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原道》篇并未明言“道”的哲学性质，当时也达不到这种哲思水平。但我们毕竟可以从对“道”的形容中，揣摩它的某种性质。诸如“若廼《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原道》）；“道心惟微，神理设教”、“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原道》）；“天道难闻．犹或钻仰”、“妙极生知，睿哲惟宰”（《征圣》）；“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宗经》）；“神道阐幽，天命微显”、“图箓之现，乃昊天休命”（《正纬》），等等。显然，这都是说明“道”是个颇为神秘难言的根本法则。将本体根基分为“唯物”、“唯心”和“二元”，乃是西方分析思维的产物。而古代中国的笼统直观整体思维，不可能作此类区分。所以，古代带有本体色彩的“道”，就只能是一种浑融的根本法则。如硬要以西方本体论形容，就只能说，它是既“唯物”也“唯心”的混合物。当然，刘勰的“道”论有较多唯物成分，但也确有神秘唯心因素。这种弊病，又为此前的“道”论所共有。《古文尚书》就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危”；《荀子·解蔽》也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老子》形容“道”是“恍兮忽兮”、“不可致诘”的“夷”、“希”、“微”；《周易》一方面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同时又说“阴阳不测之谓神”；韩康伯注之为“不可以形诘”、“数自冥运”、“不知所以然”；即使是颇具唯物色彩的《管子》之“道”，也是“莫知其极”（《管子·艺术》）；《淮南子·原道》，也谓“道”乃“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如此等等。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刘勰“道”论染上一点神秘意识，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把“道”拔高为现代化的“必然性”、“自然规律”。古人怎能达到这等思想高度？
那么．《原道》的意图究竟何在呢？从“文之为德也大矣”的论述看，《原道》确有抬高文学地位的意图。纪评就早已指出，《原道》“首揭文体之尊”。但最高的“文”毕竟是“经”。从《序志》和《枢纽》各篇有关论述可知，刘勰是先确立经典作为“正末归本”的典范，高抬“经”的神圣地位，才开篇论“道”的。因为“经”是“道”的完美体现，表现的是“恒久之至道”。由此可见，刘勰的着眼点和着重点，不在“道”而在“经”。因此，我也不同意说《原道》“是全书立论的基础，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奠基石”。在我看来，真正的奠基石，乃是《征圣》篇“圣文之雅丽，故衔华而佩实”命题．及其具体化《宗经》中的“六义”。这才是《文心》全书真正的逻辑起点。整部书都是在发挥这些基本范畴和基本命题。这些丰富的内容，从神秘难测的“道”中引申不出来。持前论者是据《原道》数言“自然”，而视《原道》为“审美基石”的。诚然，“自然”观念是刘勰为救弊而提出的很有价值的思想。但从《原道》全文看，这种思想并成为为贯穿主题，《文心》全书虽然也有几处谈到“自然”，同样也未能成为贯穿思想。因此，我很赞同石家宜先生的观点：“‘自然’思想始终没能成为《文心》支配思想”。我也不同意把刘勰所论“自然”，等同于《老子》与《淮南子》的“自然”。那里的“自然”属本体性范畴，与“道”同义。而刘勰之“数言自然”，却多是日常义之“自然而然”。那些“自然”乃取纯然无为之意。而刘勰的“自然”，却是有为创造的，所谓“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序志》），否则就没有文章了。他只不过是主张在创作中去除过分矫饰罢了。也许在刘勰心目中，“圣文之雅丽”就是标准的“自然”。说《原道》以“自然之道”改造了圣人之道，突破了“文以载道”的模式，恐也太过。实际上，我们从“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等语来体味，这神秘之“道”的主要表现，就是儒家的礼教。只不过这“仁孝”要出于真情，而不能“真宰弗存”（《情采》）罢了。这与玄学的“名教本于自然”，又有某种呼应。《文心》虽然主要是从文章角度“征圣”、“宗经”，无意直接弘扬儒道，但从全书看，他是从不主张脱离儒道的。
2、“论文叙笔”究竟处于什么地位？
众所周知，我们民族传统的思维认识方式，是注重实际应用。这也影响到对文体的态度。郭绍虞先生讲：“文体分类的开始，由于结集的需要。”这当然很对。但是否还有另一个原因，即为了写作。文体的基本特征，其实就是该文体最基本的写作方法。只有把握文体特征，才能写好这种文体。所以，早在结集需要之前，人们就开始讨论文体了。孔子诗论“思无邪”、“兴、观、群、怨”，也就是从思想内容和鉴赏效果角度论文体。扬雄论“赋”，也有这个目的。到魏晋以后，随着文学的自觉和发展，这两种需要同时增强，于是文体论大盛。始则有《典论·论文》之论；继则有《文赋》之论；后有《流别》、《翰林》的分类编纂；以至有刘勰《文心》文体论的集大成。所以，刘勰的重视“论文叙笔”不是无来由的。
