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张君嘉甫见访，交到手书并大学脩金二百元，阅之无甚惶悚。前者大学屡次相招，皆以事羁未能趋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导师见委，自惟浅劣，本不敢应命。惟惧重拂诸公雅意，又私心以为此名誉职也，故敢函允。不谓大学雅意又予以束脩。窃以导师本无常职，弟又在千里之外，丝毫不能有所敢献，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况大学又在仰屋之际，任事诸公尚不能无所空匮，弟以何劳敢贪此赐，故已将脩金托交张君带还，伏祈代缴，并请以鄙意达当事诸公，实为至幸。（《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23页）
紧接着，王国维又在一封致马衡的信中说：“研究科有章程否？研究生若干人？其研究事项想由诸生自行认定？弟于经、小学及秦汉以上事或能略备诸生顾问；至平生愿学事项，力有未暇者尚有数种，甚冀有人为之，异日当写出以备采择耳。”（同上注，第328页）大师就是大师，其宽阔胸襟，虚怀若谷，岂一般学人所能比!王国维经过一番通信询问，并在学术指导方面作了充分之准备。至1922年冬，他终于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拟就了《研究发题》，寄给时为北京大学的名教授沈兼士。他开列了四大研究范围：一、《诗》、《书》中成语之研究；二、古字母之研究；三、古文字中联绵字之研究；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并致函研究所主任沈兼士教授，信说：“前日辱手教，并属提出研究题目，兹就一时鄙见所及，提出四条。惟《古字母》及《共和以前年代》二条，其事甚为烦重，非数年之力所能毕事，姑提出以备一说而已。前日寄上新作《书式古堂书画汇考中所录唐韵后》一篇，由叔平兄转交，想蒙察入。题目四纸附上呈政。”（《王国维全集·书信》，吴泽主编，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332—333页）其实，《诗经》和《尚书》中之成语及古文字中之联绵字等题，皆是王国维研究之专长。王国维尝搞出经典中之联绵字，并编成《联绵字谱》，草稿初具，计分三卷，上卷为叠韵联绵字，中卷为双声联绵字，下卷为非叠韵非双声之古成语。所谓联绵字之研究，就是搜集中国文字中的双声叠韵重言的形容词副词，就音韵方面研究其训释与发展演变，这是研究文字学的训诂方面的一条新途径。王国维在其所撰《〈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上、下）一文中，已就若干普通名词与许多生冷怪僻的文字中，整理出几条提纲挈领之原则，这对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方法。王氏为了诸同道对此一方面进行共同之研究，首先提出了这一问题，后来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再度提出，可见对联绵字之研究，王国维付出了许多心血。由此可知，王国维对待学问，对待青年后学，其要求是非常严格，学术态度相当认真。
三、人生逆境与学统自觉
以上皆是王国维入溥仪小朝廷以前的事。北京大学乃中国新文化重镇，王国维硬是再三推辞聘请，却欣然去做南书房行走，给一个相当于中学生的溥仪去教国文，这在别人看来，肯定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情。然而，只要深入了解一点当时所面临之国际国内及王氏身边的情况，王氏之选择亦即不难理解了。从其心态来看，当时之内外环境很难使王国维内心平静。首先是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四年多，而在此期间，斯坦因、伯希和、沙畹等英法学者复邀请王国维与罗振玉访欧洲，考察学术，就因此战火而未能成行。其次是1917年11月7日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王氏担心此祸可能殃及中国。再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远动，而北京大学则是公认的运动策源地，且由北京波及上海，由学界扩大至社会各界。