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辩护人办公室工作久了，会更加同情穷人、移民，更加厌恶有钱人。在我们的工作里，穷人的犯罪大多数时候都是为了生存，或者为了适应他们的社区。而富人，却基本都是出于贪婪、或者虚荣。在我和麦卡锡先生arraign聋人杀狗者Larry的那个晚上，刚好也arraign了另一个因为在百货公司偷窃LV包的韩裔女人。
杀狗者Larry当时已经被关押了十多个小时，情绪非常沮丧。他是个身材瘦弱的流浪汉，已经快六十岁了，穿着破破烂烂脏兮兮的滑雪衫，头上戴着鸭舌帽。和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只是呜呜呀呀沮丧的说着什么，完全没法听清，我们只能等手语翻译过来才能和他沟通。查指纹记录发现，他过去曾经有两次被捕记录，一次是在中央公园9点以后还睡在长凳上，违反了city code，还有一次是因为跟人吵架，动手给了别人一拳。两次都是misdemeanour。后来丽莎和我深入调查后发现，他不仅耳朵部分失聪、语言表达能力大部分丧失，而且双眼也有白内障，看不清东西。还有轻度智力障碍。Larry就像个孩子一样，不高兴的时候哇哇大叫，觉得丽莎为他过度忧虑的时候，会高兴的拍拍丽莎，或者咧着嘴安慰丽莎，让她不要担心，仿佛说自己是个big boy，能handle这些艰难的事情。
就是这样一个智力障碍、视物不清、也很难和人交流的流浪汉，因为在冬季的纽约下午四点的时候，踩死了一条白色小狗，而以虐待动物重罪起诉，面临数年的监狱判罚。在我和丽莎看来，虽然没法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纽约冬天的下午四点，Larry游逛了一天，很可能就是视物不清，不慎踩到了那条小狗，然后周围的人受惊大叫，导致听不清楚别人说什么的Larry受惊，继续踩踏小狗。但是地区检察官利用美国人喜爱狗的心情，在媒体大肆宣扬。不管案子谁是谁非，Larry因为付不起保释金，在监狱里待了两个月，直到他的哥哥终于良心发现，从他们母亲留下的遗产里拿出一部分钱把Larry保释出来。
而那个在百货公司偷窃LV包，被Macy's报警送来arraignment的韩裔女人，在系统里也有两次被捕记录，不过一次都没有被判罪过，最后都因为证据不足释放了。Macy's的供词是这样的（也在监控录像里被录下来），这位女士在几个不同的名牌包柜台都分别停留了很久，拿了好几个包试背，包括LV，Chanel的几款。然后她背上背着、手里拎着其中的两个LV包走到Macy's门口，在门口被保安拦下来，发现那个背着的LV包里还有一个比较小的钱包。
纽约警方和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和各大商场都有一个一揽子政策安排，遇到这种盗窃行为，商场可以先和盗窃人签订一个协议，在协议中，盗窃人承认所做的行为，并保证以后再也不进入这个商场，商场就可以不报警。
这个韩裔女人坚持说自己没有盗窃，而她的理由和大多数被惯坏的女人一样，是非常荒唐的。
那个韩裔女人穿着很精致，虽然从中午逮捕到现在，在法庭监狱待了六、七个小时，但看上去还是神采奕奕。
我问她发生了什么，她的解释是这样的。她是一个在中城的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会计师，那天她就跟之前一样去逛Macy's，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因为她喜欢LV的包，所以她就在那里停留了很久，有一款包和Chanel设计有类似的地方，所以她来来回回看了好几趟，把几个包都拿在手里反复对比。毕竟是那么贵的包嘛！正在这个时候，她的手机响了。她接起电话，试图和对方通话，但发现Macy's信号不好，于是她就挎着那一堆包，朝门口走去，希望信号能好一点。结果就被保安抓住了。
我问她为什么一定要那么着急，不能把包放下去再走到门口去接电话呢？毕竟挎着别人的包包，还那么贵，多不好……她说，她是利用中午时间来逛街的，下午还有一个重要的presentation，她和她的partner还没准备充分，担心打电话来是和这个会有关系，所以比较着急。我又问她了，那为什么挎包里还有一个小皮夹呢？她说，手里包太多，拿着不方便了，就把皮夹放进去了。
