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阅读陈寅恪的史学专著及史学论文时，常常感到陈寅恪不仅考据精湛，而且内容也彼此呼应，牵一发而动全身。他认为唐代“蕃将”问题不仅仅与“府兵”之废弛有关，而且它与唐代整个社会政治结构之变化关系极为密切。由于当时之胡人与胡将逐渐兴起，势力不断增大，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实已分为两部：一为胡族与胡化汉人区，另一为汉族与汉化胡人区。由此导致山东士族不但于武则天之后政治势力日益下降，而且于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力量也告消失。陈寅恪于五十年代尝借李栖筠一家从河北徙居洛阳一事，讨论河北士族豪强，因受塞外胡骑之压迫。不得不抛弃祖宗坟墓而远行。由此又导致社会经济来源中断，李氏子孙如吉甫、德裕不得不举进士科，其社会政治阶级亦因此而转变，诚如陈寅恪所指出的：“举进士科，则与其他高宗武则天后新兴之士大夫阶级利害冲突。此山东旧族之李党所以与新兴词科进士阶级之牛党不能并存共立之主因。然非河北士族由胡族之侵入，失其累世之根据地，亦不致此。斯则中古政治社会上之大事变，昔人似未尝注意。”（陈寅恪：《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8页）而陈寅恪能因李氏自赵徙卫一事，说明这一重大事变，由近及远，释其本末。由此我们可知，唐代为门第贵族阶级逐渐下降，科举出身士人逐渐上升之过渡时期。到宋代科举士人政治乃完全确定。
人口之大迁徙和社会流动之大结果，即是开创了唐玄宗之新时代。所谓“关中本位政策”已完全破坏，府兵制亦随之解体，地方势力逐渐增强，皇室与外朝之将相亦相继分立，中央与地方亦成两张皮，安史之乱后此离心倾向更加明显，所以陈寅恪谓“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第203页）即是指此。在政府中，则由文学进身之士控制朝政，逐渐形成“新兴阶级”，从而导致新进士与旧士族之冲突，“文学”与“经学”之冲突，终导致牛李党争。沈曾植尝谓“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第275页）。陈寅恪可以说将政争党争之来龙去脉论析得淋漓尽致。关于元和以降党争之演变，陈寅恪有极精辟之分析：
鄙意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阉寺为两派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派进而乙派退，或某一时乙派进而甲派退，则外朝之士大夫亦为两党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党进而乙党退，或某一时乙党进而甲党退。迄至后来内廷之阉寺“合为一片”（此唐宣宗语，见下文所引）。全体对外时，则内廷阉寺与外廷士大夫成为生死不两立之仇敌集团，终于事势既穷，乞援外力，遂同受别一武装社会阶级之宰割矣。（第304页）
至此陈寅恪对李唐一代政治势力之兴衰，对各党派势力之争端，有了极为深入而清晰的分析。陈寅恪考证分析这些复杂之因子时，相互照应，有条不紊，奠定了唐代政治史研究之坚实基础。陈寅恪不仅只在唐代政治史这个学术领域有所发明，而且拓展和延伸了中国史学史之视野。陈寅恪不只从汉族看国史，而且亦从外族看国史。在陈寅恪看来，唐代灿烂的文明显然是胡汉共同创造的，外族对唐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学术等领域的发展与兴衰也有着密切之关系，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论及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时，指出唐代文明之兴衰与边疆各族之兴衰是相呼应的。陈寅恪指出：
中国无论何代，即当坚持闭关政策之时，而实际终难免不与其他民族接触，李唐一代与外族和平及战争互相接触之频烦，尤甚于以前诸朝，故其所受外族影响之深且钜，自不待言。（第347页）