上海掀起罢课、罢工、罢市之浪潮，就连王国维任教的哈同园内的仓圣圣明智大学亦停课矣。此时之王国维在致罗振玉的一封信中说：“此间罢市已逾七日，……然此七日中亦岌岌矣。此次故有国际竞争，有政争，最可怕之社会运动恐亦有之，而在表面活动者皆为之利用，而不自知，以后利用此举者当接踵而起，则大乱将随之矣。……哈校停课，然近日心绪颇劣，毫无所为。”（《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87—288页）可以想见，在如此的心绪状态下，怎能接受去北京大学当教授之聘请!推辞不就亦成情理之中的事了。故，在如此“心绪颇劣”之状态下，能够接受溥仪“谕旨”去做南书房行走，也就不难理解了。
1923年5月25日，王国维束装自上海由海道北上。此前，王国维还在与友人论学，而今却踏上北去之征程。即在约一月前，唐兰具函向王国维请教《吕氏春秋》、《方言》等有关问题，王氏复信说：“《吕氏春秋》高邮王氏应有校本，当以所校不多，故未刊入《读书杂志》中耳。卢氏所校释名未见，卢校《方言》不甚佳，此书未知何如？恐未必能胜江艮庭也。弟一月后有北京之行，上海未了之事尚多，现料理一切颇为忙碌，对来书所问未能一一详复，至为抱歉。《晨风阁丛书》系粤人沈君宗畸所刊，并闻。”（《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45页）半月前，与罗振玉通信讨论三字石经等问题。王国维在信中说：“三字石经竟得全拓，快甚。前二纸之价已交敬公。续寄二纸维亦留之，其价当至北奉缴。现维所最快者，三体古文甲作空，篆隶由作造，皆足证维说。又每石三十四行，正与维前考密合也。惜未得黄县丁氏一石拓本，想至京后易觅也。一切事大略告竣，惟文集约月底排竣，如未必如约，则令寄京校之。目下只书籍未装。”（《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47页）十天前，与日本友人神田喜一郎书，讨论魏石经说。信说：“屡奉手书及杂志各种，均已拜领，作答稽迟，甚以为罪。倾维起居多胜，著述日增为祝。湖南教授病体入院后想渐康复，甚为系念。弟于本月初奉入值南书房之命，目下料理行装即须北上，入都后寓所宅后，再行奉告。洛阳近出魏三体石经，一石有一千八百余字，即黄县丁氏所藏残石之上半。此事于经学、小学关系至大，现拓本当不易得，谨以奉闻。”王氏随信还向其他日本友人狩野、内藤、桑原诸先生均代为问候。信末复介绍神田与刘翰恰相识通信，说：“当将兄名告之，以后兄有书赠彼或向彼索所刻书，可径自通信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47—348页）可见，王国维之北上是有备而来，不慌不忙。临行前，沪上朋友为其饯行，月底抵京。六月初即写信给蒋盂，叙述此行及见闻。但王国维是学人，并没忘记学人之本色，甫至北平所获学术信息即随信告诉了友人。信说：“北方所出金石极夥，又内府初唐人所写韵书叶已照相，既非《切韵》，又非《唐韵》，真奇书也。前闻徐梧生师传家有书出售，邀柯凤老估价，及往视之，则极无聊之书，所值不过千元左右耳，亦非徐氏物也。”（《同上注，第382页）此外，还将洛阳新出魏石经情况致书徐乃昌说：“初到忙于酬应，惟不甚有见闻，所知者洛阳新出魏石经甚多，除三大块外，尚有小块无数，又出一字石经（《论语》）一小块，尚有相似者数块，亦似汉石经。此近来一最快意事也。”（同上注，第351页）
王国维来到溥仪小朝廷不久，宫中便发生了一场大火案。失火案发生在这一年之6月27日夜里。此时之王国维已搬到后门内织染局十号去住了。他在致友人王文焘的一封信中说失火是由皇上发现：
皇上发见，乃以电话唤内府大臣，比到始得开门施救。共焚去建福宫及中正殿佛楼，共百余间。闻圣上躬自指挥施救，后庄师傅到，唤取意使馆新式救火机，并伐去松树，乃得扑灭。此次建福宫所藏书画，因检理故，已经取出，而陈设施亦稍抢出，然损失实不赀。即以建筑论，乃明代旧物，近更无由再建矣。主上英明，外间所传，（殊如容甫之言为甚。）颇非事实，但有君无臣，此为可惜。毅甫尚来，故弟辈入直办法尚未商定，素餐之诗滋为愧耳。弟已于前日迁至后门内织染局十号，现在整顿书籍，颇觉忙碌。（《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3—354页）
