北朝时期
南朝的一些皇帝都十分喜欢围棋，如宋武帝刘裕，文帝刘义隆，明帝刘域、齐高帝萧道成，武帝萧绩、梁武帝萧衍，简文帝萧纲；陈武帝陈霸先，还有后主陈叔宝等，他们有的设置官署管理棋手和围棋活动；有的举行围棋等级赛（甚至自己也参加这种比赛），有的组织编辑棋谱（甚至自己就是撰写人）……所有这些作为，对南朝围棋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
宋朝就有人因下围棋而得官的。据《宋书·羊玄保传》记载，羊玄保棋下得不错，“棋品第三”。宋武帝与他下棋时，与他打赌，如果他赢了，武帝给他个大官，史书上称之为“赌郡戏”。最后，羊玄保果然胜了，武帝亦不食言，真的给了他一个宣城太守的官。
《南史·虞愿传》上讲，宋明帝刘域喜爱围棋，但水平不怎么样。下棋时要在棋盘上“去格七八道”，即用小棋盘。可他偏要和当时最好的棋手王抗对局。王抗诚惶诚恐，除了让子之外，还不时地吹捧皇上：“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宋明帝居然就信以为真了，自以为天下第一，对围棋更着迷了，还特别为围棋手们设置了一种专门的官署，叫做：“围棋州邑”。《南史·王湛传》中是这么记载的：“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湛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硅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这是我国历史上统治阶级第一次为围棋手们设立的官署，客观上起了推动围棋发展的作用，从此以后，人们不但对围棋的看法有所改变，而且有更多的人把围棋当作一种学问和技艺加以研究。
围棋如此兴盛，连闺阁里的女子，也对围棋发生了兴趣。齐朝东阳地方，有一个名叫娄逞的女子，知书识礼，有点文才。据《南齐书·谢论传》中说，她粗略地懂点围棋。可在当时，女子下棋没有对手。娄逞如同木兰一般，便女扮男装与达官贵人交往。此举足以说明这女子不是平庸之辈。果然，娄逞的才能被发现，她被任命为扬州议曹从事。可惜后来人们发现了这位从事大人是位乔装打扮的女子。宋明帝一道圣旨，将其遣送还乡。娄逞换上女装上路了，一路上叹息不已：“我虽有这样的本事，却依然要作老妇打扮，真是太可惜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女子学棋十分不易，娄逞是勇敢的，她是我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位女棋手。
梁武帝肖衍是个棋迷，据说他常常通宵下棋，能奉陪到底的不多，陈庆之是其中之一。《梁书·陈庆之传》记载他从小就跟随梁武帝，陪梁武帝通宵下棋不困。武帝很喜欢他。
到溉也是常陪武帝下通宵棋的棋手。《南史·到溉传》说他棋力为第六品，但记忆甚好。有一回到溉在武帝面前，和当时棋力上品的棋界名手朱异等人赛棋。赛完后到溉复盘，不错一子，因而得到梁武帝的特别赏识。
梁武帝不仅喜欢棋手，还主持棋事。他曾令大棋家柳恽和陆云公主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围棋大赛，规模宏大，轰动一时。比赛后，由柳陆二人主持给棋手们定品级。据《南史·柳恽传》上记载，当时能评上品级的棋手就有二百七十八人，可见参加的人很多，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一次全国性围棋比赛。
当时评定棋手有九个品级。这种棋品制，在三国时就已经出现了。《说郭》上曾引魏国邯郸淳的《艺经》，上有：“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复云。”这种品级制，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棋手九段制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