四、李唐氏族之论引起学界轰动
关于李唐氏族之问题，陈寅恪虽不以李唐之世出自华贵门第，但亦不以源出胡种说法为然。“李熙天锡父子二世所娶张氏及贾氏又俱为汉姓，则其血统于娶独孤窦氏等胡姓之前，恐亦未尝与胡族相混杂也”。（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第342页）至于李唐先人李虎曾赐姓大野一事，在当时汉人得赐胡姓的实在很多，当然不能据此以推论李唐原是塞外“异族”。学界亦有人不能接受陈寅恪关于李唐原是汉族之说法，认为李唐源流出于夷狄；但陈寅恪还是能从李唐先世之葬地，解决这一问题。因当时迁居洛阳之胡姓，不得归北，所谓“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陈寅恪论析道：
今则其所葬之地北不在恒代，南不在邙岭，乃在后魏南赵郡之广阿。唐代赵州之昭庆，而又父子共茔，显是族葬之遗迹。然则李唐先世果如金井氏（日本学者）之说，出于代北叱李部迁洛后改为李氏者欤？（陈寅恪：《三论李唐氏族问题》，《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47-348页）
陈寅恪的这一反问，有力地反驳了李唐出自夷狄说，并且考定李渊以前李唐血统尚未与胡族混杂这一关键问题。当然，陈寅恪虽有力证成此一新说，但仍自称是假说。他说：
总之，寅恪之设此假说，意不仅在解决李唐氏族问题，凡北朝隋唐史事与此有关者，俱欲依之以为推证，以其所系者至广且钜，故时历数载，文成万言，有误必改，无证不从，庶几因此得以渐近事理之真相，倘更承博识通人之训诲，尤所欣幸也。（陈寅恪：《李唐武周先世事绩杂考》，《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2-313页）
陈寅恪对李唐氏族问题之看法既出之后，在学术界立即引起轰动，当然也有不少反驳者，其中朱希祖攻之甚力，但并未能举出对立之新资料，多在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此处不赘，仅举一事例，足见陈寅恪之幽默及宽广之胸怀。陈寅恪的弟子罗香林娶朱希祖之女，陈寅恪推荐罗香林撰写《唐太宗》一书，尝戏告旧中央大学之同学说：“我料罗先生，于开始撰作时，对李唐皇室的姓氏问题，也必极难下笔。到底依照老师的说法好呢？还是依照岳丈的说法呢？”说罢大笑。（罗香林：《回忆陈寅恪》，载《追忆陈寅恪》，第108页）就李唐氏族问题与陈寅恪持相反意见者还有隋唐史名家岑仲勉，岑氏复不以李唐源出赵郡之说为然。岑仲勉在其名著《隋唐史》中反驳道：
同姓而因缘攀附，是陈氏所承认之事实，如果李唐出自赵郡，则赵郡之李，方攀附不暇，庶姓更不敢小觊。何以皇族反不及赵郡之可贵，而太宗有“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之语。……况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虽暂改河南郡望为京兆，但到唐时已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赵郡，又何爱于陇西而坚持不改？陈氏之说，殊未可信。（《隋唐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90页）
在这里，岑仲勉显然使用的是“推理”方法而非“事实”证据来反驳陈寅恪，因此，于陈寅恪所举之两大“实物证据”，即赵州昭庆李熙、天赐之陵墓，以及河北隆平唐光业寺碑所载颂词，皆未能加以反驳，未提出新证据。当然，陈寅恪对此一研究成果并非满意，故晚年自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时，有关李唐先世三论均在删除之列，而蒋天枢达其师意仍旧编入。陈寅恪的意思是自编文集应该去芜存精，而蒋天枢则是雅不欲有遗珠之憾。
