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立庵孤学，于书无所不窥，尝据古书、古器以校《说文解字》。希白则专攻古金文，欲补吴县吴斋中丞之书，而其书皆未就。纯卿为凤孙学士次子，年最少，读书亦最多，尝以书问字于余。余叹其逸足，每思所以苑之。前岁撰《殷虚书契补释》一编寄余。尚未能中绳墨也。锡永从上虞罗叔言参事游。壬戌夏，持参事书访余于上海，出所纂《殷虚文字类编》，索余文弁其首。癸亥五月，余来京师，锡永书亦垂刊成，乃始得而片之，夫殷虚文字之学，始于瑞安孙仲容比部，而实大成于参事。参事于宣统庚戌撰《殷虚贞卜文字考》，甲寅，复撰《殷虚书契考释》，创获甚多。丙辰之夏，复集殷虚文字之不可识者为《殷虚书契待问编》，参事与余，续有所释，皆笺识其上。其于《考释》一书，又大有增删。锡永乃汇诸书以《说文》次序编之，其所自释者，亦十之一二。精密矜慎，不作穿凿附会之说。……如锡永此书，可以传世矣!虽然，书契文字之学，自孙比部，而罗参事，而余，所得发明者，不过十之二三。而文字之外，若人名，若地理，若礼制，有待于考究者尤多。故此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观堂集林》外二种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870～871页）
王国维在这篇序言里，对商承祚之学术研究给予了很高之评价。认为商氏此项成果“精密慎，不作穿凿附会这说”，而且认为此作可以“传世”。
商承祚（1902—1991），广东番禺人，字锡永，号契斋，是前清最后一科之探花商衍鎏之子。师从罗振玉钻研甲骨文、金文。罗振玉尝将自己与王国维作过眉批笺注的《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待问编》交给他阅读，他将罗氏考释之甲骨文字按《说文》次序重新加以编排，并补入异体字，写上按语附后，编成了一部甲骨文字典《殷虚文字类编》。《类编》问世后即进了北京大学当研究生，未毕业即被南京东南大学聘为讲师，专讲甲骨文。1927年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曾先后任教于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金陵大学，著作甚丰。1934年出版的《说文中之古文考》，乃是纠正许慎之论说，并指出其可商榷之处。建国后长期任教于中山大学。陆续编著刊印了《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石刻篆文篇》十四卷，前者收入了长沙出土之楚、汉漆花纹摹绘，有些摹绘还附有原物图片；后者是继《殷虚文字类编》之后着手编辑的，该著作经过32年始予完成。全书独体字1231字。异体字1680字，附录10字，共计2921字。每字下注明出处及录句，便于观览。综观商承祚之一生，他在甲骨文字、钟鼎文字、古器物书法等领域皆做出杰出之贡献。亦由此可知，王国维除了对后学之奖掖外，真可谓慧眼识真珠矣。
四、深刻细论道统与学统
除此外，王国维还写了许多论著，可谓篇篇精品，字字珠玑。如《颂壶跋》、《梁伯戈跋》、《六朝瓦当拓本跋》、《魏正始石经残石考》、《古磐跋》、《持付轩仿古玺印谱序》，等等。他既痛惜古物被毁，更由于入值办法仍未决定，“现在不必每日入值，俟四人到齐再定入值办法。入都后即住金君息侯处，现正在觅屋，俟觅得后即拟迁入，方可照常作事。”（《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50页）王氏入小朝廷后已经三个月了，除接到逊帝“谕旨”外，实际上，在南书房依然不能“照常作事”。为此，王氏叹息道：“北来后，笔墨上无谓之应酬稍忙，弟最不能书，然已书扇面二三十，此亦无法之事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66页），短短几个月，既然小朝廷不能“照常作事”，那么即应专心投入学术研究之中。
正在此时，拖延了两三年的《观堂集林》终于印刷出来，为赠送该书事，王氏专门致信蒋汝藻，“弟前索寄赠书，尚未知此书成本须如此之钜，今拟先择最要者赠送，大约有二十部可敷分赠，而以内廷同事最占多数也。名单列后，庶可无重复之虑。目下书籍，仰先处尚未送到，到后需交富晋与否？亦祈见示，（富晋折扣亦大，前函已奉闻。）为荷。”（《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80页）赠书名单为：陈韬庵（宝琛）、朱艾卿（益藩）、绍越千（英）、庄士敦、耆寿民（龄）、宝瑞辰（熙）、荣钟权（源）、袁珏生（励准）、朱聘文（汝珍）、杨子勤（钟羲）、景明九（方昶）、温毅甫（肃）、升吉甫（允）、徐森玉（鸿宝）、凤荪（劭忞）、金息侯（梁），以及日人今西龙、德人尉礼贤、俄人伊凤阁等。1924年，距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既经数载，国内兵慌马乱，政争战争愈演愈烈。王国维虽然身处小朝廷，但时局之变化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视线。他翻阅甫出版之新著《观堂集林》，一股墨香味扑鼻而来；此时，王氏才意识到，又一个旧历新年既经到来。王氏有些兴奋，因为他参与了入朝觐见，向溥仪恭贺了新春；返回居处，思绪沸腾，情不自禁，命笔撰写了一篇《论政学疏》进呈溥仪。该文以西学为参照，深入地论析了中国之道统与学统。王国维写道：
臣窃观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先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然国之老成，民之多数，尚笃守旧说。新旧之争，更数十年而未有已，国是淆乱，元所适从。臣愚以为新旧不足论，论事之是非而已……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而中国此十二年中，纪纲扫地，争夺相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臣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淫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餍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也。此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416-417页）
