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丑之岁，上虞罗叔言参事既印行敦煌古佚书及所藏洹阴甲骨文字，复以所藏古封泥拓本，足补潍县陈氏、海丰吴氏《封泥考略》之阙者甚多。因属国维就《考略》所无者，据《汉书》表志为之编次，得四百余种，付诸精印，以行于世。窃谓封泥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则较古玺印为尤夥。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姑就此编所录，举其荦荦大者。（《观堂集林》外二种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版，第570页）
《侪鲁封泥集存》完成后，罗振玉亦自序一篇，序文中说：“吾友王君静安熟精史汉，请其仍《考略》之例，为之数次，并序其旨要，是编所载，为数四百有奇；……是编既出，与《考略》并行，俾当世考求此学者，得此二书已足，而不烦他求，岂非快事哉!”（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99—100页）王国维在此序中对齐鲁封泥之研究考证十分精细，此处不赘。之所以引出王氏与罗氏之序文，主要是想说明王国维与罗振玉之关系委实亲密，其学术合作，在中国近代史上当属独一无二。关于《齐鲁封泥集存》一卷，王氏门人赵万里亦尝介绍过。赵万里认为，封泥施墨最难，墨本皆藏上虞罗振玉所，当时王国维居住罗氏家，帮助罗氏整理金石刻文字，故两人合谋编此书以继吴、陈两家之故业，条理绵密，则在《考略》之上，而纸墨施印之精，犹其余事也。《观堂集林》有后序一文，述河间太守、即墨太守两封泥建置之沿革，盖成此书印成之后，故不及载之矣。（《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317-318页）1914年春，罗振玉拟校群书，请王国维任编辑之责，月致资二百元；不久，复为罗振玉撰写《国学丛刊》序一篇，叙历代学术演变之情况。此篇序与1911年所撰《国学丛刊序》大异，初刊入《国学丛刊》第一卷，后收入《观堂集林》。王国维于序言中历述自秦汉魏晋以来迄于近世，古今学术盛衰之演变经过，虽寥寥千余言，但分析精深，言简意赅，对后来学术史之研究，实有启迪之功。当然，王国维之辛亥东渡，最大之改变乃是学术转向。王氏尽弃前学而专习经史小学之转变，乃是此一时期发生的。罗振玉后来谈到王国维这一阶段的学术生活时重点叙述了他之转向过程；罗振玉不无自豪地谈到了王国维是如何在他之影响下尽弃前学的，从中亦可窥知王、罗学术交往中之重要环节。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一文是描述道：
初公治古文辞，自以所学根柢未深，读江子屏《国朝汉学师承记》，欲于此求修学途径。予谓江氏说多偏驳，国朝学术实导源于顾亭林处士，厥后作者辈出，而造诣最精者，为戴氏（震）、程氏（易畴）、钱氏（大昕）、汪氏（中）、段氏（玉裁）及高邮二王。因以诸家书赠之。公虽加流览，然方治东西洋学术，未遑专力于此。课余复从藤田博士治欧文及西洋哲学、文学、美术，尤喜韩图（康德）、叔本华、尼采诸家之说，发挥其旨趣，为《静安文集》。在吴刻所为诗词，在都门攻治戏曲，著书甚多，并为艺林所推重。至是予乃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与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疑古。国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所疑固未尝不当；及大名崔氏著《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至今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至欧西之学，其立论多似周秦诸子。若尼采诸学说，贱仁义，薄廉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数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王国维论学集》第413页）
