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用电视“传播内容”而用电视“媒介现实”来表述电视传播艺术的实践基础呢？的确，直观地看，“传播内容”可以包括“非虚构”类、“虚构”类甚至介于二者之间的全部传播内容，但由于“传播内容”本身的相对“静态”，很难将“动态”的电视传播、电视艺术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内涵包容进来，而电视“媒介现实”则可以视为电视传播内容的“动态”化体现，而且可以将电视传播、电视艺术更为丰富的层次、方面包容进来，所以我们还是以电视的“媒介现实”来作为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实践基础。
从理论研究的性质来看，电视传播艺术研究是一种“中介”性的研究，是介于电视新闻学、电视传播学与电视艺术学之间的中介性学术研究。“中介”性的研究，既有现实社会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存在作为事实、实践的依据，恰如列宁所说，“要真正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一切‘中介’”，同时“中介”性研究也是一种普遍的理论研究的思维方法、方式，恰如恩格斯所说，“一切都在中间环节融合，通过中介过渡到对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在中外大量著名学术著作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中介”性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电视从初创至今才只有几十年时间，对于实践的研究也还远说不上深入。不论是电视的实践基础，还是电视的理论研究，都存在着大量的中间地带——中介性环节、领域，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开展，只是这种“中介”性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是电视“中介性”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至于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可以包容多少“中介”性元素、环节、领域，本文将在后面的论述中逐渐展开。
二、电视传播艺术的界定与构成
电视传播艺术从表面来看，只是电视媒体内部“传播”与“艺术”两大部类中间地带领域的一种文字表述，但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我们可以发现：“传播艺术”并非只限于电视媒体，也不仅仅限于传播领域或艺术领域，而且有着更为丰厚的人类活动与实践依据。当然，电视传播艺术自身有其独特的质的规定性，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外延和构成，同时也与相近、相关的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
1.“传播”、“艺术”与“传播艺术”
“传播艺术”从字面上看，是由“传播”和“艺术”构成的。“传播”在中外学者那里有着丰富的解释，例如，从语言与符号的角度，将传播视为“用言语交流思想”的行为（J.B.霍本，1954年），或“运用符号——词语、画片、数字、图表等传递信息、思想、感情、技术等”行为与过程（贝雷尔森、塞纳，1964年）；从传、受关系角度来看，传播被解释为“传受信息的行为”（张国良，1995年），“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众之间的一系列传播关系”（沙莲香，1990年），“是我们了解别人并进而使自己被别人了解的过程”（M.P.安德森，1959年）；从传播的存在形态或状态来看，传播被解释为“是信息在时间或空间中的移动和变化”（戴元光、邵培仁、龚炜，1988年），“是信息的双向流通过程”（李彬，1993年）；从传播的效应角度来看，传播被解释为“是努力想同谁确立‘共同’的东西，即我们努力想‘共享’的信息、思想或态度”（W.施拉姆），“是变独有为共有的过程”（A.戈德，1959年），“旨在从特定人物（或一群人）引出特定的反应”（D.伯格，1960年），“传者向受者传递信息旨在改变后者的行为”（G.米勒，1966年）。
因此，将传播视为“信息的流动过程”是可以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