但直到今天，人们对《文心》的文体论的认识，与刘勰的本意仍有差距。常听人们说，《文心》“理论最集中”的是创作论。言外之意，文体论没有多少理论。或者认为，文体论只是为其后的创作论提供了资料基础。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也许不无道埋，却不一定符合《文心》的本来意图。刘勰把“论文叙笔”的文体论置于上篇，或也并非不无深意。这深意大概不会是仅仅为后文提供资料基础。那么，这深意究竟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文心》是畅论“为文之用心”的论著，即研究“怎么写”的基本法则。而这法则的核心，则是掌握文体要领。即使是“雅丽”和“衔华佩实”的最高标准，也要通过各文体特征予以体现。所以要先论文体，此有《文心》言论为证。《熔裁》就提出：“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而“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这“位体”，就是指确立文体特征。《通变》谓：“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这“大体”，也是指文体基本特征。刘勰是个有写作实践的人，不是空头理论家。他从创作经验出发，在论文时首先讲文体特征，不是很自然吗？除此之外，文体论置前，或还另有深衷。《序志》讲得很清楚，近代文风的根本弊病就是“文体解散”，即在写作中背离了经典所体现的“有常之体”。何以救弊？方法是“正末归本”。于是，便先在“文之枢纽”中为经典“常体”正名，提出“雅丽”和“衔华佩实”最高标准。但经典水平，非一般人所能达到，只有一种典范意义。而有实际应用意义的，则是不违“圣文”最高标准的各常用文体的写作法则。在“释名以章义”中，凡有经典论述的，均依为指归，如《明诗》之“诗言志”、“思无邪”即是。在“选文以定篇”中，也以是否符合经典“常体”及符合程度决定取舍。在“原始以表末”中，则简述各文体依、背经典“常体”的发展过程，带有总结经验教训性质。最后在“敷理以举统”中，归纳出符合经典“常体”的文体特色，以便于具体把握应用。这也就是《通变》所谓“确乎正式”，《风骨》所谓“曲昭文体”。刘勰认为，通过这种“正式”的确立，就能从文体上“正末归本”，所谓“昭体故意新而不乱”，而不至“失体成怪”。总之，“论文叙笔”也就是通过“确乎正式”、“昭文体”而“正末归本”，这可说是救弊的硬件和硬道理。
但仅仅如此还不够。在刘勰看来，各文体的“常体”是稳定的，但具体写作方法即“术”是多祥的，即所谓“文体多术”（《总术》）。因此，《文心》下篇便畅论“文术”。许多“文术”，均与“文体”联系密切。关于《定势》，长期争论，愈争愈玄。其实，与全书的“正末归本”、“曲昭文体”联系阅读，其意并不难索解。何谓“势”？刘勰明讲即“文章体势”。请注意，是把“体”与“势”联成一体的。所谓“定势”，即“因情立体，即体成势”者也。也就是依各人情趣，确立文体和文体特征，并依此特征自然确立文术和文风。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模经为式省，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无不是凿凿例证。而近代辞人的毛病，恰在于“文体遂弊”、“失体成怪”。因而“讹势所变”，“体”不正则“势”难定。
以上，就是笔者对《文心》体系探索所作的部分思考。所提问题未必准确，对问题的回答就更无把握。文中有异时贤、先贤之处，决无不恭之意，不过本“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哲言，更坦诚地讨教罢了。疏谬之处，尚祈方家教正为盼。
（本文是为一次年会提交的论文，为未刊稿）
注释：
［1］牟世金：《近年来<文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江海学刊》l964年第一期。
［2］参看拙作《向着整体上升——研究《文心》方法的综合化趋势》。《文心雕龙学刊》第3辑（1984年6月）。
［3］牟、萧该著收入齐鲁书社l992年6月版《中国古代文论精粹谈》中，已成牟先生的遗作。
［4］A·爱因斯坦、L·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技出版社l962年版，第66页。
［5］诺伯特·维纳：《人当作人来使用》，文见《维纳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l978年版，第175页。
［6］参看牟世金、萧洪林《刘勰和<文心雕龙>》，《中国古代文论精粹谈》第58页；石家宜《踏勘<文心>体系形成的轨迹》，《文心雕龙学刊》第六辑。
［7］罗立乾：《“龙学”研究应当为当代文艺创作服务》，《文心雕龙学刊》第五辑，第332页。
［8］刘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与<文心雕龙>的文化价值》，《文心雕龙学刊》第七辑（l992年l1月）第2、3页。
［9］理查德·霍加特：《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文载周宪等译《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34、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