这可能是罗振玉一生最得意之一笔。是他劝导王国维专心研究国学的，是他训练出了王国维并使其成为国学大师的。是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大师之能力就是在于培养超过自己的大师。罗振玉一生最大之功劳恐怕就在于此。罗振玉认为他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王国维。王国维“闻而惧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医《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欲北面称弟子”。罗振玉说他给王氏以更大的支持，王氏既尽弃所学，罗氏“复尽出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恣公搜讨；复与海内外学者移书论学，国内则沈乙庵尚书、柯蓼园学士，欧洲则沙畹及伯希和博士，海东则内藤湖南、狩野子温、藤田剑峰诸博士及东西两京大学诸教授。每著一书，必就予商体例、衡得失，如是数年，所造乃益深且醇。”（《王国维论学集》第413页）由此可见，王氏的学术转向完全是由罗氏之劝导所致。虽说王氏由此尽弃所学而转向国学，但早年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时所打下的哲学基础，却使他终身受益。当然，罗振玉说的某些细节，恐怕仍需细考。如他说王国维反悔以前所学不怎么样，一气之下，把随身携带之百余册《静安文集》付之一炬。学界有人怀疑这是罗氏臆造，复有人认为罗氏无必要伪造事实，而王氏极有可能烧毁以前之书，他日后不再提早年之学术成果，可算一个证据。但据蒋复璁回忆，他于1924年与王国维初识，后来常去王氏家问学，有一次谈到早年搞西学、作翻译时，王氏从书架顶层抽出一本书递给蒋氏，原来是《静安文集》，内有译文，有论康德、叔本华之文章。后来重版的《静安全集》却没有收入。蒋氏遂推测，罗振玉说王国维在日本把《静安文集》百余册全烧了，为何王氏书架上还有《静安文集》？当然，这个理由未必充足。因为烧了可以再买，或王国维难道不能留几册以作纪念？!尽管这是一段疑案，王国维的学术转向却是事实。
五、你中有我与我中有你
王国维与罗振玉不愧是亲密朋友，在学问上相互探讨切磋，有时确也难分你我。1915年，罗振玉撰成《殷虚书契考》，全书凡六万余言，是一部研究甲骨学之著作，内容上多采王国维之说。在后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学界流传一种说法，认为该书系由王国维代笔，直到陈梦家找出罗的手稿得以确认后，此风波才算平息。罗氏写成此书后复请王氏校写，并让王氏为该书撰写前序后跋各一篇。王国维当仁不让，对罗氏大为推崇。在序中称此书为“此三百年来小学一结束也。”王国维在后跋说：“夫先生之于书契文字，其搜集流通之功，盖不在考释下，以小学言，其有功于篆文者，亦不让于古文。然以考释之根柢在文字，书契之文字为古文，故姑就古文言之。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王国维继续写道：“物既需人，人亦需物。契之出，适当先生之世，天其欲昌我朝古文之学，使与诂训、《说文》、古韵匹，抑又可知也。”（《观堂集林》外二种，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712、713页）其实，王国维写的这些话，既适合罗振玉亦适合于王氏本人。因为现代人从地下挖出了宝贝：书契。使搞古文献研究的人都有米下锅了。这不，罗振玉既经做出了一锅香喷喷之米饭，等大家前来品尝。这锅饭名之曰《殷虚书契考》，王国维品尝后不禁大加赞赏，撰一首《题〈殷虚书契考释〉》：“不关意气尚青春，风雨相看如怆神。南沈北柯俱老病，先生华发鬓边新。”（《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563页）罗氏时49岁，但已满头银发，至于沈曾植、柯劭忞两位学者更是老病在身。王氏将罗氏著作抄写一遍，交付石印，后人即以为罗氏此书乃是王国维所撰，为之感恩而献给了罗振玉。这就是那庄公案之由来。
1915年春天，王国维携眷归国，回浙扫墓后即返沪。不几日罗振玉亦返沪，将赴河南安阳、洛阳考察甲骨文出土遗迹，邀王国维同行，因王氏正患病而未果。罗振玉复介绍王国维与沈曾植相识，后王国维撰《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成书，即受益于沈氏在古韵学方面之启发。不久，王、罗同返京都。返回京都后，王氏一直住在罗家，生活多有不便，东京物价猛涨，王氏不愿意再拖累罗家，乃应上海富商英籍犹太人哈同之邀，返沪就任仓圣明智大学《学术丛编》编辑之职。于是，王国维于第二年即农历丙辰年（1916年）正月初一，向罗振玉贺岁并告别。第二天，携长子王潜明回国。临走时，罗特意从大云书库中选出若干复本书相赠，王国维在《丙辰日记》中对此有记载。说来亦是，政治风浪迫使王国维出国，生活风浪迫使王国维回国。在京都期间，结识了许多朋友，生活虽说清贫，但学术成果，可谓平生之最，这是王氏最能聊以自慰的。但是，学术转捩是他最大之心灵震荡，因为王氏毕生是以学术为生命的。王氏一转向便做了第一流之业绩，著述之多，为一生之冠。
