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之后的陈朝，棋事不及梁朝那么纷繁，可以查找到资料的下棋者，仅二人。一是司马申，他十四岁时已有棋名，后来梁州刺史阳子春曾请他下棋，名手朱异当时也在场，局中，司马申有不少巧思妙手，使得在旁观看的朱异都惊叹不已。
另一位叫陆琼。《陈韦·陆琼传》上说，陆琼八岁时便能观棋不忘，复盘一子不差。京城人都称他为神童。
汉图可能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棋谱。到了晋朝，棋谱集得更多一些了，据《隋书·艺文志》载，司马伦、马朗曾合著《围棋势》二十九卷。
不过，棋谱的大量出现，在围棋发展史上成为一件具有影响力的大事，是在南北朝时期，这与围棋的盛行，当时统治者对围棋的重视，以及纸的广泛应用等因素有关。
南北朝期间出现的“棋势”、“棋图”、“棋品”之类的专著不下二十种，其中“棋势”、“棋图”是对局的记录，“棋品”可能是对棋手的品评。
据史书记载，当时对棋谱的编写是很认真负责的，例如褚思庄与羊玄保对弈，“因制局图，还于帝（宋文帝）前复之”。梁武帝时，特邀三品棋手柳恽“品定棋谱”，著名棋手到溉则常与“朱异、韦黯于御坐校棋比势，复局不差一道。”
这些编撰成集的棋谱无疑都是当时名棋手对局中的精华。这些棋局能汇集成册，便于流传和推广，对围棋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棋谱的产生，是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有了棋谱才有可能总结围棋的实战经验；才有依据去研究围棋的经验。
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记录已全部失传了，这使我们失去了一些极为重要的史料。虽然如此，南北朝时众多的围棋谱对后来围棋的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近期发现的敦煌写本《棋经》，也是南北朝时的一部重要围棋著作。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南北朝时的围棋理论，在东汉班固《弈旨》和《围棋赋》等书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全书共有七篇，是一本较完整的论著。
南北朝时围棋史上出现的大飞跃，是以往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以后几百年围棋发展史的新开端。
六、诗如潮涌、棋如星云的唐、五代时期
唐代一共经历了二百九十余年。在这个昌盛的时代，围棋有了空前的发展，展现出了一幅绚丽的图画。
唐朝统治者对围棋颇为重视，唐玄宗特为围棋手们设置了一种官职，叫“棋待诏”，官阶九品，与“画待诏”、“书待诏”同属于翰林院，所以又被统称为“翰林”。至此，围棋手开始成为国家高级文职人员，从而确定了围棋在我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
唐代统治者对围棋的重视，使围棋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获得更快的发展。因此，唐代棋手多如星云，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推王积薪。
王积薪是唐玄宗时的棋手。据《西阳杂俎》记载，开元年间，王积薪曾在丞相张说家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和一行和尚下过棋。王积薪自知棋力不差，不久便去考翰林。果然一战告捷，成为“棋待诏”。以后他就常在宫中陪唐玄宗下棋。
王积薪性情豁达，不拘小节。在棋艺上则刻意求精，勤勉好业。当时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王积薪成名后，从不以名家自居，每次外出游玩，身边总带着一个竹筒，里面放着棋子和纸画的棋盘。他常把竹筒系在马车的辕上，途中不管遇见谁，哪怕是平民百姓，只要会下棋，都要下马来对弈一盘。谁要赢了他，还可以享用他款待的一顿佳肴。