你看，作为一个初次进入这类让人尴尬的对话的新人，我有很多非常尖刻的问题问不出口，比如，既然下午的会那么重要，为什么要中午就一个小时出来逛街买包？还要试上十万八千个包，一副非买不可的架势？手里包太多，为什么不放下来再拿别的呢？等等。但我实在惧怕一个真正的小偷（那时候我觉得她就是小偷），也不好意思问这些尖刻的问题，就让地区检察官去操心这些吧。麦卡锡先生反倒吩咐我去做一些更适合侦探去做的事情，比如去试试Macy's的朝东那几个门附近，是不是确实Verizon信号不好。去问问保安，她当时的表情、答话是怎样的。
但是半个小时后，这位女士就离开法庭了。她的丈夫，一个city counsil议员亲自来法庭保释她，5万美元的保释金。我的上司麦卡锡先生不得不亲自接待他，和他解释案情。但麦卡锡先生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议员的太太的盗窃案，肯定不会留在公共辩护人手里的，他们会去找每小时收费600美元的辩护律师。议员反而诉了一大堆苦，说他太太酷爱逛街，又比较粗心，才总是被百货商店找麻烦。他们还有个5岁的女儿呢。等等。
在我的价值体系里，Larry是个不幸而善良的人，他只是在残喘的生活，最好的期待就是大家leave him alone，不要被打、不要挨饿、不要被莫名其妙关进监狱。而他的case，是我见过的最可笑的case之一，是一个典型的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哗众取宠的case。然而他必须在监狱里待上几个月，因为他付不起保释金。LV女士是个完全没事儿找事儿的人，她有一个有钱、有地位的丈夫，工作稳定，收入良好，不愁吃穿，偶尔买个把LV和Chanel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她还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老公保护她，女儿想必也很可爱。但是no no，这些都不够满足她的虚荣心。她需要更多的LV和Chanel。我觉得如果人满为患的纽约监狱必须要关什么人的话，就应该关这种以违法为乐的人，比如这种没事儿找事儿去偷LV包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却不用在监狱里待一天，就可以抛下身后满笼子的穷孩子、残疾人、连英语也说不好的第一代移民，和我们和检察官们这样必须熬夜待在法庭的人，高高兴兴和丈夫回家去了。
写到这里，我必须把普希金先生的故事说完。或许听完这个故事，大家能理解为什么对于公共辩护人来说，大多数的罪犯都是为社会所迫，以及是什么支持着我的同事们为这些罪犯付出无数心血。
普希金先生是波兰移民，曾经是一个工程师，研究生学历。40岁那年，他来美国工作，带着妻子和女儿。几年以后，他给自己和全家都办了绿卡，谁知道妻子在拿到绿卡后就和他离婚，而且是在某个早晨突然消失的，直到签署离婚协议，他都没有再见过他妻子。普希金先生一个人把女儿养大，52岁那一年，女儿由于吸毒和贩毒被捕，检察官放弃起诉，把她遣返回波兰。
普希金先生从此孤独一人，55岁那年因为心脏病发作失去了劳动能力，住进了老人院。由于没有攒够医保，他只能进最便宜的老人院，和后来的受害人罗伯特住在一间。两个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从此同居一室，就仿佛回到打打闹闹的大学宿舍，然而大学宿舍里，一切的矛盾后面，支撑着少年们的，是对未来改善生活的巨大梦想。对于老人来说，痛苦是看不见希望的。
其实，都是些尴尬琐碎而能把人逼疯的小事。这位罗伯特是个精神有问题的黑人老人，平时喜欢从早到晚絮絮叨叨，夜里睡不着也要自言自语絮絮叨叨。而且他总是在房间里大小便，而且还不肯开窗，房间里总是臭气熏天。罗伯特老人还非常孩子气，普希金先生身体不好，罗伯特就拿锤子和钉子把窗户订死，普希金先生花九牛二虎之力把窗户再撬开，晚上出去散个步，回来一看，窗户又被订死了，而且地上是一堆新鲜的奇臭无比的排泄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