王国维与罗振玉每次分别皆有大量书信往返，这次自京都分别，亦不例外。王国维在返沪之客轮上，即给罗振玉寄出几封信，讨论石鼓文字之破译。到沪后将自己观古玩字画之信息亦写信告诉罗振玉。从他们通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共同之学术命脉，亦可窥见两位国学大师治学逐步深入的轨迹。1916年11月，王氏撰成《汉代古文考》三卷，首次提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罗振玉有怀疑。钱玄同激烈反对，认为是无稽之谈，但王国维不为所动，坚持己见。直到最近几十年，从长沙等地发现楚墓残简，侯马发现朱书玉片，把它们与三体石经所谓古文相互对勘，才发现脉络完全相通，王国维之结语遂成定论。如前所述，王、罗之学术，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得益彰。王国维所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是他的一部最重要的甲骨学著作。有学者早已评价道：“卜辞之学，至此文出，几如漆室忽见明灯，始有脉络或途径可寻，四海景从，无有违言。三千年来迄今未见之奇迹，一旦于卜辞得之，不仅为先生一生学问最大之成功，亦近世学术史上东西学者公认之一盛事也。”（《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页）王氏在完成该著作过程，亦是一再与罗振玉讨论、反复探索和考证之结果。王国维考定卜辞中先公先王共十三人之名字。罗振玉看到此稿后惊为绝作，两度复函，且进一步释读了卜辞中之“上甲”二字。罗振玉在1917年4月6日致王国维的一封信中说：
忆自卜辞初出洹阴，弟一见以为奇宝，而考释之事，未敢自任，研究十年，始稍稍能贯通，往者写定，尚未能自慊。固知继我有作者，必在先生，不谓捷悟遂至此也。上甲之释，无可疑者。（《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254页）
王国维后来复获许多新资料，可以补正前说，乃撰成《续考》。此时之罗振玉仍在日本，王国维给他写信，除了讨论学术问题，还讨论政局，还谈关于书画生意方面之问题。书画生意，罗振玉经营了很久。王国维精通书画，当然可以帮罗氏一把，遂从国内代罗氏购买书画寄往日本。偶尔自己亦购买一些书画，请罗氏在日本代售。在1918年7月22日，王国维为罗振玉的《校刊群书叙录》撰写了一篇序，历数罗振玉的学术与经典珍藏。王国维写道：
近世学术之盛，不得不归诸刊书者之功。刊书之家，约分二等：一曰好事，二曰笃古。若近世吴县之黄、长塘之鲍、虞山之张、金山之钱，可谓好事者矣。若阳湖孙氏、钱唐卢氏，可谓笃古者矣。然此诸氏者，皆生国家全盛之日，物力饶裕，士大夫又崇尚学术，诸氏或席丰厚，或居官师之位，有所凭藉，其事业未可云卓绝也。若夫生无妄之世，小雅尽废之后，而以学术之存亡为己责，搜集之、考订之、流通之，举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极天下之至艰而卒有以达其志，此于古之刊书者未之前闻，始于吾雪堂先生见之。（《观堂集林》外二种下册，第713页）王国维在这篇序里还继续说道，孙卢诸氏刊书，好比人臣做官守法，算不卓绝；而罗振玉就不同了，神物宝书既然发现了，与世道不大相应，但既然老天出此书于人，怎好忍心任其自生自灭呢？故罗振玉在乱世刊书，其奇节宏略，好比人纪存亡之所系，上天不惜生一两个人物出来以维护之。王国维历数罗振玉之业绩，罗先生校刊之书，不下数百种。罗氏自己有四本著作在学术上贡献最大。一是《殷虚书契前后编》，二是《流沙坠简》，三是《鸣沙石室古佚书》，四是《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王国维认为，此四部书随便拿出一部，亦抵得上孔壁汲冢里发现之东西。王氏此种赞语，恐怕不算过誉。王、罗二人，缘分很深。学术和友谊能发展到如此一步，洵属不易。
六、由学术交往至儿女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