王积薪在当时所以名震天下，不仅是因为他棋艺高超，而且由于他提出了一套围棋理论，根据前人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围棋《十诀》。这《十诀》为：一、不得贪胜。
二、入界宜缓。
三、攻彼顾我。
四、弃子争先。
五、舍小就大。
六、逢危须弃。
七、慎勿轻速。
八、动须相应。
九、彼强自保。
十、势孤取和。
围棋复杂多变，而王积薪仅仅以这十条，四十字，极其简练、准确而又通俗地概括了围棋实战中的战略和战术；总结了全局和局部，进攻和防守中的一些重要原理。有了这十条，便可把握住围棋实战各个阶段的关键之处。
《十诀》的影响十分深远。宋、明、清的棋手，莫不以《十诀》为座右铭。他们在探讨围棋理论时，也都把《十诀》作为基本原理，在《十诀》的基础上，不断发挥和提高。
《十诀》是我国古典围棋理论中的瑰宝之一。
王积薪另有三本围棋专著已经失传。其中《金谷九局图》记录着唐玄宗开元年间，王积薪与棋手冯汪在太原尉陈九言家里下的九局棋。因陈九言家又称金谷园，所以题为《金谷九局图》。可惜棋谱已经失传，我们无从知晓九盘对局中，双方精妙的棋艺与风格。但从晚唐诗人韩描写《金谷九局图》的诗句：“眼病休看九局棋”中，我们仍可想像出九局棋的激烈厮杀情景。另外，我们目前还能够从幸存下来的王积薪习用式子——“一字解两征”（见宋代李逸民所著《忘忧清乐集》）中，看到名棋手棋艺水平之一斑。
除王积薪之外，唐代尚有不少一流棋手。在唐朝日益频繁的国事交往中，这些围棋高手起了不少积极作用，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声誉。
开元25年，即公元738年，新罗（朝鲜）国王兴光病逝。唐王派出左赞善大夫邢涛为特使，前往新罗参加吊祭活动。唐玄宗知道新罗和中国一样，是君子之国，礼仪之邦，“其人多善弈棋”，便命当时我国围棋名手杨季鹰作为邢涛的副手，一同前往新罗。这是我国历史上记载的去朝鲜的第一位棋手，杨季鹰显然棋高一着，到那儿后没有人能战胜他，朝鲜人民钦佩他，送给中国使者许多贵重的礼品。
顾师言也是当时的著名棋手。《旧唐书·宣宗本记》上，曾记载了一件他与来访的日本王子对弈的事。《杜阳杂编》记载更详细：日本国王子来访唐朝，唐宣宗得知王子精通围棋，便把顾师言召进宫，命他和王子对局。王子很高兴，拿出了极为名贵的棋盘“揪玉局”和棋子“冷暖玉”，谨慎地摆下阵势。虽说是下棋，因为两人是代表着各自的国家，心情都很紧张，一时胜负难分。顾师言惟恐有负君命，有辱国威，每投一子，都要凝思良久，举棋时，手指已经汗嗞嗞的了。经过一番苦战，到三十三着时，顾师言终于把日本王子逼到了“瞪目缩臂，已伏不胜”的境地，从而大获全胜。这就是有名的“三十三着镇神头”。
此事是否真实，自明代王世贞起，就有疑问。但不管怎么说，顾师言毫无疑问是位杰出的棋手。唐宣宗时，曾以一只盖金花碗为奖品，举行过围棋比赛。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围棋奖杯赛了。在这次比赛中，顾师言力挫群雄，最后战胜一位叫阎景实的棋手，夺得冠军，可以相信，以顾师言的棋力，是足以振国威的。
南唐围滇大家是当时的吏部尚书徐铉。他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围棋理论家，著有《棋图义例》、《金谷园九局谱》、《棋势》等围棋理论著作。他的《棋图义例》在我国围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棋图义例》中，徐核将当时围棋实战中的各种术语和各种着法，归纳总结为三十三种，其中有些现在还在应用。它们是：立，行，飞，尖，粘，干，绰，约，关，冲，觑，毅，割，顶，捺，跷，门，断，打，薛，聚，劫，搜，扑，勒，刺，夹，盘，松，持。
研究着法，实际上就是研究围棋的战术。《棋图义例》可以说是我国围棋史上第一本全面研究围棋战术的著作。