此乃王国维之说法，而溥仪之说法颇多不同。溥仪说官内盗案越来越多，他甫购进的大钻石也不见了。为了追查盗案，会审了当事之太监，甚至动了刑，但无论是刑讯还是悬重赏，皆未获一点效果。不但如此，建福宫的清点甫开始，大火案便发生了。“清点的和未清点的，全部烧个精光。”（《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3月版，1980年12月第4次印刷，第148页）溥仪亦未说大火是自己发现的，而是“东交民巷的意大利公使馆消防队首先发现的。”（出处同上）溥仪说救火车开到紫禁城叫门时，守门的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场大火经各处来的消防队扑救了一夜，结果还是把建福宫附近一带，包括静怡轩、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室、延春阁、积翠亭、广生楼、凝辉楼、香云亭等一大片地方烧成焦土。这是清官里贮藏珍宝最多的地方，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内务府后来发表的一部分糊涂账里，说烧劈了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溥仪说，要想估计一下这次的损失，不妨说一下那堆烧剩和“摸”剩下的垃圾的处理。那时正好用火烧过的这片空地来修建一个球场，遂叫内务府赶快清理出来。那堆灰烬里固然是找不出什么字画、古瓷之类的东西了，但烧熔的金银铜锡还不少。内务府把北京各金店找来投标，一个金店以五十万元之价格买到这片灰烬之处理权，把熔化之金块金片拣出了一万七千多两。金店将这些东西拣走之后，内务府把余下的灰烬装了许多麻袋，分给了内务府的人们。后来有个内务府官员说，他叔父那时施舍给北京雍和宫和柏林寺每庙各两座黄金“坛城”，它的直径和高度皆有一尺上下，就是用麻袋里的灰烬提制出来的。
损失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溥仪说，起火之原因和损失真相同样无从调查。溥仪怀疑这是偷盗犯故意放火灭迹的。溥仪认为这不但是有人想放火灭迹，而且还想谋害他。于是，他打开每天必读的《圣训》，读到了雍正的《殊批谕旨》特别钦佩。雍正说：“可信者人，而不可信者亦人，万不可信人之必不负于己也。不如此，不可以言用人之能。”又读到一句：“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又说，对人“即经历几事，亦只可信其已往，犹当留意观其将来，万不可信其必不改移也”。溥仪对这些话印象极为深刻。他还记得康熙之名言：“为人上者，用人虽宜信，然亦不可虚信。”康熙特别说过太监是最不可信的。康熙说：“朕观古来，太监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渐，慎之于始。”祖宗的这些训谕，被一场火警引进了溥仪之思索中，溥仪决心遵照祖宗“察察为明”之训示行事。（参阅《我的前半生》第三章》）溥仪学习先辈，“察察为明”，首先来调查一下太监的情况。他想出许多妙计，便是亲自偷听太监的谈话。结果如何呢，他听到了太监们说：“皇上脾气是越来越坏了。”这更使溥氏疑心重重。后来居然偷听到太监们议论说那把火是皇上自己点燃的。溥氏大伤脑筋：“这些太监，真是居心叵测呵。若不先采取行动，必定后患无穷。”最后终于想出了办法，那就是把太监全部遣散了。
这难道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主上英明”吗？但整个失火之前后过程，已经说明皇上是“孤家寡人”无疑；皇上身边已无可信之人，即连“偷听”之事亦无合适人可委托，上下情已经“梗阻”，其英明复在何处？偷听本是间谍之行为，怎能是国君所为呢？谓“主上英明”者实乃言过其实也。不知王国维之“主上英明”是从哪儿看出的。王国维对皇上实在是偏爱有加。但王国维之忠诚老实的确是真诚的，溥仪亦未亏待他，并下手令加恩赏给他五品衔，赏食五品俸。王国维自是感到十分荣幸，当铭刻在心。不过王国维虽说感到兴奋，但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学人，失火才三五天，他即着手自己的学术工作了，虽是南书房行走，但其学人本色一仍其旧。七月一日，他为商承祚撰著《殷虚文字类编序》。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