王国维一针见血，不拐弯抹角，可谓有话直说。西方并非人间之天堂，亦非极乐世界，谁要想求生于西方谁就是死路一条；要想求生，还得返回到原有之立足点上———求助于祖宗的道统。似乎只有道统，才能救人一命，才是真正之价值根基；那么，老祖宗之道统是否真的就一下子会成为生存之根本呢？还是看王国维是怎么说的：
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人之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者也。试以最浅显者言之。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然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之为政，未有不以均平为务者，然其道不外重农抑末、禁止兼并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王国维论学集》，第417页）
关于大同世界之理想设计，可见古已有之。可不是吗？中国之大同思想源远流长。大同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是一个无比善良的愿望。这个梦想使无数英雄竞折腰，它之内容在《礼运篇》中是被这样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做，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礼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07页）《礼运篇》乃先秦诸子社会理想之汇合与总结，是古代社会理想之集大成。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儒家、道家、墨家、农家以及阴阳家等各家各派之主张。从孔子到康有为，其间经历了漫长之岁月，大同思想由《礼运篇）之简单勾勒，后来复发展为康有为《大同书》之鸿篇巨著。《大同书》是中国大同思想的集大成之篇章，亦是大同理想最诱人之蓝图。此处不赘。由此可见，现代大同社会理想设计并非空穴来风，凭空想象。不过，今之大同，复各有差异。故大同世界是随时代变迁而发展的，它是一个在不断探索、不断创造、不断更新的大同世界。这其中最重要的恐怕是要合乎民心意愿、合乎时代发展之要求，能使社会发展前进，民众安康幸福。王国维的确是与时俱进者。他紧跟时代，独立思考，论述了大同社会与大同社会之具体做法后，据以西学驳斥西学，以西学来维护中国道统。他分析道：
臣观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同上注，第417页）
这究竟是王国维在说话呢，还是康德、尼采和叔本华在说话，一时实在难以分辨。当然，这毕竟是王国维在用康德之思辨言说科学。我们知道。王氏在年轻时尝将《静安文集》焚烧了，但印在大脑中之西学思想是烧不掉的，既然烧不掉，思想就会发生效用，就会变成酵酶，使其发挥恒久之潜能。王氏认为西学一是心术不正，二是方法不圆，“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本方法者二也”。（同上注，417页）那么中学有无弊端呢？王氏早已说过中学之毛病，只是此时他不愿意在上书中揭祖宗之伤疤而已；不但不揭伤疤，而且说西方要借鉴东方，使西方人变成东方人，说“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术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学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同上注，418页）一切皆“莫备于周孔”，恐言过其实耳；此话本身恐非周孔本意。如果按照此逻辑，西方亦只有走周孔之路才有希望，只有信奉周孔之道，方可发展。这岂不是又偏狭又不能自圆其说了吗？！这是什么道理？
五、“甲子之变”与“设帐授徒”
不管怎么说，王国维的思想毕竟是敏锐的。他撰写的这份《论政学疏》，其学识与政见，皆非溥仪身边之其他“遗臣”所能比并。王氏之所以进呈此份疏论，显然是由于自己预感到了小朝廷已处在摇摇欲坠之危势中。王氏的确很敏锐，他的预感果然已被证实。1924年10月，冯玉祥率国民军抵达北平，大炮直逼宫门。11月，冯氏派兵入宫，护驾溥仪迁往醇王府。然后宣布《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凡五条，最关键之一条乃“废除皇帝尊号”，遂命溥仪交出“国玺”；接着召开“神武门”会议，决定点收印玺，解散宫中太监在内之雇人。至此，辛亥以后仍在称“圣上”喊“万岁”十多年之溥仪小朝廷永不复存在了。
这就是“北京政变”亦即王国维所谓之“甲子之变”。当然，冯玉祥之驾炮逼宫，其要害是让曹锟交出“大总统”之权，但对王国维来说，却经历了巨大之“变故”，其影响非同小可。王氏充任了为溥仪护驾之侍从，未敢稍离开左右。他心情十分不好，还在为罗振玉六十大寿撰写的一首诗中说，“事到艰危誓致身，云雷屯处见经纶”。（《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589页）罗氏亦在甲子年秋八月“奉旨”入值南书房行走，从诗中可知罗、王二氏在此次变故中皆尝有“致身”效忠之举动。在堂皇之溥仪小朝廷内，其实，所“屯”的不是什么“云雷”，乃是相互间之明争暗斗、倾轧排挤，当然更不会有什么“经纶”可言。事实上，即使不发生“逼宫”事件，王国维既有离开此地，另行“设帐授徒”，专事教育或学术研究之念头。即在“逼宫”前夕的1924年9月，王国维尝致信沈兼士和马衡，对北京大学研究所以“保存古迹”名义发表宣言，谴责溥仪变卖古物，丧失国宝一事提出抗辩。他认为“今日宫中储藏与夫文华、武英诸殿陈列诸物，以古今中外之法律言之，固无一非皇室之私产，此民国优待皇室条件之所规定、法律之所保护、历任政府之所曾以公文承认者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06页）这就是王氏之抗词。在王氏看来，皇室之产业历来乃是私产，受法律保护，他人无权干涉，此“宣言”令他非常气愤，故“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亦乞取消”。（同上注，407页）“逼官”之后，王氏既辞了北大通讯导师，复失朝廷“行走”之职，直接谋生之路皆被堵死，王氏不能不另谋生路了。
恰逢此时，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国学研究院，需聘请海内外著名学人担任导师。“有实在本领”（顾颉刚语）的王国维之满腹“经纶”，这才有了最后发挥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