为便于人们记棋谱，徐铉分别给围棋盘上的十九道线冠以名称，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大大方便了棋谱的记录，它对于棋谱的流传起了重要作用。徐铉给十九道线取的名字为：一天，二地，三才，四时，五行，六宫，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闰，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六星，十八松，十九客。
随着时代发展，这种记谱名称逐渐被：“1，2，3，……”和“一，二，三……”所代替，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唐、五代棋书很多，除了王积薪、徐铉写的那几本，至少还有《棋图》、《玉溪图》、《棋势图》、《棋势新注异图》、《弈棋经》、《棋要诀》和《棋术要诀》等，但除了王积薪的《十诀》和徐铉的《棋图义例》之外，现都无处查找。
关于古谱的亡佚，近代学者孙鉴认为：是因为“术士深秘其书而毁之”，以便“独持自夸隐晦之极”。也就是说，有些棋手，得到古谱后，怕流传开去别人也学会了着法，显示不出自己的高明，便将它们付之一炬。封建社会印制技术落后，版本稀少，毁于一炬不无可能。加上那个时代以棋进阶者不乏其人，独持秘诀之心也并非夸张之言。但不管怎么说，古谱的散失影响了围棋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情。
七、众国手争霸棋坛的宋、金、元时期
到了宋朝哲宗、徽宗时，出了独霸棋坛、所向披靡的大棋手刘仲甫。他在围棋各方面都比王积薪有所发展，对后来棋手影响甚大，是围棋史上承上启下的人物。
刘仲甫著的《棋诀》，是对王积薪《十诀》的发展。刘仲甫结合以前历代棋家的经验，把围棋实战中各种着法，各种变化，各种次序，在理论上概括为布置、侵凌、用战、取舍这四个方面，并对各方面做了深刻的阐述，提到了围棋战略的高度。
《棋诀》从理论上阐明了布局的重要性。第一次从战略的角度提出布局问题。刘仲甫准确地指出了布局的原则，在着法上也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见。刘仲甫认为，布局是围棋之基础。
从全局、从战略上重视打入，是刘仲甫围棋理论的又一特色。他提出了进攻的时机问题，总结了打入的普遍原则。
刘仲甫对战术上的对杀，持慎重态度。他认为不可轻举妄动，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棋诀》的精彩之处，还在于它把任何一个局部得失，都放在全局加以考察。对于实战中的取舍，刘仲甫也有独特的创见。
总的说来，刘仲甫的《棋诀》较之前人的棋书，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地总结了围棋的一些规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是围棋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刘仲甫独霸棋坛足有二十年，但人终老，棋终衰，不断涌现的新棋手，不少人跃跃欲试，想压倒刘仲甫的棋霸地位。当时敢于和刘仲甫一争高低的三位棋手是：祝不疑、晋士明、王憨。
绍圣初年，祝不疑进京去礼部办事，同乡硬把他拉到寺庭里观国手下棋，正巧这天刘仲甫也在那儿。在人们怂恿下，不疑与他下了一盘。一上来，不疑请仲甫让子。刘仲甫说：“非高手不到这里下棋。在这儿下棋是对子才行。连先后都还得争呢！”最后，还是刘仲甫让先，这盘棋下到终局，祝不疑败三目棋。他又问刘仲甫：“现在是不是可以让子了？”刘仲甫说：“我看你的棋，开始阶段走得很好，要照这样下，我是不能让先的。可惜后来不怎么理想。你如果还这么下，我让五子也可以，岂止是让先。”祝不疑笑而不语，他们又下了第二盘。
这盘棋不是让先而是分先了。下到三十余子，刘仲甫突然停下，拱手问到：“官人贵姓？家住何处？”祝不疑的同乡忙回答道：“他是信州的李子明。”刘仲甫说：“我虽不出京城，但天下有名的棋手我都知道。这几年，听说衡州有位祝不疑，棋力甚强。听人说他今年秋天被州府推荐，进京做官了，不知你是否认识此人？”停了一下，刘仲甫有点抱歉地告诉不疑：“我今天和朋友有约会，这盘棋下不完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登门拜访，我们再接着下。”说完就准备走。这时不知是谁告诉他，刚才和他下棋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祝不疑，刘仲甫感叹地说：“真是名不虚传。”