而中外学者关于“艺术”的解释更是浩如烟海。这里，只择取一些有代表性的解释。中国古代一般将“艺术”视为超越自然、改造自然的技艺、才能的表现，如“六艺”之说（孔子），有时甚至是虚幻的、超自然的术数技艺（《晋书·艺术传序》）。西方古典艺术学研究，大体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展开。唯物主义从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直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如通过劳动、实践，而创造出来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等论述。唯心主义从柏拉图的“影子”说、“灵感”说，到康德的“想象力的自由游戏”说，尤其是黑格尔的“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所引出的对艺术的判断：“艺术的内容就是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等论述。随着现代艺术的日益丰富，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和阐释，也更为多样。如克罗齐关于“艺术即直觉”的表述；科林伍德关于艺术是“想象与情感的表现”的论述；克莱尔·贝尔关于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观点；弗洛伊德关于艺术是人的“本能冲动”的“转移”与“升华”等论述；恩斯特·卡西尔关于艺术是“关于事物形式的直觉”、“一种符号表示”的论述；苏珊·朗格关于“艺术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的论述。由于人们艺术活动、艺术实践不断推出新的内容与形式，因而关于“艺术”的认识也不断有新的表述。但无论有多少不同，以下一些元素是应当成为人们普遍共识的，这就是：主观性的、虚构的、情感性的、想象加工的、创造性的技艺、形式。这便是“艺术”的一些基本特质。
尽管“传播”指向着人类的信息流动、信息交流活动，“艺术”指向着人类的情感性、想象性、创造性的活动，但若将二者的特质进行组合，便可以产生一种新的交叉、中介地带领域——“传播艺术”。于是，我们便可以将“传播艺术”理解为对“传播”进行“艺术”的处理，或是“艺术”地进行“传播”。如果说“传播”（英文communication）主要指向“真”的“非虚构”的世界，而“艺术”（英文art）主要指向“假”的“虚构”的世界，那么“传播艺术”（可以译作：art of communication）则是可以同时指向“真”的与“假”的、“非虚构”的与“虚构”的所共同构筑的世界。再进一步讲，人类一切生活领域的“传播”行为的“艺术化”处理，或“艺术”地实施“传播”都可以称之为“传播艺术”。
2.“传播艺术”是一种普遍存在
“传播”与“艺术”都是人类基本的一种行为、活动与实践。从狭义上来理解，“传播”也许更多指向传播媒介的“传播”，而“艺术”也许更多指向艺术工作者的“艺术”，但从广义上来理解，则人类的每一个分子都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传播”的和“艺术”的活动，因此，“传播艺术”便有了非常广阔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人类的每一个活动领域都普遍有“传播艺术”的存在。
在政治领域，“传播艺术”可能体现为“政治艺术”或“领导艺术”。早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已经把政治视为一种艺术了。苏格拉底即提出执政者不应靠世袭或选举，也不能靠暴力和欺骗，而应由掌握“政治艺术”的人管理国家。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进而提出“哲学王”掌握国家的理想（《理想国》），又提出政治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的思想（《政治家》篇）。此后，霍布斯、哈林顿、雅克布·布克哈特、马基雅维利等都论述过“政治艺术”问题。列宁在谈到造就无产阶级政治家问题时，也指出“政治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积淀中，“政治艺术”的财富也是相当丰厚的。在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中，对于“德政”、“仁政”、“法政”等的论述，充满了政治艺术的智慧。而彪炳千古的《史记》、《资治通鉴》等著作中，也记录了关于“政治艺术”的许多深刻而生动的经验与故事。当然，这其中难免夹杂着封建主义的糟粕，如对于“权谋”、“权术”等的描述等（后世将其中一些整理为“厚黑学”之类）。现代中国的领导者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以史为鉴，站在时代发展前沿，积累了丰厚的、为人所称道、叹服的“政治艺术”财富。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政治艺术”、“领导艺术”的实践和理论，无疑是当代中国“政治艺术”宝库中的重要资源。
在军事领域，“传播艺术”便体现为“指挥的艺术”、“用兵的艺术”等。一部人类历史，也是战争与和平交互前行的历史。军事领域中的战争、战役与战斗，对应着战略、策略、战术等几个层面。中外军事史上积累起汗牛充栋的兵法、兵略、兵志，其中蕴涵了多少“指挥的艺术”、“用兵的艺术”，而被人们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的字眼，如“战争”、“战斗”、“战役”、“战略”、“战术”等等，无不来自军事领域。可见，“传播艺术”在军事领域所能找寻的资源极其丰富，而“传播艺术”在军事领域当中的体现也常常是异常生动的。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少享誉世界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经典之作，一部《孙子兵法》，经历了2000多年的沧桑，其精神思想至今依然闪烁着智慧之光。