陈寅恪对诗人李白氏族之考证，也可以说是他对唐代氏族源流研究的学术成果。陈寅恪猜测李白亦依托为凉武昭王之后裔，其实并不生于中国，而生于西域；李白随父母从西域迁居时也至少已有五岁。而且太白至中土后方才改姓李氏为什么要改姓氏呢？陈寅恪认为是其父之所以名客者，殆由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因以胡客呼之，遂取以为名，其实非自称之本名也。夫以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载《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6月版。第313页）这一考证，引起学术界之极大关注。原来，中国的伟大诗人李白并非中国人，争论自亦难免。争论之焦点并非在于李白是否出生于西域，而是太白究竟是胡人还是汉人。詹镆赞同陈寅恪之论。并另举旁证数则，进一步予以证实。陈寅恪殁后，郭沫若出版《李白与杜甫》一书，力捧李白，自不以李白原是胡人之说为然，讥说陈寅恪武断。郭沫若认为李白确出生于中亚之碎叶，但肯定是汉人。但郭沫若之论述毫无根据。郭沫若认为：“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入蜀时年已五岁，何以这位胡儿能够那样迅速而深入地便掌握了汉族的文化。”（《李白与杜甫》，第7页）就说太白是胡人，五岁开始“诵六甲”，进而掌握汉文化，这完全是可能的。不一定需要天才才能够做到。陈寅恪在《书唐才子传康洽传后》一文中尝谓：“洽，酒泉人，黄美丈夫也。盛时携琴剑来长安，谒当道，气度豪爽。工乐府诗篇，宫女梨园，皆写于声律。玄宗亦知名，尝叹美之。”（文载《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15页）陈寅恪在这里所说之康洽，很显然是胡儿，来到长安后很快便可以创作乐府诗篇，“宫女梨园皆写于声律”，并得到玄宗之赞叹，可以说，康洽是深深地掌握了汉文化，此一例子恰有力地反驳了郭沫若。康洽可能，李太白为什么不能？
五、关中本位政策问题之独见
关于关陇集团及此集团为主的关中本位政策问题是陈寅恪研究的主要方面，陈氏在此一方面颇有所得。陈寅恪认为李唐以关陇起家，以关陇为中心，并非说高官厚爵尽属关陇人士。陈寅恪指出：“唐代统治阶级在武尚未破坏‘关中本位政策’以前，除宇文泰所创建之胡汉关陇集团胡汉诸族外，则为北朝传统之山东士族，凡外廷士大夫大抵为此类之人也。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因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惟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第259页）陈寅恪认为“关陇”乃唐室政权之基础，为胡汉杂糅之集团；而“山东士族”乃一传统之社会力量，以礼法门第自高，唐代自建国以后，此一社会力量一直保存下来，这也是惟一可与“关陇集团”抗衡之势力。惟有不同的是“山东士族”所争的是社会道德与家庭之声誉，中心不在政治，很多士族甚至有意离开仕途，仍保持其公众之影响力。正因为如此，唐太宗要采取压制山东旧族之政策，但压制其族，并非排挤其族之人，还是尽量采用拉拢之政策，为我己用。不过，唐太宗虽然采取此压制性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因初唐甫立，关陇集团不得不援引文化水平较高之山东旧族，畀以官职，为其所用。至武后为打击关陇集团，始盛倡科举，已经引进了更多的山东士族与江左之人了。至于关中本位政策，其实也是一种内重外轻政策，所以陈寅恪说唐代于此政策变易以前，其政治革命惟有在中央内部发动才有可能成功。
关陇集团是唐代初年之政治重心，而府兵制又是关陇集团之支柱。陈寅恪认为“府兵”乃鲜卑遗制，已是定论。柳诒徵、谷霁光诸家皆认为是兵农不分，或兵农合一。此一点，柳诒徵在其名著《中国文化史》上卷《授田之制（附兵制）》一节有详细之论述，谷霁光也在其专著《府兵制度考释》中有翔实之考辨，此处不引。只引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兵制》一章的一段话，便可一目了然矣。陈寅恪写道：
开皇三年令文却应取前此保定元年令文胡注中境内兵民合一之义以为解释也。夫开皇三年境内军民事实上已无可别，则开皇十年以后，抑更可知，故依据唐宋诸贤李、杜、马、胡之意旨，岂可不谓唐代府兵之基本条件，即兵民合一者，实已完成于隋文之世耶？（第154页）