后来，刘仲甫去看望过祝不疑数次，奇怪的是，从来不谈棋。也许刘仲甫已看出祝不疑棋力不凡，怕下不过他，使自己国手之名蒙羞。《春诸纪闻》中就有这样的评价：“近世士大夫棋，无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
王憨的棋力可能与刘仲甫不相上下，可惜在棋坛上活动时间太短，过早地去世了。《铁围山丛谈》里写到：“有棋手王憨者，以其能迫仲甫，未几而痛心死。”
后起之秀晋上明也是刘仲甫的劲敌。政和初年，晋士明年方二十八九，棋力已在仲甫之上，甚至高出两道有余。他下棋左右纵横，神出鬼没，很有特点，名噪一时。刘仲甫知道后，主动找他对局，果然连吃败仗。书上说刘仲甫“为晋士明再四连败之。”
《宛委余编博物志》上也有评价，认为：宋朝时，继唐朝王积薪而棋品最高的，要算江南的刘仲甫。当时能与刘仲甫抗衡的，有王憨。后来出现的祝不疑，棋力比刘仲甫高“一道许”，再后出现了晋士明，“河东晋士明高仲甫两道许。”刘仲甫独霸棋坛的局面就此结束。
王世贞在《弈问》中认为，刘仲甫高于王积薪，确是水平问题。而祝不疑、晋士明高于刘仲甫，则是利用了刘的弱点，况且，刘仲甫那时年事已高，祝、晋二人则是风华正茂之时。
此外，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棋手是王与珏，他与刘仲甫在东京万胜门里长生宫对弈的场面，被描绘在《长生图》里，流传至今。
宋哲宗元祐九年，刘仲甫、王珏和另外两位棋手杨中和、孙先，曾在彭城举行四人联棋赛，这个遗局被称为《四仙子图》。
南宋时，出现一位著名的女棋手。她叫沈姑姑，棋艺很不一般。据《太平清话》里记载，她因擅长围棋而在内廷奉职。
金、元时期的棋手见于记载不多。我们现在只知道金朝的围棋竞赛制度与宋朝相仿。金世宗时，贵族宗室中棋风甚盛。据《金史》记载，围棋赛中还曾闹了一起纠纷，监察御史梁襄因此受了处分。
金朝时被推为全国第一的棋家是张大节。他曾被召至宫中与礼部尚书张景仁对弈，张景仁也是一位著名棋手。
据《中州集》上说，金史公文章书法“皆有前辈风调”。围棋也“绝人甚远”。
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爱好围棋，身边聚集了一些名手。宫中下棋者甚多。元人袁伯长有《宫娥弈棋图》诗，描写了宫女们下棋的情景。
宋、元时，出现了三部重要的棋书，直接影响后世，在围棋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这三部书是：《棋经十三篇》、《忘忧清乐集》和《玄玄集》。
《棋经十三篇》在宋仁宗皇佑年间问世。它的作者，有人认为是张拟，有人认为是张靖，尚未有定论。
《棋经十三篇》的《序》，对整个围棋的形势进行了分类，谈到围棋着法与战术，与兵法相似。《论局篇》对棋盘进行了解释。《得算篇》则强调计算关系到一局的胜败，因此要心中有数。《权与篇》谈的是布局，指出了布局的重要性和原则，《合战篇》则全面周密地提出了实战中的各种问题，这是全书最重要的篇章之一。《虚实篇》主要探讨战术进攻的原则。《自知篇》把有无自知之明提到了胜败的高度加以阐述。《审局篇》要人们特别重视棋局形势的变化，做到成竹在胸，《度情篇》从各个方面讨论了态度问题。《斜正篇》谈的是棋风问题。在《洞微篇》中，以变化的观点探讨了围棋战术，列举了战术上一系列原则。《名数篇》归纳了下子的三十二种术语。《品格篇》把棋力的高低分为九段。《杂说篇》则比较芜杂，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提出了棋手的品质作风问题。
《棋经十三篇》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系统性。我国古典围棋理论，从尹文子和太叔文子算起，中经班固《弈旨》、马融《围棋赋》等，到了敦煌写本《棋经》和王积薪的《十诀〉，才逐渐开始系统化。但真正建立起一个体系的，还要算《棋经十三篇》。这标志着我国古典围棋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