在外交领域，“传播艺术”则可能体现为“谈判的艺术”等。在中外国家、地区的外交往来中，也留下了很多“化干戈为玉帛”、“起死回生”的佳话故事。这当中，如何运用高超的智慧与技艺，使濒临危局的国家、地区关系出现转机，以赢得和平，给人民带来安宁和幸福，是需要很深的研究的。中国历史上千古相传的“外交艺术”、“谈判艺术”的杰出案例至今仍是经典。从先秦时代的“纵横家”们或纵或横地穿行于各国进行游说的故事，到后来诸葛亮“舌战群儒”及后来与藩国进行“和亲”等术略，精彩纷呈。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周恩来等运筹帷幄，团结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家，使“黑人兄弟”们将我们“抬进联合国”，并通过“乒乓外交”的精心筹划，打破了封锁在中、美两国之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坚冰”，从而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略，造就了许多中国与世界各个国家“双赢”的外交成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外交艺术”和“谈判艺术”的成功。
在教育领域，同样存在着“教育艺术”。具体像“教学的艺术”、“育人的艺术”等。
一个优秀的教师，应当成为“教学艺术家”，这需要调动许多资源，吸引学生的兴趣，“寓教于乐”，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培养人才，也应“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受教育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开掘受教育者的潜力与优势，抑制其存在的弱点、缺点，扬长避短，使之成为有用于社会的人才。而如何发挥教育的整体优势，建设名校、名专业、名学科、名师队伍，这需要教育管理者懂得并施行“教育管理艺术”，这方面同样在中外教育史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宝贵的思想。
在经济领域，“传播艺术”则可能体现为“营销的艺术”、“推销的艺术”、“广告的艺术”等。如何使企业、公司的产品有效推向市场，并获得较高回报，赚取足够的利润；如何借助广告塑造自己的产品的良好形象，赢得市场的青睐，这些都是千千万万生产者、商家感兴趣并努力探索的命题。尤其是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市场培育比较充分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一方面有着较为成熟的思路、观念、方式与方法。
在科学领域，要使科学的思想、科学的观念为人所接受、理解并认同，同样需要“科学传播的艺术”。从人们熟悉、熟知的事物对象切入，将深刻的甚至深奥的科学思想、科学观念“深入浅出”而又生动晓畅地传达给社会，这需要相当的“科学传播艺术”水平。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传播艺术”也处处体现为“生活的艺术”（林语堂语），诸如与人相处的艺术、交友的艺术、恋爱的艺术、婚姻家庭的艺术，再如家居的艺术、烹饪的艺术等，不一而足。
事实上，“传播艺术”就是通过特定的思路、方式、方法、手段，有效而成功地实施传播主体的某种意图的过程。表面看来，“传播艺术”体现为一些技艺、计谋、手段，而深层次上都蕴含着思想、智慧与哲理。因此，“传播艺术”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化、传媒等领域，而且体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
3.电视传播艺术的界定
电视本身融“非虚构”与“虚构”、“真”与“假”于一体，或融“新闻”与“艺术”、“信息”与“娱乐”为一体的独特性质，使得我们在对“电视传播艺术”进行界定之时，首先要同时考察电视所依托的两个系统——大众传媒系统与艺术系统。
从大众传媒系统来看，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体各自都有其不同的传播方式、手段，也都各有其不同的传媒优势、局限，因而也都各自有其独特的传播艺术特征。
从大众传媒系统各种传媒“传播艺术”的共性来看，都有传媒主体按照既定目标，对特定传播内容作“艺术化”处理使之达到最佳传播效果的共性。而各传媒“传播艺术”的不同或个性特征，则主要来自传媒自身方式、手段等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